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斯在演講。晶報記者 高雷 圖

　　晶報記者 楊志敏/文 高雷/圖

　　在很多人看來，市場化就是用經濟杠桿來解決問題，但昨天參加“諾獎得主中國行”來到深圳的哈佛大學教授羅斯卻表示，并不是所有的市場都由價格主導，例如學生和學校的相互選擇等，同樣可以通過市場設計實現優化匹配。

　　面對各種“向中國獻計獻策”的期待，羅斯回答：“中國的市場設計必須由中國的經濟學家來做，只有他們才能真正了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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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篇

　　只有熟悉細節才能做好市場設計

　　人們在市場買賣水果、在證交所買賣股票、學生與學校相互選擇、腎臟捐獻與移植其實都是一個個市場，羅斯表示，只要具有豐富、流暢而且安全的交易，都可以看作市場，只是其中像前兩者的市場以價格為資源配置的主導因素，而后兩者等另外一些則需要根據細節進行市場設計，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羅斯以波士頓學校的招生系統改革為例，講述了到底怎樣才能進行“市場設計”。

　　改革前，波士頓的學校招生是一種基于就近入學、校友弟弟妹妹優先入學等因素的“立即接受”系統，入學前由學生公開填報第一、第二志愿，隨后由各校進行選擇。羅斯分析說，雖然學校可以對填報第一志愿、自己也滿意的學生可以立即錄取，但很多學校在填報第一志愿的學生中沒招滿，再看第二志愿時發現自己滿意的學生已經被選走了；相應很多學生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等都沒有被錄取，甚至無學可上。博弈的結果是，這個系統里填報的不是學生們的真實意愿，而成了家長們為避免無學可上的“保險”選擇。

　　改革后，羅斯改變原有的流程，新設了一個多輪“遞延接受”的選擇過程：首先由學生秘密向一個學校提交志愿，學校在所有提出申請的學生中，列出顯然不符合要求要拒絕的學生，為其他學生排序但只是保留待選資格。隨后包括被拒絕的學生在內，每一個學生都可以選擇向下一個學校提交申請。每個學校都將前一輪保留的學生，和新申請的學生進行綜合考慮，然后再重新排序。這個算法不斷延續下去，最終學校會看到所有提出申請的學生，直到沒有學生的申請被拒絕。

　　羅斯說，改革的結果是每個學校錄取學生，都不會考慮他填報的是第幾志愿，學生們能夠很安全、很真實地填報對學校的真實偏好。

　　“沒有走進手術室的經濟學家，不是好的經濟學家。”現場有兩張照片讓主持人和聽眾都非常驚訝。一張照片拍的是取出腎臟的手術，另一張是同時進行的腎臟移植的手術。

　　“照片里站在后面穿黃衣服的就是我。”這兩張照片顯示的，正是羅斯在美國腎臟移植市場設計的過程中的親身經歷。與中國一樣，美國也規定器官移植不得進行金錢交易，但如何相應進行器官捐獻的受讓雙方乃至多方的匹配，正是羅斯研究的市場設計問題。羅斯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在一線考察，體驗腎臟移植必須兩場手術同時進行等相關細節，通過市場設計最終實現腎臟移植的復雜匹配，現場就展示了一個60人參與的漫長鏈條。

　　與兩張照片反映出的嚴謹態度一致，無論是面對媒體還是聽眾熱切期盼的“為中國獻計獻策”，羅斯的回答都很明確：“我并不是一個中國問題的專家，解決這個問題可能不是我所長。中國的市場設計必須由中國的經濟學家來做，只有他們才能真正了解中國。”

　　羅斯表示，即使已經設計了波士頓的高中入學匹配系統，但不同地區有不同的配對問題，在紐約他們就進行了重新設計，要了解每個城市更多的細節，這樣才能幫助我們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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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鳴篇

　　汽車限牌搖號只是表面上公平？

　　雖然羅斯本人對于市場設計的中國實踐談的不多，但他也提到汽車牌照的限制也涉及到市場設計的問題。

　　上海交通大學[微博]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周林教授更明確提出，比較京滬汽車限牌的搖號和拍賣，搖號只是“表面上公平”，其實不但會導致最迫切需要的人無法得到牌照，而且會產生黑市(二級市場)以及權力尋租等更大的問題。

　　“國五條”癥結在哪里？

　　無論在媒體訪談還是演講現場，羅斯都面對大量關于中國房地產的問題，可他在談美國房市之外，只有“有效的房地產市場關鍵是信息對稱”的理論闡述，對中國房地產屢屢顧左右而言他。而現場討論的中國學者們，則對“國五條”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金地集團副總裁李戰洪認為，羅斯回避房地產的問題其實是在回避價格問題，而從羅斯理論來看，“國五條”等調控只調節開發商和購房者，但沒有涉及政府稅收、銀行利息等環節，沒有考慮系統利益，所以越調控房價越高。華頓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高全健為此提出佐證，中國工商聯調查發現，房地產銷售收入中政府拿走了61%，只有39%留給開發商。房地產應該分為保障性住房和商品化住房，前者政府主導，可以多建廉租房，對后者政府應該靠稅收而非行政手段調節。

　　廣東省社科院教授丁力則表示，“國五條”政策導致很多人離婚，“在他們重新結合的過程中，羅斯的理論如果能得到運用，我估計對于社會發展會有好處。”

　　中國是不是還只有5個經濟學家？

　　政府制定政策應該注重細節、與經濟學家和公眾加強互動，羅斯教授的社會公平實踐證明了這一點。但中國“合格的經濟學家”是否依然如同2005年丁學良教授所說的“只有5人”呢？現場主持人公開拋出了這個問題。

　　丁學良回應說，當年講這個話，不是要侮辱國內的經濟學者，而是看不慣當年國內經濟學界動輒為領導作背書、天天給企業作代言“這兩個最糟糕的現象”，現在國內有了不少像羅斯教授這樣的經濟學者，做經濟學研究為的是大多數人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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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議篇

　　沒有價格信號還有市場配置

　　“羅斯給中國人打開了一個新的窗戶。”廣東省社科院教授丁力認為，資源配置在過去他一直以為是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市場配置，一種是政府配置，其實羅斯告訴我們還有第三種配置，它不是以價格作為信號的，但是又是平等的市場交換，例如《非誠勿擾》里面的男女配對。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的評價更在現場引來掌聲一片：“改革開放30年，中國對于社會公正，從喊口號、定目標正進入到找手段的階段，這就要把羅斯教授的研究貢獻和中國的現實結合起來……羅斯教授完全應該被請來當全國兩會的特邀委員。”

　　丁學良表示，羅斯教授用科學的方法、計算機的技術，結合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找到了跟弱勢群體特別相關的子系統。對于那些長期存在的不公平，他能夠挖下去，找到了具體的技術手段，讓公共政策變成一個個具體的單元，可以讓人在操作層次上可以去實踐、核對、感受和評價。

　　丁學良表示，只有落實社會公正的實現手段，從技術和操作的層面上落實目標，中國才能夠真正減少“帶毒”的GDP，邁向一個更人道、更公平的發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