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貿易順差并沒有太大影響,但是可以影響我國的進出口結構。通過加大人民幣的升值幅度,一方面推動我國對外貿易結構的改善,另一方面配合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政策,降低進口成本,降低國內產業升級和新產業成長的成本。

　　與此相關聯的是FDI政策的調整。在過去幾年中,我國FDI來源越來越集中于亞太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FDI的技術含量。應該從兩個方面入手提升FDI的技術含量。首先是完善國內的制度和政策環境,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發展和完善金融體系,增強國內對較高技術含量的資本品和FDI的吸收能力。提高知識產權的保護水平和建立相對完善的法律制度和金融體系,將有助于提高我國進口產品和FDI的技術含量。

　　其次是加強與美歐等發達國家的協調與合作,為提高進口產品和FDI的技術創造有利的國際市場和政策環境。注重從資本和技術存量豐富的國家進口。通過完善國內法律體系、規范市場交易行為、強化

知識產權的保護,為信息產品、高新技術產品和相關機器設備的進口營造一個穩定、低交易成本的大環境。

　　第二,在外貿戰略和政策方面,必須擺脫為平衡而平衡的政策選擇。一方面通過

出口退稅、補貼或出口關稅政策的調整,引導國內生產結構的變化;另一方面,通過進口關稅和非關稅政策的變化,并配合一定的進口鼓勵政策,促進高技術含量的資本設備、中間產品的進口,以滿足國內傳統產業改造和新產業成長的需求。

　　此外,通過有選擇地利用多邊和雙邊框架下的貿易政策協商和調整,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外部的政策壓力,降低貿易摩擦的負面影響。在這里必須強調的一點是,對待貿易摩擦的態度,既不能視之為洪水猛獸,也不能因為所牽涉的貿易金額很小而完全忽視它的存在。而是應該利用貿易摩擦的協調過程和爭端的解決過程來啟動多邊調整過程。

　　第三,隨著我國金融服務業的不斷開放,特別是銀行業的全面開放,既有的各種資本管制措施的有效性受到嚴重削弱,這反映為我國名義金融開放度與實際開放度之間的顯著差異以及我國跨境資本雙向流動性的大幅提高。所以,資本賬戶和外匯管理體制應該進行深刻調整。在資本流入的管理政策上,簡單地限制流入的政策事實上已經失效,所以應該轉向強調資本流入管理的規范性,特別是規范境內外關聯金融機構之間的資本流動行為、經常項下投資收益流入和流出行為、跨國公司內部信貸資金和其他資金調撥行為。

　　在資本流出方面,必須保持有效的管制,而不能出于緩解短期升值壓力而輕率放松資本流出管制。從目前的情況看,除FDI以外,資本和金融項下的其他項目基本是凈流出的。一旦市場預期發生變化,資本將大規模外流。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也說明,市場預期是很容易逆轉的,升值壓力很容易在極短時間內轉變為貶值壓力,所以中國必須保持對資本流出的管制有效性。

　　第四,政策調整要注意緩解和消除宏觀經濟、金融風險。因為資本和金融項下的資本流動性更多的表現為總規模的增加,而凈流入趨于減少,所以在傳統資本流動渠道上表現出來的對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單方向壓力并不大。但是在特定外匯管理體制下,資本流動性提高最終卻表現為貨幣當局資本負債表的幣種結構失衡,一方面增加了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的匯率暴露風險,另一方面嚴重侵蝕貨幣政策的操作空間,貨幣政策應對宏觀經濟失衡的能力下降。

　　外匯投資公司的出現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貨幣當局資產的收益結構,降低匯率波動導致貨幣當局收益結構與成本結構不協調的風險,卻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貨幣當局資產負債幣種結構失衡的問題。所以,匯率和外匯管理的主體應該進行調整,央行應該逐步從匯率管理職能中擺脫出來。在擴大

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過程中,匯率風險將逐步從貨幣當局轉回私人部門,匯率風險的"私人化"要求加快推進外匯市場的發展,特別是遠期、期貨和期權市場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