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建言■張青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我國8月份ＣＰＩ同比上漲6．5％，為1996年12月以來的最高漲幅，前8個月累計ＣＰＩ同比增長3．9％。從2月份開始，ＣＰＩ始終高于一年期人民幣存款利率。與此同時，中國人民銀行宣布自9月15日起提高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自9月25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是今年以來的第五次加息和第七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本次調整后，年內一年期存貸款利率分別累計上調1．35和1．17個百分點，達到3．87％和7．29％；存款準備金率達到12．5％，距離歷史最高值13％僅有0．5個百分點。

　　以上數據表明，自2003年以來在中央政府出臺了各種抑制總需求的措施后，投資增長過快、貨幣信貸投放過多、外貿順差過大、ＣＰＩ持續上漲的局面并未得到明顯改善。這就提出了一個非常急迫的問題：除了加息、提高

準備金率、發行央行票據、發行特別國債等金融調控工具以及各種稅收、補貼等財政調控工具外，我們還有沒有其他辦法控制通貨膨脹？

　　國家儲備——有別于財政貨幣政策的宏觀調控手段

　　二次大戰以后，各市場經濟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都是以現代宏觀經濟學需求管理為基礎而制定的。歷史表明，宏觀政策上的需求管理若再配以供給管理，政府對經濟的調控效果可能要好得多。不同于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供給學派的理論——諸如減稅之類其實仍屬需求管理范圍——真正從市場供給方面進行調節的宏觀政策不能離開一套儲備制度下的收儲與拋儲操作。回顧20世紀30年代格雷厄姆在《儲備與穩定》一書中閃爍的智慧之光，現代宏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政策將會增加不少新的更有效的政策工具。鑒于中國現階段經濟發展與體制轉型的特點，宏觀經濟失衡問題比較復雜，需求管理的宏觀政策局限性更明顯。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儲備制度，不僅對中國當前的宏觀經濟調控，而且對今后政府對市場運行的有效干預而言，政策工具及其組合將會更多。

　　格雷厄姆的觀點可以簡單概括為，與需求管理的財政金融政策相比，政府商品儲備則從實物形態上調整市場上某幾類主要資源品的供給量。決策者通過公共資金直接在市場上進行收儲或拋儲，有可能比需求政策表現出更直接、更迅速的效果來。

　　其實這種思想與我國古代就提出的積谷防饑，尤其西漢桑弘羊的平準之法類似，只是在現代經濟統計和市場傳導機制下，政策可能更具針對性，國內外市場更具關聯性，而政策效應更具有可觀測性罷了。在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由于長期存在物資匱乏和特有的國際國內局勢，政府儲備已經在應對各種突發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也就是說，只要對傳統計劃經濟時期的儲備制度進行改造，利用原有基礎設施和收拋儲操作經驗，中國建立一套適合自身特色的供給管理的宏觀政策是可行的。

　　例如，在宏觀經濟運行的核心指標之一消費物價指數�煟茫校桑犞校�我國目前的統計口徑下食品消費占到３３％的權重。那么，要控制物價上漲幅度，盡快穩定食品供求關系應為優先政策選項。無論是面粉、食用油、豬肉、禽蛋價格，還是其他相關食品價格，無一不是以糧食為原料或飼料生產的。所以，增加市場糧食供應量，改變糧食供求關系，穩定糧食價格成為當前解決問題的核心。國家糧食儲備，可以為實現此目標提供強大的物質保證。

　　在市場化和全球化條件下，國內市場的供給短缺可以靠進口彌補。但是當國際市場同時發生供給短缺時，國際市場價格上漲必然傳導到國內。本次糧食價格上漲，就是這種情況。而且應了一句流行語：“中國需要什么，國際市場就漲什么”。今年我國糧食產量實現連續三年增長，但是國際糧食市場卻供不應求。一方面有產量問題，另外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生物

能源對玉米、大豆等糧食的大量需求。在此情況下，惟有動用國家糧食儲備、生豬儲備等對市場進行干預，才能有效緩解國內價格上漲。

　　整合資源——構建“大儲備體系”

　　國家商品儲備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商品儲備，即國家作為后備而儲存的糧食、棉花、食糖、石油及其他重要農產品、工業原材料、能源等實物商品的總稱。其目的在于保障國家安全和宏觀經濟穩定。與儲備目的相對應，國家儲備又分為戰略儲備和經濟儲備。經濟儲備是指除了保障國防安全應對戰時突發事件外，為保證市場供應、避免價格劇烈波動而進行的物資儲備。

　　從供給管理角度看，要發揮國家商品儲備作為宏觀調控手段的作用，核心是提高儲備調控的效率、效益和效果。

　　當前形勢下，必須盡快建立集中統一的國家儲備體制，構建“大儲備體系”。在市場化和全球化進程中，應繼續深化對現有國家儲備管理機構的改革，構建具有戰略性、全局性、相互協調、密切配合的“大儲備體系”。集中國家的財力資源、商品資源、市場資源和管理資源，低成本高效率地運用國家商品儲備調控機制，在確保國家經濟安全的前提下，保證國內市場的穩定和整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將我國各類重要商品儲備管理和外匯儲備管理納入統一的國家儲備管理體系之中，成立“國家儲備委員會”，建立“國家儲備基金”。由“國家儲備委員會”負責各類商品儲備的決策、立法、監控，以及商品儲備和外匯儲備的統籌管理。將外匯儲備與我國未來長期短缺的能源和重要金屬礦產品儲備進行轉換，在外匯儲備規模和利率風險都日益擴大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戰略意義。目前我國的國家商品儲備體系不健全、儲備種類偏少、儲備規模偏小、儲備決策速度慢等問題，都與沒有專門的儲備基金相關。縱觀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都有不同形式或行業的儲備基金，如日本和美國的

石油儲備基金等。“國家儲備基金”由“國家儲備委員會”管理，基金數量根據儲備品種和儲備規模由國家立法確定，用于支付儲備商品貸款利息、支付儲運管理費用、彌補儲備商品吞吐和輪換過程中虧損。資金主要來源：財政預算、儲備商品使用稅、儲備輪換過程中的價差盈利收入、儲備資產經營收入等。如果非因戰爭或災害無償投放國家戰略儲備，而是因市場突變緊急動用戰略儲備，則回收資金也要歸入“國家儲備基金”專門賬戶，用來及時補充儲備。在時機成熟時，可考慮將政策性銀行的國家商品儲備貸款部分，也納入“國家儲備基金”統一管理。

　　與此同時，重新研究確定合理的國家儲備品種與規模。確定國家商品儲備品種的根本原則是國家需要。儲備品種的確定必須與國家宏觀調控目標相一致；必須與商品儲備的目的相符合；必須與國家經濟實力和財政承受能力相匹配。在市場化和全球化的新形勢下，我國國家商品儲備體系應包括的主要品種為：糧食、棉花、糖、石油、橡膠、進口依存度高的稀有有色金屬和黑色金屬、金屬礦產品等。儲備調控能夠帶來諸如保障國家安全、防止生產脫節、調節供求、平抑物價等宏觀調控方面的社會經濟效益，儲備規模越大，形成的效益總量也越大。但同時，儲備成本也越大。理論上，儲備規模足夠大，就能夠平抑所有的價格波動。

　　在國家財政承受能力內，必須有選擇地儲備商品，并在各種儲備品種之間統籌安排儲備資金，確定適當的儲備規模。儲備規模與儲備品種密切相關，在選擇儲備品種時考慮的因素，如儲備商品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生產的周期性、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供求彈性、可替代性、進出口可靠性等因素，在確定儲備規模時也必須加以考慮。

　　在市場化和國際化條件下，確定市場調控儲備規模，必須充分考慮進口因素。因為進口可以補充部分國內生產不足，可以取代部分儲備。尤其在現代通訊和交通高度發達的今天，用進口調節國內市場供求，有時比儲備調節更快捷、更經濟。我們應從產品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生產自給率（或對外依存度）兩個方面綜合考慮。主要農產品如糧食、棉花、糖等應該主要依靠儲備實現供需基本平衡，在價格有利時用進口資源予以補充。石油、有色金屬等進口依賴性大的商品，在供給中斷時（如遇戰爭、特大災害、國際制裁等）只能靠戰略儲備來解決；未出現供給中斷情況時，主要靠進口實現供需基本平衡，同時用市場調控儲備與進口手段相配合。在國際市場價格較低時進口并補充儲備，在國際市場價格較高時動用儲備，在此過程中逐步爭取國際市場定價權。

　　（作者單位：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