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亂收費”，早就被詬病已久。前年央視《每周質量報告》就稱，銀行提供的3000多種服務項目中，夾雜其中的大大小小的收費項目，竟超過750種。由于銀行對收費項目和標準提示力度不夠，導致消費者莫名“被扣費”的現象很嚴重。

　　對于亂收費的整治，這些年也沒少出臺各式規定。銀監會、國家發改委等部門屢屢出手，或強令銀行“收費自查”，于是“7項被強制取消”，“34項收費項目被叫停”……諸如此類的新聞，也曾絡繹不絕。可舊費未免，新招又出，小額賬戶管理費、短信通知費等層出不窮。銀行收費項目越“減”越多，幾乎陷入怪圈。

　　鑒于此，近日三部委聯合發布《商業銀行服務價格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銀行基本服務擬實行政府定價。可是，對于這個新規，部分業內人士卻并不看好。

　　銀行收費的理由，不外乎“為提高資源使用效率，提供更優質高效服務”的“效率論”和“成本論”。就前者而言，從銀行柜臺前令人絕望的排隊長龍、從柜臺推銷理財產品時那種避重就輕，夸大收益回避風險的理財營銷、從ATM機上罕見明晰的收費指引，從莫名其妙的短信通知扣費中，“效率論”“服務論”不攻自破；而至于“成本論”，甚至不需援引公開數據：據銀監會統計，去年前三季度商業銀行平均資本利潤率為22.1%。以佛山為例，中小企業利潤率普遍低于3%，虧損面超過20%。面對這種巨大的利潤差距，也難怪尚有良知的銀行行長都“內心難安”，不好意思公布銀行利潤。

　　那么，是否政府指導、政府定價就能包治百病，將銀行亂收費沉疴一舉根除？恐怕沒這么樂觀。如業內觀點所言，新規中政府定價、指導價范圍太窄，而要求“提前報告”和“明碼標價”的報備制，更像“高收費合法化”的制度暗門。且就算在定價指導的范疇內，政府決策的依據，多也源于銀行上報的成本基礎——這就如基本藥物制度的政府指導價

　　一樣，藥企式默契虛高報價的鬧劇又會在所難免。

　　再者，銀行業特別是商業銀行，雖然自認為是充分競爭的市場主體，但銀行是高門檻的行業，絕非所有資本都能擅入。所謂的市場競爭，很多時候是具有壟斷資源者之間的協商，儲戶、用戶沒有多大發言余地。而如銀監會等監管部門制定的某些自利政策，也使得其自身和銀行產生了某種利益關聯。這就讓制度監管很多時候淪為虛置。

　　就如專家所言，“不管是政府定價、指導價，還是市場調節價，都應征求消費者意見。”可現實中，消費者卻往往處于失語狀態。收費不是問題關鍵，關鍵是要收得合法合規合理。程序正義，正常博弈不能缺失。

　　協商聽證，告知義務、契約公平這些原則是成熟的市場行為中，必不可少的基本行為準則。可就像ATM取款和短信通知收費一樣，假如這種小的、體現告知義務的細節都沒被重視，又豈能寄望政府定價、政府指導價就能畢其功于一役，徹底終結銀行亂收費呢？

　　本報評論員李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