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課題組撰寫

　　經濟不平衡發展是世界經濟的基本規律和主要表現,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這種不平衡發展規律越來越明顯地反映在高速增長國家的經常性項目的順差上面。而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全球經濟的失衡與以往的經濟失衡相比,又有以下一些新的特征。

　　1.全球經濟失衡的規模增大。

　　全球不平衡的一個數量規模衡量指標是全世界經常賬戶余額絕對值占GDP的比重。對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的全球經濟失衡情況的統計分析進行比較后發現,1960-1973比重為1.9%的全球經濟失衡曾經引起了戰后國際貨幣體系的危機;而在1974-2000年之間該比重由1.9%上升到4.8%,這更應該引起人們的關注和警惕。

　　2.全球經濟失衡的國家分布越來越趨于集中。

　　1996年至2004年間,在全球經濟中,經常性項目的順差國主要是亞洲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石油輸出國家,而經常性項目的逆差國主要集中于美國。在這一時期中,歐元區國家的經常性項目略有順差但波動性很小。貿易逆差集中于全球中心國家的事實,會使全球經濟失衡調整時出現成本收益的不對稱現象,即貿易順差國家會承擔更多的調整成本。2004年之后,全球經濟失衡的國家分布基本維持了1996年至2004年的特征,細微的差別在于中美之間的貿易失衡現象比前幾年表現得更為明顯。中國貿易順差成了全球經濟失衡的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因素。

　　3.全球經常性項目的失衡與"資本供給悖論"并存。

　　這次全球經濟失衡與以往不同的特征是貿易順差國越來越集中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而不是工業化國家,這些國家的貿易順差在國內反映為儲蓄——投資的正缺口,過剩的儲蓄以資本流動的方式進入美國,彌補了美國的儲蓄不足。而對于這些發展中國家而言,參與世界貿易的比較優勢在于勞動力價格的低廉,從理論上講,具有勞動力比較優勢的國家,往往具有較高的邊際資本收益率,國際資本應該從資本邊際收益低的國家流向資本邊際收益率高的國家。

　　但是,由于目前貿易順差國主要集中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因此,資本邊際收益率低的國家反而成為了國際資本的供給者,國際資本市場出現的"資本供給悖論"本身說明了全球經濟失衡在金融層面的特征。

　　在具有這些特征的全球經濟失衡的國際環境中如何解讀

中國經濟內外部經濟不平衡的特征,針對全球經濟失衡,中國又應做出怎樣的結構性調整,調整的重點何在。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需要我們對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失衡的性質做出客觀科學的判斷。

　　一、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原因產生于美國內部經濟的失衡

　　近年來,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全球經濟的失衡現象,代表性的理論包括了雙赤字理論、投資組合理論、儲蓄缺口理論、美元中心地位理論和謹慎性儲蓄理論等。

　　但是,我們認為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在于美國經濟內部的失衡,這種判斷基于如下事實:

　　1.美國新經濟時代的經濟奇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以后美國經濟內部的供求失衡,美聯儲現任主席伯南克在分析全球經濟失衡時,將目前的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時間定在了1996年,因為1996年對美國經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在這一年中,美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幾乎達到了這輪經濟周期的最低點,并在1997年之后迅速提高,而在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同時,高新技術行業的增長率卻是持續下降的。這也就表明,在1996年之后,美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已經不是新經濟時期高新技術的投資增長所推動,而是由非高新技術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所推動的。

　　經濟增長動力的這一變化,使美國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高新技術部門的就業率下降,而在非高新技術部門,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資本深化程度加強,就業率并沒有明顯的上升。美國經濟出現了有增長無就業的新現象。我們知道,當經濟增長時,就業量沒有提高,會產收入水平的下降而引發有效需求不足,最終拖累經濟增長。因此,在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位的最后幾年中,美國用連續降息的手段來維持總需求水平,避免經濟的衰退。這種政策手段自然會使美國內部經濟中出現儲蓄小于投資的不均衡現象,這種現象在小布什政府的赤字財政政策實施后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大,而與內部儲蓄小于投資相對應的自然就是美國的貿易逆差加劇。

　　2.全球經濟失衡從全球分工格局的角度看,也是美國產業結構調整的產物。上個世紀90年代美國新經濟的出現,凸顯了美國的技術創新和金融創新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到新經濟結束時,美國基本上完成了從資本密集型產業向服務業的過渡,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金融中心和服務新中心的地位已經確立。與上個世紀70年代有所不同的是,這次美國產業的向外轉移不僅僅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同時還包括了資本密集型的產業,這就造成了美國消費結構和生產結構之間的差額,而亞洲國家在這一過程中是產業的接受國,因此美國國內的消費和生產缺口主要由東亞國家來彌補。

　　這里有兩點需要進一步說明。首先,為什么這輪的全球經濟失衡主要表現為美國與亞洲國家的貿易不平衡。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日本和美國一樣也試圖轉移資本密集型產業而發展高科技產業和服務業。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當美國新經濟出現之后,日本并沒有在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取得和美國一樣的成就。

　　而與此同時,亞洲其它國家和經濟體則把握住了資本密集型產業轉移的機會,發展起了資本密集型產業。因此,美國與亞洲國家和地區的貿易不平衡取代了70-80年代美日之間的貿易不平衡。

　　其次,在這輪的全球經濟失衡中為什么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又變得越來越引人矚目。其原因在于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惡化了危機國家和地區的國內投資環境,在此之后,這些國家的一部分產業轉向中國,使中國在全球新的垂直分工體系中的制造業地位得到迅速提升和鞏固。

　　3.全球經濟的失衡與美國新經濟之后跨國公司的產業組織行為的變化也有著直接的關系。不完全契約理論的觀點認為,當跨國公司在技術投資成本很高時,其生產組織方式往往以企業邊界的跨國延伸為主。因此,國際貿易更多地是通過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形式進行。而當技術投資成本下降之后,跨國公司的產業組織方式更多地采取外包形式,以往的跨國公司內部貿易便會轉化為普通貿易方式。新經濟的特征之一是縮短了產品的生命周期。因此,即便是產品內貿易,美國與亞洲國家也越來越多地采取了普通貿易方式。

　　二、目前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矛盾在于利益分配的不平衡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主要產生于實物經濟領域,它是由于高新技術產業變化所帶動的產業跨國轉移的結果,這一結果本身也體現出了國際分工的深化。各民族國家在新的國際分工體系中可以通過發揮比較優勢來提高世界經濟的總體福利水平。因此,到目前為止,全球經濟失衡并沒有引發全球商品市場供求的結構性矛盾。我們認為,如果全球經濟存在著合理的國際協調機制的話,這種失衡狀態將不會引發實體經濟增長的波動。

　　但是,問題恰恰在于目前的全球經濟失衡與國際經濟秩序的混亂并存。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國際貨幣體系的調整一直滯后于全球化的發展進程,多邊貿易體系(WTO)多哈談判也陷入了僵局,G8集團的協調功能也因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經濟實力的差距拉大而下降。國際經濟秩序的這種混亂狀況,必然導致利益分配的失衡和風險配置的失衡。

　　首先,在美元為中心貨幣的國際貨幣體系中,貿易順差國家如果長期不能從中心國家獲得等值的高科技產品的話,這將意味著他們在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只能反映為美元儲備的增加,而無法在實物領域中最終實現。而中心國家則可以通過國內信用手段來影響美元的幣值,對其貿易逆差所產生的對外債務負擔進行調節。

　　其次,與經常性項目順差所產生的"資本供給悖論"現象實際上是貿易順差國為了實現其比較優勢而采取的被動選擇,既通過購買美國的金融資產來分享美國的經濟繁榮。而當這部分資本流入美國之后,通過美國金融市場的配置,以資本外流的方式重新流回到勞動稟賦優勢的國家,并獲取投資收益。資本的這種雙向循環的結果使美國獲得了更大的投資收益,因而進一步加大了全球經濟利益分配的失衡。

　　最后,我們可以看到,全球經濟的這種利益分配的失衡,主要是通過中心國家的金融市場來實現的,而中心國家金融市場失靈則會使失衡的全球經濟走向衰退。從歷史的經驗來看,金融市場失靈所導致的世界經濟危機的方式有以下幾種類型:(1)金融市場對全球資本配置時出現重大失誤,如上世紀7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2)國際金融資本利用不同國家間的制度差異進行投機套利活動,如1992年歐洲貨幣制度危機以及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3)美國國內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產生的沖擊,如1987年的股市危機和2001年前后的金融丑聞。(4)金融衍生工具對實物經濟領域的需求扭曲,如1986年的儲—貸機構危機和2007年美國的次級債務危機等等。另外,由于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以及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失敗也會導致貨幣危機的出現,如1973年的美元危機,對全球經濟的增長也會產生破壞性的影響。

　　三、全球經濟失衡是否已經到了調整的拐點。

　　這輪的全球經濟失衡如果從1996年為起始點,到今年已經十個年頭了。對全球經濟失衡是否可持續的爭論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熱點話題。從我們對全球經濟失衡的形勢判斷以及全球經濟失衡所導致的利益分配的不平衡來看,世界經濟的這種失衡的增長方式最終是需要調整的。另外,美國經濟的內部不均衡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全球經濟失衡增長方式的發展前景。從這個意義上講,當美國步入老齡化社會時,其現有的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都會下降,內部均衡中低儲蓄現象將逐步減緩。因此,外部均衡中的貿易逆差也會相應地減小。這也意味著美國社會經濟的變化本身也要求改變目前的全球經濟的失衡狀況。

　　但是,就目前情況而言,我們還看不出全球經濟失衡調整過程立即就會出現的跡象。

　　從美國自身的情況來看,首先美國是全球經濟失衡最大的受益者,盡管美國的貿易赤字占到美國GDP的6.2%,但是美國的資本收益到目前為止依然很高。其次,對任何國家而言,對外部經濟不平衡進行調整,無非是

匯率或財政政策手段。盡管在2002年至2004年間美元的貿易加權匯率水平降低了25%,如此大幅度的匯率變動理應對美國的外部不平衡產生積極的影響,但是,由于美國自2001年以來采取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抵消了匯率變動對外部失衡的調節作用。因此,只要美國財政政策的實施方向不發生變化,那么,美國自身的經濟失衡現象就得不到糾正,全球經濟失衡的狀況就得不到實質性的改變。

　　從貿易順差國和貿易逆差對全球經濟失衡同時進行調整的角度看,順差國必須在實物經濟領域中將資源由貿易部門轉移到非貿易部門,而逆差國則需要將資源由非貿易部門轉移到貿易部門。就目前的國際分工格局看,這種變化需要對各國經濟的產業結構進行根本性的調整,其調整成本對雙方來說都是巨大的。

　　從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狀況來看,自2006年起,歐元區國家、英國、

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家也加入到了貿易逆差國的行列,這一變化并不會改變全球經濟的總體狀況。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美國在全球經濟失衡調節中的主導地位,因此,盡管目前這些國家逆差的總體規模雖然很小,但對世界經濟的發展仍有著積極的意義。

　　上述判斷主要是基于實體經濟領域的分析,在這里我們不排除在金融領域出現突發性事件給世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根本性的逆轉,其中最為引人關注的是美國次級債務危機所可能引發的對美國社會總需求的影響,如果這種負面影響一旦出現,全球經濟的供求平衡將會被打破。

　　四、小結

　　1.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經濟的內部失衡。因此,美國的政策調整決定了全球經濟失衡的變動趨勢。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應該積極承擔和參與全球經濟失衡調整的責任和義務,但是,在美國經濟政策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之前,中國單方面的結構調整政策的效應是有限的。

　　2.全球經濟失衡主要表現為利益分配的失衡,而且這種利益分配失衡會通過金融市場來實現,因此,中國未來所面臨的全球經濟失衡的風險將來源于金融領域。

　　3.2004年以來全球貿易順差集中體現在中美貿易方面,同時中國又是美國國債的最大非居民持有者。這一事實說明,美國從中美貿易不平衡中得到的利益最大,因此中美之間的經濟依存關系不能僅從貿易依存角度考慮。如果考慮到貿易和資本流動對美國經濟的雙補貼的話,在全球經濟失衡中,中美之間的經濟交往的依存關系對稱性正在逐步加強。這無疑會增加中國在對美經濟協調中的話語權。

　　4、歐元區國家及英國等國的外部經濟出現的新的特征,需要引起應有的重視。雖然,這種變化的規模不大,但是如果這是一種動態趨勢的話,其積極意義在于它既能改變美國在全球經濟失衡中的主導地位,同時也為中國的外部經濟結構的調整提供了新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