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晚間，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宣布，2012年經濟學獎得主為埃爾文·羅斯和羅伊德·沙普利。頒獎詞顯示，他們獲獎的原因得益于兩位在“穩定配置理論及市場設計實踐”方面做出的貢獻。

　　讓預測機構尷尬的是，此前預測的四大獲獎熱門人選均名落孫山。更有趣的是，對于二位的研究成果，包括國際國內的諸多經濟學家在內，均表示“不熟悉”。那么，在后金融危機時代，諾貝爾獎評審委員為何要將經濟學獎“爆冷”這兩位經濟學家呢？

　　沙普利：理論的發現者

　　瑞典皇家科學院介紹說，他們關注了經濟學的一個中心問題：即如何盡可能適當地匹配不同市場主體。比如，如何讓學生與學校相匹配，如何讓人體器官的捐獻者與需要移植器官的接受者相匹配？

　　不過，沙普利和羅思二人彼此獨立工作，并沒有共同從事研究。沙普利獲諾獎源于其在“穩定匹配的抽象理論”方面的貢獻。

　　沙普利從事高度理論化的研究始于20世紀50年代，他最初研究的是配偶之間為何會選擇對方，他使用合作博弈的方法來研究和比對不同的匹配方法，而關鍵問題在于保證配對的穩定。

　　沙普利和他的同事——已故的蓋爾找到了一個叫做GS算法(Gale-Shapley algorithm)的方法。瑞典皇家科學院說，這一算法確保了“穩定的匹配”，并成功“限制了介紹人操縱匹配過程的動機”。

　　沙普利生于1923年，如今已經89歲高齡。現在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名譽教授。他的研究領域是數理經濟學和博弈論，主要理論貢獻有隨機博弈，夏普利值，他被認為是博弈論領域最出色的學者，被很多專家稱為是博弈論的具體化身。獲獎后，他說自己是個數學家，沒上過一堂經濟學。

　　機緣巧合的是，沙普利還到過中國本土。他1943年入學哈佛，同年作為一名中士加入美國空軍，前往成都支援中國抗戰。戰爭結束后，1948年在哈佛取得了數學學士學位。后在普林斯頓大學取得了博士學位，期間幾度重回蘭德公司工作，直到1981年成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教授。

　　波士頓學院經濟學家森梅茲說，現在看到的研究成果，歷經了50年的求索，這些方法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是數學范疇，而現在正在直接影響人們的生活。

　　“沙普利的貢獻完全有資格獲得諾獎，并且1994年和2005年都曾有機會，89歲高齡的他最終獲獎，也算了卻夙愿。”對于沙普利的獲獎，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仁貴表示說。

　　羅斯：制度的設計者

　　羅思的貢獻是，將沙普利的理論應用到了實踐當中，在“市場制度的實際設計”方面發揮了自己的才智。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他先是考察了用來將醫學院畢業生分配到醫院的住院實習醫師系統，并確定這個系統可以形成“穩定匹配”。但并非適用于所有的情況。這個系統不適用于希望被分配到同一地區的醫生伉儷。羅思對這一系統進行了重新設計，在分配住院實習醫師時將這類要求考慮進去。

　　“全國住院醫生配對程序”是他最為著名的設計，通過這一程序，每年美國約有20000名醫生找到了心儀的醫院作為自己職業生涯的起點。而2004年，羅思設計的紐約市高中生配對系統是他的另一項成績，每年有約9萬名高中生通過這一系統擇校。

　　按照舊的系統，學生要列出自己最希望進入的五所高中，而學校則更可能接收那些將自己列為第一選擇的學生。經過三輪選擇后，剩下的學生通過行政過程分配給高中，不過每年有約三萬名學生被分到他們未選的學校。

　　瑞典皇家科學院介紹說，羅思根據沙普利和蓋爾最初的算法，設計了一個新的系統，解決了這類問題。新系統實施的第一年，被分到自己未選的學校的學生人數減少了90%。他評價說，學校空間屬于稀缺資源，自己的研究帶來的結果之一是學校會考慮到學生的喜好。

　　此外，羅斯還幫助重新設計了現存的器官捐贈者和接受者之間進行配對的一些制度。曾經也在匹配腎捐贈者和病人方面進行過研究的經濟學家森梅茲說，沙普利和羅思開發的系統讓一些家庭尋找腎源的過程變得更容易，其中的一些真知灼見可以讓人們對這些交換進行最優配置，這樣就可以拯救盡可能多的生命。

　　羅斯生于1951年，研究領域涉及博弈論、實驗經濟學和市場設計。獲獎當天他還開玩笑說，“我今天上午去上課時，我的學生會更專心地聽講。”

　　羅斯1971年本科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獲得運籌學學士學位，隨后1973年在斯坦福大學獲運籌學碩士學位，一年后又獲運籌學博士學位。此后，一直在伊利諾斯大學任教，直到1982年。隨后，他又進入匹茲堡大學擔任安德魯-梅隆經濟學擔當教授，1998年進入哈佛大學商學院工作至今。

　　為何獨愛沙普利和羅斯

　　經濟學界，群星璀璨，諾獎為何獨愛沙普利和羅斯？

　　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委會主席說，今年的經濟學獎更關注人。他表示，這次經濟學獎中，人成了主體，包括學校與學生的關系，學校與學校的關系，甚至人在婚姻中的關系。很明顯，“金錢money”在這次的研究中不再是主角，金錢確實與人息息相關，但是并非是人類生活的全部。

　　而此次花落沙普利和羅斯，也被外界批評，諾獎過度中意“博弈論”。從1994年普林斯頓大學博弈論專家約翰·納什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開始，至今共有6屆諾貝爾經濟學獎與博弈論的研究有關，包括1996年、2001年、2005年、2007年和今年。

　　“目前經濟學出現了一種范式危機，即我們看待問題的思想論、方法論、模型論是有問題的。經濟學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建得越高、模型越完美，得出的結論可能和事實真相相差越遠。正是這樣的錯誤導致了決策者在金融危機中集體性的誤判。”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張茉楠(微博)分析說。

　　“博弈論和演化經濟學更關注微觀，關注宏觀決策中常常被忽視的‘個體’；更加關注系統變量之間的作用機制，關注經濟演變的過程而不是結果。”張茉楠說，近十年來，世界經濟運行出現了許多超預期的新變化、新趨勢和新規律，這不僅讓傳統經濟學理論和模型失去了應有的解釋力，也讓各國決策者在應對一系列復雜問題以及危機治理方面表現得十分乏力，而博弈論提供了更廣闊的視角和更加科學的方法。

　　不過，“這次的獲獎成果與納什的博弈論有明顯的不同。”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微博)說，納什的研究注重的是策略，不強調機制和合作，關注于自己采取何種策略會獲得最大的利益。但有時對個人最有利的決策很可能就踐踏了別人的權益。此次兩位經濟學家的獲獎成果則關注到了雙方的需要和利益，是一種多贏的結果。

　　那么，此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發，是否考慮了眼下的經濟大背景？

　　“兩位得獎者的研究理論是‘資源配置和市場機制設計’，確實和全球關注的經濟危機有關，如果做好了，有利于穩定發展，可以減少危機發生。危機的根源在于不平衡，過度的資源用于金融領域而不是實體。”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學學院院長、經濟學家姚樹潔評論說，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項，對經濟危機的恢復和今后經濟的平穩發展具有理論指導作用。

　　經濟評論員馬光遠(微博)說，諾貝爾經濟學獎不是一項趕時髦的獎項，不是金雞百花的年度獎，而有點類似于終身成就獎，和年度的經濟事件基本沒有任何關系。另外，這是一項需要時間的浩大工程，從理論提出到獲獎，一般需要30年，從納入評選到獲獎，最少需要5年。

　　可否指導中國實踐？

　　姚樹潔介紹，兩人的共同研究方向是資源的分配，以及如何設計合理的市場機制來達到這樣的分配效果，這一理論應用性非常廣。

　　“對中國當前的結構調整非常有意義，它告訴我們為什么要調整，調整的目的和手段。”姚樹潔指出，在中國經濟學界，類似的研究包括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地區差別、行業差別等等，每一項都與資源配置、市場設計有密切關系。

　　“(全球經濟)危機當前，如何有效地調動資源、有效創造最大就業，需要對市場的了解，對自己國家資源的合理利用的了解。只有把資源利用好了，社會效益才能最大化，才能加快走出危機的步伐。中國地區的發展差別、行業扭曲，也就是我們目前說的結構調整，其實就是資源的重新分配。過度的資源用于土地和房地產，實體經濟受到傷害，這就是中國目前非常實際的問題。”

　　不過，也有不少經濟學家提出不同意見。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茅于軾介紹說，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選擇主要還是基于理論發展的考量，并不注重對政策層面的影響力。而“中國經濟學界現在關心的不是經濟學理論問題，而是經濟改革中的實踐問題、政策問題。”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杜麗群表示說，客觀地講，諾貝爾經濟學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經濟學的發展進程以及經濟學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是它不可能概括經濟學的全貌；它能夠影響經濟政策的制定，但是它不可能決定經濟走向或發展趨勢。因此，我們必須理性地看待諾貝爾經濟學獎。

　　沙普利羅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