目前，關于中國價格形勢的看法出現分歧。一些研究機構和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通貨膨脹壓力較大，應該采取加息等應對措施。但另一些經濟學家則認為由于消費價格的上漲主要是受食品價格上漲的帶動，價格上漲幅度勢頭不可能持續太長時間，因此不必驚慌失措。

　　對此，作者認為，造成這種分歧的關鍵點則在于究竟用CPI還是所謂核心CPI來判斷價格的走勢。在我國現階段，判斷消費價格走勢，應該主要依據CPI的變化情況，而不應該像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那樣，用核心CPI來判斷消費價格走勢，核心CPI只能用來幫助判斷消費價格的長期走勢。

　　□張永軍 　　

　　2007年以來，我國居民消費價格(CPI)上漲幅度迅速加大，從3月份開始持續超過3%的年度調控目標，7、8月份連續兩個月突破公認的可承受通貨膨脹率界限值5%，8月份當月同比漲幅達到6.5%,9月份雖然較8月份略有回落,但同比上漲幅度仍然高達6.2%。從消費價格構成情況來看，食品價格上漲迅速加快，與非食品價格漲幅的差距越拉越大，是帶動消費價格上漲的重要因素。

　　形勢判斷分歧的關鍵點

　　在此背景下，經濟學家們關于中國價格形勢的看法出現了分歧。比較多的研究機構和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通貨膨脹壓力較大，應該采取加息等應對措施。但有的經濟學家認為由于消費價格的上漲主要是受食品價格上漲的帶動，價格上漲幅度勢頭不可能持續太長時間，因此不必驚慌失措。

　　持后一種觀點的經濟學家認為：現階段我國的通脹壓力還不大，此次食品因素引起的通脹壓力是不可持續的，不必引起恐慌。我國CPI的增長，是由食品類帶動的，3.2%的增幅中有2.5個百分點是食品帶動的，剩下的七大類總共才上漲0.7個百分點。而食品類的增長并不是需求增大引起的，而是供給量減少引起的，所以眼下還是要解決供給量的問題。與這種觀點相呼應的是，國家統計局發言人在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發布會上也表示：“按國際慣例，如果我們從CPI里扣除食品和

能源項目，核心居民價格指數僅上漲0.9%。大家都知道，食品和能源價格變動有時候不是因為市場供求關系引起的，比如說糧食價格，有時可能是由于氣候變化引起的，能源價格有時可能是由于戰爭因素引起的，扣除以后，就是我們通常講的核心居民價格指數，才真正反映市場供求關系這一指標的價格狀況。”

　　可以看出，關于中國價格形勢的看法出現分歧的關鍵點在于究竟用CPI還是所謂核心CPI來判斷價格的走勢。

　　核心CPI的由來

　　所謂核心CPI，至今沒有明確的定義，經濟學家們使用核心CPI，主要是在兩種意義上來使用。一種含義是指消費價格的上升趨勢或者說是指消費價格中變化較為穩定的成分。另一種含義是指受需求拉動而發生的消費價格上漲的幅度，其核心思想是認為那些受供給原因暫時上漲的商品價格，不影響價格上漲的長期趨勢，為了準確判斷價格上漲的長期趨勢，應該將其影響扣除。由于在消費價格的構成成分中，食品和能源部分的變動幅度遠遠高于其他部分的變動幅度，因此，目前計算核心CPI的常用方法是從CPI中扣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變化來衡量。

　　依靠核心CPI來判斷價格形勢這種方法最早是由美國經濟學家戈登(Robert J.Gordon)于1975年提出的，其背景是美國在1974年-1975年受到第一次石油危機的影響而出現了較大幅度的通貨膨脹，而當時消費價格的上漲主要是受食品價格和能源價格上漲的影響。當時有不少經濟學家認為美國發生的食品價格和能源價格上漲，主要是受供給因素的影響，受需求拉動的影響較小，因此提出了從CPI中扣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變化來衡量價格水平變化的方法。從1978年起，美國勞工統計局開始公布從消費價格指數和生產價格指數(PPI)中剔除食品和能源價格之后的上漲率。

　　此后，核心CPI逐漸成為美國宏觀經濟分析中較為常用的術語，1981年就出現了以核心CPI為書名的專著。但是，就是在美國經濟學界，關于是否應該從CPI中扣除食品和能源價格來判斷價格水平，至今仍然存在很大爭論，反對者大有人在。

　　是CPI而非核心CPI

　　筆者以為，在中國現階段，判斷價格走勢，應該主要依據CPI而不是核心CPI，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在我國CPI中食品所占比重較大，比能源所占比重要大得多，CPI與核心CPI的差異主要是由食品價格造成的。因此，下面筆者主要圍繞影響食品價格的因素來論述為什么應該主要依據CPI而不是核心CPI。

　　首先，我國糧食價格受社會總需求的影響較大。我國當前處于快速工業化時期，投資處于高增長階段，大量投資使得每年有大量土地從農業用地轉變為非農業用地，農業用地和非農業用地之間存在較強的此消彼長關系，而這種此消彼長的關系，主要取決于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速度，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速度又對社會總需求擴張的步伐產生重要影響，因此，我國糧食價格受需求影響的途徑較西方國家更為復雜(在西方國家，尤其是像美國、加拿大等土地資源較為豐裕的國家，農業用地受投資增長的影響很小)。而我國糧食價格不僅是在經濟增長較快時，因居民收入增長較快，從而對食品的需求增長較快；而且，我國糧食產量受到播種面積的影響較大，糧食播種面積的變化從長期趨勢上又受到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影響，因此，糧食價格的變化還受到社會總需求擴張的間接影響。

　　其次，我國其他農產品價格受社會總需求的影響也比較大。生豬、雞、魚蝦等產品的飼養和果樹的種植，相對而言要比糧食種植投入更多的勞動，現階段我國在快速工業化的帶動下，城市化也在快速發展。城市化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是農民工進城從事非農產業的工作。當全社會投資增長較快、工業生產增長較快的時候，非農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就會較為旺盛。農民工進城從事非農產業工作的機會就會較多，工資待遇也會比較好一點。在這種情況下，非農產業投入的勞動力較多，相應就會使得從事種植和養殖業的農民減少，從而影響對農業的勞動投入，使得農業產出受到影響。因此，社會總需求的變化還會通過對勞動力供求平衡狀況的影響，進而影響到對農業的勞動投入和農產品產量和價格。

　　為了驗證我國食品價格受到社會總需求的較大影響，筆者進行了計量分析。根據筆者所做的計量分析，我國食品價格的變化滯后于由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狹義貨幣供應量、工資性現金支出和生產資料價格所合成的價格先行指數，上述指標除了生產資料價格之外，其他指標都與食品價格沒有直接關系，主要受社會總需求狀況的影響，但他們確實領先于食品價格的變化，這樣的計量分析結果，與我們上面所做的定性分析結論是一致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的結果都表明，我國食品價格并非主要受供給因素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受社會總需求因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