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中國經濟的新常態，總書記自己也有解釋，我們概括大概是三個方面：第一是經濟增長速度正在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第二是今后產業結構的調整會越來越迅速，產業升級加快進行。第三是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從過去的靠投入驅動的經濟增長，轉向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

　　從數據上看，至少20多個季度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都是下滑的趨勢。15個季度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降到35年平均增長速度9.8%以下。我們曾經估算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將從1995~2010年的10.3%降到“十二五”目前平均每年只有7.6%的水平，“十三五”我們預計大概是6.2%。事實證明到目前為止這個預測是非常符合實際的。

　　經濟的持續減速很顯然是因為人口紅利消失了，潛在增長能力下降，因為這是供給方的因素，不是需求因素，就對我們的整個經濟增長提出了嶄新的要求：一是必須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實現創新驅動。減速看上去是一個宏觀數字，而從微觀上看它有兩個特點，一個叫內涵的減，就是企業整個減少了生產。對企業經理人來說，感覺到沒有那么多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了，不像過去那么好經營了，過去愁的是如何融資、如何找到錢，現在不是這樣了，現在有錢也不知道該投向什么地方，因此它的生產自然就減少了，或者增長速度沒有過去那么快了。二是外延上的減速，現在凡是沒有生產力的進步、沒有足夠競爭力的企業，特別是千千萬萬的中小企業、小微企業，它可能會遇到激烈競爭，因此它就被自然淘汰了，即所謂的“創造性的破壞”，現在是必須有死亡才有新生，這就是一個新常態。

　　因此我覺得至少對企業來說有這樣幾點啟示，第一，我們的企業要懂得沒有生產率的提高就沒有增長率。事實上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是經濟增長速度的唯一來源，即“全要素生產率長一分，GDP才能長一寸”。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有一個優越條件：因為資本報酬沒有出現遞減現象，可以靠持續投入勞動力、投入資本擴大生產，今后這個事沒有了，必須通過生產率的提高、技術進步，才可能取得企業的發展和宏觀經濟的增長。這直接對應著新常態的第三個特征，就是創新驅動。

　　另一方面，如何達到創新驅動？過去提高生產率有幾個相對來說比較簡單的辦法，我們叫“低垂的果子容易摘”。以前有龐大的農業部門，非農產業比重比較低，農業部門積累了太多的勞動力資源，對應有限資本、更加有限的耕地，因此生產率非常低下。如果有機會通過改革讓這些勞動力和其他的資源流動起來，它會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實現資源重新配置，效率就提高了，這非常簡單，你給他自由的選擇，他就用腳投票。因此對于企業來說，那個時候只要跳了龍門，創辦一家鄉鎮企業也好，家族企業也好，馬上可以成功。

　　而現在新常態的含義是什么？雖然現在做企業沒有過去那么容易了，但是今天的企業是在一個微小的部門競爭，在這個部門里還有資源重新配置的機會，企業和企業之間的生產率是不一樣的，生產率高的企業能夠占用其他企業的資源，可以兼并它，可以把它擠出去，因此生產率高的部門就可以擴大自己的規模，總體經濟的生產率也會提高。而那些沒有生產率進步、沒有足夠的能力保持競爭力的企業就應該不斷地縮小、萎縮，直至退出市場。這就到了新常態所對應的產業結構的調整、產業升級。但是這個升級不是大家一起升級，而是你死我活的升級，活下來的就是升級了，死去的就是為升級提供了一個墊腳石。因此很自然，新常態將有更激烈的競爭，不再是去找資金，也不再是去找市場、找需求，更多的是如何找技術、找創新的機會，這是新常態對企業的一個啟示。

　　我們也知道，新常態是在舊的常態上脫胎而生，新的經濟發展方式也是在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以后應運而生的，因此經濟增長有很強的要轉向新常態的迫切性，但是同時也與舊常態、與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存在天然的繼承性。在一定意義上對于家族企業來說，它能夠把這種“新”與“舊”的關系處理得更好一些。因為我們知道，在市場上就是赤裸裸的競爭關系，因此創造性破壞就有陷入到無助地位的企業。當然，那個時候有政府、有社會安全網絡去兜住那些失業的工人等等，但是至少這些企業就不能生存了。但在家族企業內部有天生的血緣關系，有血緣把他們凝結在一起，我想這種從舊常態到新常態的轉變就更有了繼承性，也許能夠創造一個更好的轉變方式。

　　在西方我們看到很多百年老店，其實很多老店它之所以活下來，就是一代一代的人永遠只做一件事，不會從這個領域串到另一個領域去不斷擴大，更多是在這個狹窄的領域把競爭對手全擠掉，找到自己生存的依據，如此一代代地傳承下去。我想那種看上去沒有雄心勃勃的，但是可以把自己的家族企業一代代傳承下去，也許就是我們新常態的一種表現方式。

　　本報記者陳偉根據蔡昉在“2014中國家族企業傳承主題論壇”上的發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