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磊

　　作為一種經濟結構的變化過程，城鎮化是一系列經濟要素配置方式的重新組合的過程。城鎮化雖然主要依托勞動力遷移或就業結構演變，但同時必然涉及土地非農化和金融資源配置方向轉變等其他要素的變化。中國的城鎮化基本伴隨經濟體制改革而發展，迄今已走過近三十年歷程。在當前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城鄉綜合改革試驗區為代表的城鄉一體化階段，我們需要正確認識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的金融要素配置問題。

　　一、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金融需求結構演變

　　在城鎮化進程中，金融的第一個特殊性質在于金融服務的異質性，這是工業化和產業結構演變的必然要求，也是勞動力就業結構變動的根本出發點。首先，城鎮化是一種經濟結構的演變過程，就中國而言，體現為土地、勞動力和資金要素的重新組合，這就需要金融資源配置發揮預調甚至引領作用。其次，農業產業結構的變化是一個風險和收益并存的過程，我們可以觀察到比較成功的結構調整，也可以看到受要素稟賦和自然條件約束下的艱難轉型，這些風險最終都可能落實為金融風險，因此，農村金融更多地需要準確的金融資源配置而不是數量上的增長。第三，城鎮化伴隨的是持續且規模龐大的剩余勞動力轉移過程，其中蘊涵著對農村金融發展的巨大潛在需求，也意味著金融在體制、機制和業務發展上存在較大的空白。綜合起來看，金融體制的最大問題不在于覆蓋面的空白和業務總量不足，而在于依托靜態金融發展邏輯而形成的真正服務于經濟結構調整的現有農村金融服務種類的嚴重不足，由此造成了較大的發展缺陷。

　　(一)城鎮化進程中對金融資源配置的自發性傾斜

　　如果我們深入觀察農村經濟發展和演變的內在邏輯，就可以發現農村金融的覆蓋面問題不是農村金融發展的主要障礙。根據中國

銀監會統計：截至2006年末，全國縣及縣以下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營業網點共計111302個，占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網點總數的56%；縣及縣以下農村地區的各項存款余額8.5萬億元，占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的26%；縣及縣以下農村地區的貸款余額4.8萬億元，占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的21%；縣及縣以下農村地區的各類農戶貸款余額1萬億元，有8700多萬戶農民獲得貸款支持。從結構看，城鄉金融在表面上存在較大“失衡”：一是縣及縣以下農村地區人均金融網點的資源占有率低。二是金融服務資源難以延伸到鄉鎮一級的農村地區。三是鄉鎮的金融市場沒有形成有效競爭。

　　但上述失衡并不一定就是一個不良現象，恰恰相反，城鄉金融資源配比上的不平衡是任何市場經濟國家或新興市場都必然面臨的客觀現象。更進一步看，金融資源配置往往具有引導其他要素流動的預調作用，所謂“失衡”本身是中國經濟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必要金融推動力。按照農村人口每年下降2個百分點計算，到2010年左右，我國的城市人口占比將超過農村人口，長期以來我國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三七開的基本比例將不復存在。如果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是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主流，那么，我們對失衡的擔心就略顯多余：第一，這種失衡本身就體現為一種預調性的金融資源配置，金融網點和金融資源向小城鎮集中本身體現了農村經濟發展的必然方向。第二，在傳統農業區向小城鎮過渡并最終完成城鄉一體化的過程中，原有農村金融機構自然會按照商業化和市場化原則演變為城鎮金融。而當前的覆蓋面是市場選擇的必然結果。

　　(二)城鎮化進程中的金融服務需求結構演變

　　正是由于我們面對的是中國農村的城鎮化進程，但對農村金融發展的關注主要仍集中于信貸資金投入總量的增長上，因此，盡管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員在農村金融層面上的思考都提到了包括農村信貸、農業保險等廣義農村金融服務，而在事實上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傾向于用農村金融機構數量和涉農貸款總量作為衡量農村金融發達程度的標志。這就隨之產生了三個不容忽視的問題：第一，由于信貸投入成為支農績效的體現，則支持“三農”發展的金融資源往往被作為公共產品而被過度使用。第二，與扶貧開發性資源在全球范圍內遭遇的困境類似(扶貧救濟資源往往被支配者使用，在農村金融領域則體現為法人治理上的內部人控制)，農村金融資源配置存在較大的不公平性質——即使這種不公平似乎是為了追求某種效率，比如支持大農戶和農村企業。第三，信貸機構高度發展，而風險管理型金融組織卻持續跟不上趟，時至今日，我們的農村金融體系依然以傳統商業銀行為主，但很少有人對以下問題感興趣：農村金融的基本風險特征與城市金融到底應該存在怎樣的差別？信貸機構的發展對農村城鎮化的有效支撐是毋庸置疑的，作為這一枚硬幣的另外一面就必然是，廣大的傳統農戶在產業結構調整中也就很難真正得到金融支持。就此，我們有必要從金融需求結構的動態演變中設計面向城鎮化的農村金融體制。

　　第一，農戶收入的總量和結構變化是農村金融機構的重要決策變量。據相關統計，2007年上半年農民人均現金收入2111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3.3%，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1.4個百分點。其中，農戶的收入呈現結構性增長態勢：一是工資性收入增長較快，特別是外出務工收入成為增長最快的收入來源。二是農產品銷售收入波動較大，收入受市場因素影響顯著。三是二三產業收入穩定增長。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的基本結論是，在城鎮化和農業產業化進程中，農戶畢竟是收益主體，緊緊圍繞農戶收入的增長和收入結構變化實施相應的金融資源配置和風險管理應該是農村金融機構必須把握的機遇。

　　第二，在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居民收入結構變化的可持續性意味著農村金融機構的風險。我們以農村經濟較為發達的廣東省為例，2007年上半年廣東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3080.3元，同比增加181.3元，增長6.3%，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4.9%。但廣東農戶的收入結構呈現以下突出變化：一是工資性收入增速回落。二是非生產性現金收入繼續保持快速增長。這說明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事實：在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戶必然面臨從單純依賴勞動力收入向依賴資本和土地收入演變的體制性轉變過程，這意味著農村金融也必然從依附于勞動力收入的農戶小額信用貸款模式向依附土地和資本的抵押貸款模式轉變。其中必然蘊涵著一定的商業風險和金融風險，但更多地意味著金融創新機會和獲得超額利潤的可能性。

　　二、城鎮化進程中的金融服務創新

　　那么，基于城鎮化進程中農戶收益模式的總量和結構變化結合中國的農村經濟和金融現狀，怎樣的金融組織體系才是兼具符合農村金融需求特征和城鎮化發展內在需求，又不具備發展阻力的理想狀態？我們認為，考慮到市場化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基本方向，農戶收入結構和要素稟賦都將發生較大變遷，在商業性農村金融發展上，至少可以給出四種目前處于空白的機構形式。同時也就意味著中國有必要在現有農村金融體系的基礎上發展符合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需要的新型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體系。

　　(一)主要從事匯兌等中間業務的金融服務組織體系

　　當前，農業銀行已經擁有覆蓋全國的農村金融機構網絡，而農村信用社也一直試圖建立一個龐大的全國性體系，其出發點是在以信貸為主體的背景下，規模越大則抗風險的能力越強。事實上，在城鎮化的初級階段，勞動力收入是農戶的主要收入形式，由于勞動力流動所衍生的匯兌業務才是目前農村金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當然，中央銀行已經在盡力推動農民工銀行卡工程，但是，金融服務還遠遠沒有覆蓋與農產品異地販運、具有個體工商戶或微小企業性質的農戶自我就業所引致的支付清算等領域。值得思考的是，在明清兩朝，江南工商業地區多信貸類錢莊，而欠發達的“外出打工”地區(如山西和安徽等省)多匯兌類票號，這客觀反映了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對金融服務的要求。因此，當前仍然以信貸機構為主的農村金融發展政策或許對東部發達地區的農村金融機構起到了錦上添花的作用，但無助于中西部農業省份以及發達省份欠發達縣域的農村金融發展——因為供給沒有反映需求。

　　(二)農村金融機構應該是主要從事創業性投資的風險投資機構

　　我們同樣從農戶收入模式中可以觀察到，在城鎮化過程中，農戶收入的主體必然從勞動力收入向土地和資本收入轉型，其中存在兩種可能性：一是在小城鎮化和農村工業化過程中，農戶依托潛在的企業家才能實施創業，其經濟學含義是把自身的勞動力優勢逐步轉化為人力資本優勢，這就需要相應的金融服務配套。二是在城市邊緣的農村全面城鎮化過程中，農戶依托自身擁有的土地資源進行創業，小到收取租金，大到創辦企業，這就需要金融機構根據農村經濟要素稟賦的變化靈活地進行產品創新。因此，農村金融與城市金融在機理上完全不同，但我們持續按照商業銀行的方式管理農村金融機構，這是值得反思的。通常，信貸機構的決策行為取決于客戶的信貸記錄、資本金和抵押擔保狀況，而農戶往往不具備信貸交易得以發生的基本要件，于是我們必然面臨一個困境：要么不按信貸風險管理規則辦事，盲目投放信貸；要么惜貸，導致資金外流。考慮到缺乏信貸記錄的資金投放特點，一些創新形式是發展擔保組織，但擔保機構很難在事實上形成信息優勢和交易行為控制優勢，反而成為不具備風險管理能力的風險承擔者。因此，如果我們換一種思路可以發現，農村金融組織在一定程度上屬于創業性風險投資機構，這就需要不同于商業銀行的管理機制———比如金融機構參股農村經濟組織(包括合作經濟組織)，更緊密地參與農村經濟主體的決策，這樣既可避免客戶缺乏資本導致的對信貸資金的濫用，又可避免因缺乏信貸條件而遭遇融資障礙。這就要求我們的金融服務不是簡單的信貸，而是創業融資，也就需要我們從法理上進行修正：如存款類機構不得參與實體經濟組織股權，但創業投資機構則可以；那么，如果農村金融機構可以吸收存款并以一定份額投資于農村經濟組織，或許需要我們從非信貸機構而是綜合性金融機構的角度觀察農村金融體系。但是，我們現在的監管原則和法規顯然還跟不上上述思考。問題在于，如果缺乏必要的風險投資管理形式，則農村信貸萎縮就是必然，同時，這也是民間融資始終在農村地區占據較大市場份額的原因，不是農村金融組織缺乏金融資源，而是其信貸管理不適應農村金融需求。

　　(三)主要從事產業投資的開放式信托基金

　　中國的城鎮化模式是多樣性的，同步城鎮化、過度城鎮化、滯后城鎮化和逆城鎮化并存，但在廣大中西部地區，主要存在的是同步城鎮化和滯后城鎮化兩種形式，具體表現為大中城市規模與經濟增長同步發展，同時存在鄉村的小城鎮化。城鄉一體化進程一般都依托“一縣一業”或“一鄉一品”的發展模式，其內在含義是主導產業與城鎮化互為表里。這就要求存在某些專業性的產業投資機構和風險管理模式服務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可以考慮的設計方案是，突破城鄉金融資源畫地為牢式的金融機構制度安排，以現有的農村金融機構為基礎，在全省成立專門的產業投資基金，其作用在于：第一，讓基金投資者(包括城市居民)真正分享城鎮化和農業產業化所帶來的經濟剩余。第二，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地區現代產業發展的金融約束。第三，通過投資基金實現專業化的風險管理。

　　(四)主要從事系統性信貸風險的再保險機構

　　即便信貸類機構依然是今后的農村金融主體，考慮到農村經濟的特殊風險，必須存在一類系統性信貸風險的再保險機構，而這一機構應該是當前的農村信用社省聯社。省聯社管理與股東權益的沖突是一個潛在而必然的法律困境，但是省聯社應該發揮一定的風險管理作用。從殘留抗生素的多寶魚事件到檢測出蘇丹紅的禽蛋，從飼料價格上漲到豬肉價格的持續攀升，從干旱導致的歉收到水澇導致的絕收，對農戶收入的沖擊以及由此傳遞為農村金融機構信貸風險是一種必然，這種沖擊甚至不是農村金融機構可以承受的。此外，即使存在存款保險機制的背景，農村金融機構亦很難市場退出，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即使其可以退出，也缺乏新機構補充其地位，另一方面在于即使因降低準入門檻而出現新的信貸機構，此類機構依然沒有能力應對系統性金融風險問題。解決這一風險管理需求需要兩種創新：一是基于當前農村信用社省聯社體制和農村金融特有風險的考慮，我們可以設想以下的機制：一方面，縣級農村金融機構變上交管理費為管理費和保險費并存的方式，省聯社歸集信貸保險金(而不再是呆賬準備金)并承擔在信貸出現系統性風險(且只能是系統性風險)時提供面向縣域農村金融機構的財務支持。另一方面，農村金融結構在提供信貸時必須附帶相應的農產品價格和銷售信息等服務信息，盡可能降低系統性信貸風險。當然，這種信息服務本身就是涉農金融所特有的含義。二是利用信貸衍生工具管理系統性風險。基于農業銀行全面拓展縣域農村金融業務的歷史契機，盡可能快速發展信貸轉讓和信貸資產

證券化等信貸衍生產品，通過農業銀行按照市場化原則收購原有農村信用社的信貸組合，在全國性銀行間市場和證券市場轉讓農村信貸組合，既可拓展農業銀行的中間業務，又可利用全國性大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優勢全面重組涉農貸款。由此可以實現農村金融風險在全國范圍內的分散化。當然，上述兩種模式可以并行不悖地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