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林

　　你認為象牙制品是怎么來的？”當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簡稱IFAW)在今年發出這樣一份調查問卷時，70%的人都認為大象的牙齒如同人的牙齒，掉了可再生，會換牙，能鋸掉。“很少有人知道，小到戒指，耳釘的飾品背后卻是一頭大象的死亡。”這樣的誤解讓IFAW決定在全世界開展“拒絕象牙制品”的公益活動，于是，一幅小象跟在母象身后的廣告開始觸痛無數人的神經——媽媽，我長牙了，你為什么不高興？

　　對IFAW中國項目主任華寧而言，最大的觸動是在廣告投放的第二天，便收到來自一位母親的郵件，她果斷地舍棄了曾在非洲旅行時買來的象牙鐲子，并為之深深地自責，而后，她便成為“反動物制品”志愿者的一員。“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這個人道主義色彩濃厚的口號在公益廣告的助推下，理所當然地作為一條動物保護的公理被植入人心。無論是出于善良的愿望還是道德的壓力，極少有人有勇氣質疑這條“公理”。但這真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嗎？事實上，主張禁止交易的動物保護主義者并沒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這種方式是最有利于動物保護的——它顯然是道德風險最低的一種，也是最符合人們直覺的一種，但它是最合理的一種嗎？如果全人類都是道德標準極高的謙謙君子，那么這個主張無疑是成立的(如果這樣，那有關動物的危機根本就不會發生)。但是，我們不能否認，我們生活在一個連紅綠燈這種簡單的規則都無法正常遵守的世界里，你又怎么能指望當一些人面臨珍稀動物帶來的巨額利潤誘惑的時候，會做出符合道德標準的選擇呢？英國小說家約翰·勒卡里的話無疑是洞悉人性的：絕對不能假設個人和企業會自覺地做好事。考慮到動物們危險的處境，對人性悲觀一點沒有什么壞處。

　　哈耶克曾經說過：市場經濟最大的優點在于它是“能將那些動機不純的人帶來的危害降到最低的體系”。那么我們是否有可能通過市場的手段去解決動物保護的問題？動物保護組織或許不會樂于接受這樣的觀點，一個由市場引發的問題，現在又把它拋向市場，這不是又回到了原點嗎？其實，關鍵的問題并不是我們是否回到市場，而是回到一個怎樣的市場。市場也有好壞之分，珍稀動物在一個壞市場里走向了滅絕的邊緣，但如果在一個擁有良好制度設計的好市場里，它們是否能獲得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

　　養熊業繁榮的背后

　　當記者走進這家位于福建東南部的某養熊場時，有著各種不安和焦躁，早期有關“虐熊”的照片始終在腦海回蕩，但養熊場的負責人表示，現在活熊取膽的技術已經改進很多。

　　當飼養員把一盤放有蜂蜜和牛奶的食物放在鐵籠的外架時，黑熊條件反射似的從小屋走到鐵架里，這時飼養員拉下鐵籠的閘門，嫻熟地拿起口徑2毫米左右的針管插進黑熊的腹部，隨后的10秒里，深黃色的膽汁火速下流。技術人員解釋，目前取膽汁主要利用熊自身的組織，先把其膽囊拉到肚皮，在肚皮肌肉上造漏管，取膽汁時，直接把空心的針管打進漏管，便能自動流出。成年黑熊每天早晚各取一次膽汁，每次約120毫升，通過冷凍、干燥后約有15克熊膽粉。

　　作為全國規模最大的養熊場之一，在占地1000余畝的養殖場內，如今有800余頭黑熊。這些熊3歲過后會被送到單獨的“房間”，每天面臨兩次采集熊膽汁的過程。

　　正是這15秒鐘的動作，給該企業每年帶來1億多的銷售額，去年銷售額增長超過30%。據了解，目前中國共有合法認證的養熊場68家，熊膽粉制藥企業183家。

　　近兩年，隨著養殖條件和技術的完善，現有圈養黑熊數量正以15%的年增長率增加。以2009年飼養黑熊數量1萬頭為基數計算，預計到2012年人工飼養黑熊數量將達到兩萬頭，熊膽粉供給量約42噸，折合銷售額100多億元。

　　如此龐大的市場規模，是在從未間斷的巨大爭議聲中形成的。

　　2011年底，記者見到國家熊類資源委員會一位專家時，她正在和相關企業探討推廣生態圈養黑熊的養殖模式，目前部分龍頭企業已開始逐步嘗試。一旦實現散養，對黑熊的健康、繁殖將會更有利，藥源上也能保證優質的熊膽粉原料。

　　作為最早接觸人工養熊業的“元老”，這位專家回憶起養熊業的發展，格外謹慎，她再三囑托所有的養熊企業名字均不要涉及，20余年來所遭受的“譴責”時刻在警醒她。傳統中醫藥對熊膽原料的需求，最早都是通過殺熊取膽的方式獲取，這也導致上世紀80年代末，我國黑熊數量劇減，總量不到4萬頭。隨后，國家開始嘗試人工養熊的方式，最早從朝鮮引進取膽技術。

　　西南某養熊場場長回憶，當時的技術主要是在熊的膽囊處插一支硬管，直接抽取膽汁。因為疼痛，黑熊會反抗，所以很多企業都采用鐵板壓住黑熊的背，即被稱作“鐵背心”，而這種“折磨”很容易使得黑熊的膽肝部位化膿、增生，可謂“慘不忍睹”。而當時的熊膽粉平均價格是每公斤2萬元，一頭熊每年產4公斤熊膽粉，而養殖一頭黑熊的成本每年不到2000元，可觀的利潤，也使得1990年代初期，國內大小養熊場數量迅速遞增，而有關“虐熊”、“鐵馬甲”的負面報道也開始屢見不鮮。上世紀80年代末，一位國際NGO組織官員以參觀學習某養熊企業的技術為由，進入養熊場，在看到黑熊的狀況后異常震驚，他拍下了大量圖片，因此，黑熊被放在不到3米高的鐵架里被強行痛苦取膽汁等殘忍畫面被上傳到網上，至今仍有記錄。

　　記者見到當年經歷此事的某養熊場老板時，他依然心有余悸，如今，他拒絕任何國外人員進入養熊場，除了需要政府嚴格的審批程序外，他最怕的還是“輿論攻擊”。

　　2003年4月，國家林業部進行全面整頓后，僅保留了68家生產規模在50頭黑熊以上的大中型企業，并停止核發新的許可證。且獲得國家藥監局核發《藥品GMP證書》的熊膽粉生產加工企業僅有32家。

　　近兩年，整個市場需求的逐年遞增，使得大多數養熊場養殖越多，賺錢越多。根據一家養熊企業的內部管理人員透露，僅2011年一年，這家養熊場的繁殖數量便增加了400余頭。對于這家集養殖與制藥一體化的企業而言，在黑熊數量增加的前提下，不僅能滿足自身的藥用需求，還能銷售給其他制藥企業以獲取盈利。另一方面，近兩年大多數熊膽粉制藥企業通過多渠道地開發熊膽制品，很大程度上也刺激了市場。

　　一邊是龐大的民間需求，一邊是瀕危的野生資源，根本問題在于，合法的人工養殖和利用，是否能幫助野外黑熊種群的數量恢復，對動物起到保護作用？

　　中醫藥協會的觀點是：養一頭黑熊，可以讓200多頭野生黑熊免受殺害。其折算理由是：一頭熊每天引流的膽汁為150毫升左右，每年大概有5公斤左右的干粉，而這些干粉計算在野外黑熊身上，需要200多頭黑熊膽囊，才得此數量。“以前是殺熊取膽，現在全國有兩萬多頭人工養殖黑熊，何況價格遠不如之前昂貴，誰會冒著生命危險再去捕獵？”上述熊類資源委員會的專家說。“這樣算顯然不合邏輯。”中國瀕危物種科學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孟智斌則認為，現在的市場使用量是在養熊業成功養殖后發展起來的，要證明市場化的人工養殖能保護野外黑熊，關鍵的一點是在發展人工養殖的同時，野外種群處于增長趨勢。根據國家林業局近兩年調查的內部數據顯示，近幾年，野外黑熊的數量處于均衡狀態，未增加也未減少。照此邏輯，至少能證明合法的人工養熊業沒有影響野外黑熊的種群數量。

　　而中科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解焱則認為，目前市場中利用熊膽汁開發的洗發液、香料等產品，主要是市場在刺激人們去消費野生產品，現在定論市場化的運作能保護野外黑熊還過早。她更擔心的是，人工養殖發展越壯大，使得人們獲得熊膽產品更常規，更會導致人們需求的旺盛。“沒人買誰還賣？只能說明市場需求大。”孟智斌認為。

　　這種爭議從未停止，而在這種爭議聲中，養熊產業雖然始終未得到遏止，但也從未“陽光”過。中醫藥大學校長龍致賢給養熊業及制藥企業的建議是，如果能適當投入部分資金到野外黑熊的保護工作中，不僅能保證產業的良性發展，還能逐漸獲取市場信賴。

　　最理想的狀態是：一邊是人工養熊業的蓬勃發展，一邊是野生數量在逐年遞增。例如在世界范圍都一致推廣的鱷魚產業，鱷魚皮作為優質的皮革材料，市場需求極其旺盛，同時一些被淘汰的鱷魚還進入了餐桌。其成功的市場化運作，不僅使得野外鱷魚的數量逐年增長，還促進了鱷魚養殖業的繁榮發展。

　　鱷魚模式在其他的動物養殖中并非行不通，但關鍵是要解決包括市場、走私和偷獵等一系列問題，提前建立預案，而國內并沒有這方面的細化研究。孟智斌建議，無論反對派還是支持派，需要坐下來共同探討解決方案，而非站在各自的利益層面自說自話。

　　離開熊場時，養熊場負責人指著四周暫未開荒的林地，再三重復著理想化的養殖模式：將來不再需要用房子、鐵架等約束性的手段取熊膽，而是通過逐漸的技術改進和人工馴化，最終實現散養，讓熊們有一個健康、快樂的林園，同時還能解決熊膽粉的高品質用藥。這樣的雙贏，何樂而不為？

　　考慮到中國市場對于熊膽需求量巨大這一客觀事實(我們姑且不討論熊膽的藥用價值到底如何)，我們可以謹慎地認為，養熊業的興旺對于野生熊種群起到了一定保護作用。這個產業目前最需解決的是人道主義的問題，盡管我們看到養殖熊的生存狀況在向好的方向發展，但養殖企業顯然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養熊企業必須明白的一點是，如果要讓這個市場和諧地運轉下去，這是最大的障礙。

　　麝香的市場化困境

　　如果說熊和鱷魚的市場化養殖在某種程度上保護了野生種群的安全，那么麝的命運則是另外一番景象。無論是作為中醫第一大動物藥，還是在世界范圍都稀缺的名貴香料，天然麝香的市場份額都不容低估。中國自1958年投入人工養麝以來，始終難以形成規模，至今未能通過市場化的方式達到對野外種群的保護。

　　一方面，基于對野外麝的保護壓力，政策始終受限，麝香價格一直由國家嚴格管控，國家的擔心是一旦過于放開市場，會導致需求量上升，進而刺激野外偷獵；另一方面，鑒于麝獨特的生活習性，中國養麝技術始終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正是種種因素導致人工養麝業至今未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開放。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麝香的市場價已達到每公斤40萬，巨大的利益誘惑是人們對麝虎視眈眈的主要原因。

　　當時麝的種群數量急劇下降，除了麝的棲息地遭到破壞，最主要還是人為的因素，“下套”取麝香成為最具破壞力的手段。當時，國家林業局保護師的一位官員，曾在陜西某林場調研時，一次性撿了3萬多個套(民間捕獲動物的一種工具)。與獵殺不同的是，獵人只殺公麝，僅公麝產麝香，至少對種群的繁衍影響要小。上世紀60年代時全國還有約250萬頭麝，到2001年時已不到6萬頭。

　　基于麝香極高的利用價值，中國自1958年便開始投入人工養麝的研發，但這一嘗試并不成功。

　　2011年11月末，記者到達全國最大的養麝基地四川養麝研究所時，所長蔡永華顯得很遺憾，一年僅一次的“取香”剛在一周前結束，“今年取了不到5公斤。”他指著前方216畝的養麝基地。

　　上世紀60年代建的科研大樓在2008年地震時毀壞，至今仍是一片廢墟。飼養麝的矮小的紅磚房看上去和整個林地格外不協調，“沒辦法，沒地方養。”養麝所辦公室主任陳建國只是無奈地搖頭。除了地震時死去和跑掉的400余只麝，近3年因飼養環境的惡劣，陸續因各種疾病死去的更不在少數。

　　事實上，四川養麝研究所作為國家機密性科研單位，很少被外界知曉，但近兩年，蔡永華越想越憋屈：“都養不活了，得找出路。”如今，令他最困擾的是目前的營養飼料依舊停留在上世紀80年代粗放型的畜牧業水平，主要還是維生素、營養素、蛋白質、粗脂肪等配方。蔡永華的解釋是缺錢，他抱怨起國家扶持力度不夠，而政策的限制更是讓后期整個中國養麝業難以為繼。

　　經過53年的發展，中國的麝養殖也僅算小范圍養殖成功，但因養殖成本高，企業很難有動力進行規模化生產。一方面，其種群到了一定數量時就會生病、死亡，而更重要的限制因素是，國家在麝香的銷售價格上，一直嚴格限制和管控，使得企業的利潤空間極小。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國家對養麝所實行了“增人不增支，減人不減支”的政策，但隨著麝的數量增加，其養殖成本也在增加，而科研經費的緊張，也使得很多科研工作經常反復性中斷。為此，養麝的虧損情況也不斷加劇，1994年之前養殖場還有600多頭麝，1994年時僅剩172頭。

　　“既然國家經費緊缺，是否可通過出口促進產業發展？”蔡永華的提議最早得到了國家林業局野生動物保護司副司長秦建華的認可，在秦的支持下，2001年到2003年間，一部分麝香被允許出口，且平均出口凈價超過每公斤60萬元。連續3年，全國養麝業都處于發展高峰期，資金的充裕，也使得麝的營養充足，其繁殖能力也大大增強。在此期間，養麝所的麝已達到1600多頭。

　　但好景不長，2003年后，來自國際的輿論譴責聲音強烈，麝香也被禁止出口。在資金緊張的情況下，蔡永華又在所里推行“以熊養麝”的模式，當時，養熊業尤其賺錢。

　　“國家林業部門的意見就是只保護，不再繼續投入資金，養了這么多年也不見成效。”中醫藥協會副會長王瑛說，這一時期，國家在實驗、養殖等方面確實花了很多經費，但始終未見成效，其發病率很高，也和飼料有關，目前提出“誰投資誰養殖誰受益”的方案，鼓勵企業自給自足，但“虧本的產業誰愿意投？”

　　“投入高，還不如去買。”蔡永華說，大部分制藥企業都有一定數量的庫存，更不排除大部分來自于國外走私。例如片仔癀作為目前全國用麝香量最多的企業，每年的麝香用量是上百公斤，而全國麝香總產量不過10公斤。據了解，目前中國僅批準7個制藥廠共5類品種允許使用天然麝香，而全國目前共有約4000頭麝，而中藥的總需求量便有1500公斤，這意味著全國需要30萬頭麝才能滿足中醫藥的需求。

　　除去藥用，麝香作為高級香料，在世界各國都有很大的需求量。2010年，日本一家公司找到蔡永華，提出以每公斤60萬元的起始價收購麝香，讓蔡永華尷尬的是，該公司被拒后，提出更高的買價。“在國內市場都未能獲得正常開發的情況下，何談出口？”人工養麝之所以沒能得到發展，除了在疾病、飼養方面還存在問題外，主要原因是養麝主一直虧損。孟智斌說，養麝場有利潤空間，才能在科研投入、環境改善、產業發展上有所突破，但現在的情況是幾十年如一日。養麝業沒能通過市場化的方式推廣，其關鍵還是未能形成一個盈利模式。

　　一方面，國家對天然麝香實行嚴格的價格限制，養麝場出售的麝香價格越來越低，而用麝香的制藥企業在藥價上也被國家嚴格管控，也使得養麝企業的利潤越來越薄，而飼養成本卻在逐漸提高。同時，國家對天然麝香的藥物利用實行的是嚴格的管控措施，統一由國家指定交易。蔡永華稱，在市場未開發的前提下，不再打算繼續擴大種群，“養得多，虧得多。”他盤算著，目前養麝所每年開支400萬，除去政府每年投入的200萬元科研經費，剩下的200萬元還要自給自足，而每年熊膽粉的收入約120萬元，麝香收入約50萬元，如果再養，就會虧更多。

　　四川省林業廳野生動物保護處負責人則認為，目前最大的問題是，養麝場的科研成果沒有走市場化路線，如果市場稍微放開，資金有所寬松，不僅能體現出過去的研究成果，還能擴大種群。

　　孟智斌認為，國家在價錢上實行嚴格的管控，主要還是在保護和利用上很難權衡。如果麝香價格提高，藥價會更高，而市場價格一旦非常高，民間的捕獵行為又會出現，如何解決這個矛盾顯然很關鍵。在他看來，麝的人工養殖從生物學看，已經成功，這主要取決于兩個標準：一是成活，且能夠實現活體取香；二是能在此基礎上自然繁殖，無需再從野外捕獵。至于麝的難養殖、生病、死亡，都不是主要問題，主要還在于經濟上不得力，所以發展不起來。

　　而發展人工養麝業的根本問題還是要開放市場。孟智斌經常和主管部門提議，國家可以實施管控，但要把價格放開，在嚴格核實論證后，可以以自由拍賣的方式出售。甚至可以規定，買賣價格中設立一部分麝的野外環境保護基金。“誰保護誰受益的口號要跟上形勢，不要空喊，要拿出實際解決方案。”

　　但整個產業要想全面發展，企業還需從動物保護的角度考慮，在野外動物資源保護上投入一定資金。“我國企業究竟為野生動物保護做了多少貢獻，恐怕微乎其微。”孟智斌稱，國外企業每年都會投入大量資金在公益宣傳片上，適當調整輿論導向，但國內企業很少考慮到整個產業的長遠發展。

　　養虎難下

　　通過市場化手段保護野生動物種群，養熊業和養麝業分別面臨倫理和價格管制的問題，這說明市場化的解決方案不是一蹴而就的，市場的手段也不是完美的。而另一種珍稀動物——老虎的養殖則面臨更為復雜的局面。

　　上世紀50、60年代，中國虎多成害，鼓勵打虎。中醫藥科學院研究員周超凡稱，僅1956年一年，全國就收購了900多張虎皮。此后，人們大量砍伐森林，使得老虎的棲息地越來越少，中國虎類種群成為瀕危物種。

　　對于虎的保護，瀕危物種國際貿易公約華盛頓公約(CITES)曾在2002年11月做出決議，建議有關國家考慮引入全國性措施，比如自愿禁止國內有關動物及其制品和衍生物的貿易。國外NGO曾多次建議銷毀庫存的虎骨，并敦促消費這些產品的國家承諾逐步減少并最終不再使用。

　　但禁貿是最好的辦法嗎？國際性的非盈利環保組織保護國際的首席經濟學家Richardrice曾提出“獲得某個東西最省錢的方法就是去購買它”的觀點，他認為，保護野生動物最好的辦法就是為它們付錢。在圭亞那，保護國際以每公頃每年1.25美元的價格購買了81000公頃雨林的砍伐權。現在，這片雨林是一個很成功的自然保護區。

　　目前全世界虎源都在下降，且毫無任何增長跡象，即使中國全面禁用的情況下，也很難從根本上扭轉老虎減少的趨勢。中國的野生虎，現在或將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基本都處于邊緣生存狀態，在有效棲息地面積小、質量低下、數量稀少的情況下，沒有證據能說明它們可以維持一個自我穩定和發展的種群。那么，老虎是否也能通過市場化的手段來擴大其種群的數量呢？

　　由港商周偉森投資3億多元興建的桂林雄森熊虎山莊，曾是中國唯一的虎種源繁育基地，目前卻遭遇了“虎滿為患”的尷尬。據了解，自1993年成立至今，熊虎山莊擁有老虎1300多只。隨著科研技術的成熟，近年來熊虎山莊每年新出生老虎近200只。

　　山莊的相關負責人曾透露，一只老虎每月開銷要2400多元，每年養虎場的開支需千萬元以上，而林園每天不到兩萬元的門票收入，遠不夠老虎一天“伙食費”的四分之一。為了減輕負擔，雄森熊虎山莊曾將老虎出租到南京、宜昌、武漢、安徽、龍巖等地“打工”。他們更是設想過放虎歸山，但就中國目前的環境現狀很難實現。

　　而老虎自然死亡后還不能買賣，唯一的辦法是冷凍起來。為此，此山莊專門修建了體積近40立方米的冷藏庫，每年要再投入幾十萬元。而老虎3歲便開始具備生育能力，為了控制日見增多的虎崽降生，山莊無奈選擇讓虎“計劃生育”。

　　但最令這些養虎場主困擾的還是來自國際國內的輿論壓力，近兩年隨著反動物制品的呼聲的日益強烈，他們基本不再出現在任何可能性的公開場合。東北虎林園總裁王利剛苦于因接受媒體采訪，多次遭到強大的輿論壓力。

　　一方面是日益龐大的種群和昂貴的養殖、管理成本，另一方面是虎制品在國內外都被禁止貿易，而強大的輿論壓力更使得企業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很多專家認為，法律上應該把野生虎和人工繁育虎分開，在有效的監督機制下，有限制地放開人工繁育虎的合理利用，讓人工繁育虎走上“以虎養虎”的道路。

　　中國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投入的人工養虎業，目前老虎總量已超過6000只，而禁貿多年來，各虎林園和動物園已出現了大量的虎骨、虎皮、虎器官積存，為此，養虎企業一再呼吁要求“利用死虎資源供養活虎”。中醫藥大學原校長龍致賢的看法是，如果適當對自然死亡的虎資源限量利用，也能滿足部分市場需求。如果能有一整套合理的法規，對于養殖場中自然死亡的老虎進行鑒定，再允許其出售，同時，確保對非法市場的嚴格管制，豈不是能解決一部分問題？

　　但也有專家擔心，老虎貿易是一個不能開啟的潘多拉魔盒。

　　在華寧看來，保護的核心問題是從根本上終止貿易，正是貿易的存在使得野生虎的生存面臨更大的危機。她認為，大象和老虎面臨同樣的問題，非洲象的種群數量急劇下降，主要和人類的消費、貿易有直接關系，盡管中國目前允許部分合法的象牙貿易，主要利用以往的庫存象牙看似無害，但也會導致新的市場形成。華寧稱，主要很難從根源上遏制非法的存在，而一些合法的商家甚至利用政策和法規的漏洞，從事非法的經營活動，就會導致國家很難管控，市場反而更亂。

　　孟智斌認為，在目前人工養殖的情況下，使虎貿易合法化就要承擔因此而導致的市場需求和盜獵壓力增加的風險，這也會為銷售非法虎制品的行為提供可乘之機，使得非法虎制品與合法虎制品無從區分。

　　這時如果再開放老虎貿易，會出現兩種可能：一是開放貿易后，所有的老虎可能很快絕跡；另一方面，開放有可能減少部分偷獵行為，通過制定嚴格的法律條規，能增加野外數量。但現在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到底偏向哪個趨勢。

　　目前的癥結在于，不同的利益方在討論問題時，各自強調一端。“養虎企業要生存，怎么辦？如果能把非法的市場給排擠掉，最好不過，但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不明朗，國家也并未足夠重視。”中醫藥協會原會長張洪奎認為，如果要開放貿易，需要國家能夠拿出有利的措施和資金，進而能夠說服來自社會輿論各方面的壓力，證明人工利用不會對野外種群有影響。

　　來源：經濟觀察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