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大家張培剛

　　2011年11月23日，著名經濟學家張培剛在武漢逝世，享年98歲。

　　張培剛也許是老一代經濟學家中最接近世界級水準的人物。他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的論文《農業與工業化》不僅是當年度（1946-1947年度）最佳論文（獲大衛·威爾士獎），同時也被認為開啟了發展經濟學的脈絡，是一篇無法繞開的文獻，無數后進者都從中獲得滋養。這其中包括諾獎得主劉易斯、庫茨涅茨和舒爾茨。

　　命運弄人。張培剛1945年回國，不久西方經濟學被打入“冷宮”，張培剛相當長時間從事的是華中工學院建筑監理的角色。一個廣為人知的故事是，曾有幾位研究發展經濟學的拉美經濟學家風塵仆仆趕到中國，要見自己的偶像張培剛，最終會晤的場所卻是灰塵漫天的建筑工地。

　　改革開放，學術春天出現，張培剛已經66歲。在隔絕30多年之后，國際經濟學發生了極為重大的變化，數理大幅度入侵經濟學，“國家起飛”理論挾持了發展經濟學的全部——強調國家要有強大的動力起飛，發展中國家需要工業大量“剝奪”農業的剩余。但是上世紀80年代，這個理論破產了。很多新興發展國家陷入困境——它們既沒有發達的工業，同時又將農業弄得凋敝不堪，證明經濟學必須回到它的主流話題：增加自由、擴大選擇、穩定產權、提高激勵。張培剛復出之后，雖有著作，卻沒有能力和機緣應和新的潮流。學問之事，實非簡單學問之事。

　　什么是工業化？

　　20世紀初去西洋留學的中國人的博土論文，多以研究中國現實的或過去的問題為主題，這是討巧的路徑。因為對西洋學界而言，這是新穎的“獵奇”，但對于本國的認識系統而言，卻少有理論上的創新和適用價值，不值得納入思想史之中。

　　張培剛的《農業與工業化》打破這一慣常。當時的先進國和落后國之間的劃分方式，就是“工業國和農業國”。如何讓農業國工業化？這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即使到現在，經濟學者仍會對《農業與工業化》所表現出來的不凡思考感到驚異。那個時代最大的偏見是“工業是比農業高級的，農業必須要順從工業、服務工業”。張培剛的認識則更接近于雅各布斯或舒爾茨的后來觀點，“農業并不低級”，“城市創造了鄉村”，“工業創造了農業”。

　　雅各布斯說，過去的城市就是“集市化的存在”，農民在集市中交流種子以及耕種的方法，從而推動農業，故“沒有城市，很難有農村”。“工業創造農業”也是同樣的道理，張培剛寫道，只有工業才能改造農業的邊際效應快速遞減的現象。如果沒有制造農用機器的工業，則農業機械化無從發生；如果沒有現代運輸系統以及消毒冷藏方法所形成的現代倉儲設備，則大規模的農業生產和大量的農產品輸出海外是不可能實現的。工業是服務于農業的手段，工業其實也“順從農業”。

　　張培剛另一個非常偉大的見解在于，他非常看重農業國工業化的過程，他采用的研究方法，更像是后來的“動態非均衡方法論”：一方面，農場或鄉村家庭，往往沒有完備的市場知識，其信息不對稱，遠遠超過于城市經濟單位。所以，農民對價格變化是遲緩的，而信息不對稱則形成了農業和工業間的博弈不均衡。

　　張培剛將工業化看作是“一系列重要的生產函數連續發生由低級到高級突破性變化的過程”，突破了習慣的工業—農業二分法，也就是說，“所要實現的工業化，不但是要建設工業化的城市，而且還要建設工業化的農村。”

　　假設奉行張培剛的理論……

　　如果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政策奉行張培剛的理論，那么結果會有什么不同？

　　首先，張培剛絕不會贊同“剪刀差”的工農政策。歷史已經證明，這一政策非常值得懷疑，如果采用張培剛提倡的“農業和工業有機聯系的方法”，也能為工業提供快速的資本動力。

　　工業品因為其競爭和規模效應，使得壟斷力量更早地出現。相比之下，農產品市場不能形成對應的談判能力，農民其實是廣泛的不完全競爭的受害者，工資報酬低，所以需要對農民和農村的“反向哺育”。

　　張培剛敏銳地察覺到，伴隨現代工廠制度、市場結構及銀行制度之興起而來的“組織”上的變化，必將對農業生產結構和組織方式產生巨大的影響。的確，鄉鎮企業的崛起及隨后的衰落、農村的“田底權”（所有權）和“田面權”的分離及后者的流轉、農村金融的合作化出路……張培剛認為，農業問題，根本不是一個落后的問題，而是一個不斷創新的問題。

　　張培剛最精彩的論斷，是關于工業化對農村勞動力的影響。工業化進展到一定階段，即形成“拉力”（工業對勞動力的吸納）和“推力”（農業對勞動力的排斥），拉力主要是由于城市的貨幣工資高于農村使然，“推力”主要是農業的機械化造成機器代替農場勞動力。按照“拉力”和“推力”觀點，用農業解決所謂農村失業問題就是錯誤的政策，不要認為有幾分田就可以讓農民有依靠，農業如果工業化，將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來“驅逐”農業人口，18億畝紅線不是“糧食或者勞動力穩定的保障”。

　　所以國家必須要加大對農業勞動者的培訓，否則將會出現“一方面農村勞動力很多，另一方面卻存在用工荒”的“結構性問題”。這個問題已經大規模地出現了，如果我們能較早地理解張培剛的思想，這個問題就會緩解很多。

　　可惜斯人已逝，這種追思往往顯得徒勞。

　　（摘自《中國新聞周刊》2011年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