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等地近些年興起的高利貸以“緣約”文化中的信用作為基礎，其在法律保護上的缺失將成為短板，制約著這種信用金融的未來發展。若遇到信用危機，大規模的群體事件將成為不可避免的結果

　　■  環球財經記者 黃楊

　　緣約文化與創業

　　不知從何時起，浙江的“緣約”文化開始屢屢見諸報端，其中，浙江工商大學浙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呂福新就將“溫州模式”稱為“能人+緣約”模式。他解釋道，“緣約”是矛盾的，既是自然或天然約定，又是需要用情和經營的，主要是一種情感紐帶和特殊關系。“緣約”區分親疏遠近，自己人與外人、溫州人與非溫州人的界限鮮明，因此對外是封閉和排斥的，尤其是對溫州和溫州人以外的文化和人才的排斥，所以全國和世界各地的“溫州村”往往脫離當地社會。同時，對內也往往是搞“小關系”、“小團體”和“小地方”，難以普遍地開展真正的合作。

　　相較于呂福新教授的“封閉和排斥”論，筆者卻更注意到這其中的“逐利”性，即是在市場經濟機理下，浙江商人在“逐利”傳統的趨導下充分利用“緣約”文化籌集資金、人脈和社會資本；相應地，“緣約”文化也是浙江商人在創業之初所依賴的融資渠道。

　　由于浙江區域文化傳統中的“緣約”特性(如溫州幫、寧波幫)，信任機制產生在“家”的網絡中，因此商業的交易方式會順著“家庭、家族、家鄉”的“緣約”網絡迅速擴張，從而形成“人人當老板”的空前盛況。

　　眾所周知，在浙江，民間資本最為活躍，也最容易形成規模。大量的民間資本被部分個人或者法人聚集到一起，變成改變當地經濟格局的重要力量。聚集到個人或法人手中的大量資本再以民間借貸的形式流出去。這其中“緣約”文化就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查閱資料不難發現，其實民間借貸便發跡于親戚朋友及鄰里間的互惠互助，往往游離于體制之外，具有很強的草根性。這種借貸關系以人際關系為基礎，具有“家”之特性，缺乏法律庇護。人們在進行借貸交易時，只需打借條，在借條上注明借貸雙方的姓名和借貸金額即可。期限也不確定，隨時可以收回。即便如今民間借貸早已超出了最初功能，容納范圍也遠遠超出了親戚、朋友及鄰里之間，甚至發展成為“民間金融”。溫州當地的工業、商業以及學校、醫院都有可能已經被囊括其中。

　　更進一步地，“緣約”文化發展到今日，已經不僅是存在人與人、人與商、商與商之間的一種社會文化，更已經“由民到官”，影響到制度的生成方式。

　　改革開放之初，溫州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逐漸興起的時期，地方政府對其的態度是觀望和沉默，基本上持默許的態度。溫州當地一位商人告訴筆者，“那個時代，地方官員的家人也有部分經商，他們也都分享到了改革開放的活力和利益。結果就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最后便是溫州人的經商行為得到了保護并迅速成長”。就是如此，溫州人在經商過程里，在官與商的血緣“緣約”中，潛移默化地改變了地方政府的態度，影響了制度的變革。政府當然也樂于順應民意創造制度，完成制度供給行為。

　　典型的例子便是吉利汽車的創始人李書福。李書福雖然不是溫州商人，但浙商的身份亦可說明問題。李書福早期從事摩托車制造，積累了第一桶金。之后憑借其個人的獨特眼光和過人膽識，轉而挺進汽車產業，是中國民營企業第一家從事汽車生產的企業。但是，由上到下的國家產業政策中，都明文規定民營企業不能制造轎車，只能生產客車。這種情況下的吉利最初只能生產客車。但是，李書福卻不認這個理兒，私自生產轎車。這在中國的其他地域環境，基本上是匪夷所思，很難實現的。但是在臺州，臺州市政府在李書福“祥林嫂”式的關于汽車產業愿景的游說下，認同了李書福的抱負，并持默許態度。浙江省政府也是如此，最終，李書福如愿以償，取得了中國第一家民營企業生產轎車的許可證。產業政策作為一種重要的制度類型，其是民間與政府互動的結果。

　　緣約文化與民間借貸

　　浙江的民間集資的方式往往呈金字塔狀。位于塔頂的通常是地下錢莊、小額貸款公司和高級掮客、典當行、抬會、擔保公司等組織或個人。金字塔的最底端是散戶。這些散戶的存款多少不一，有的幾萬，有的十幾萬甚至上百萬元。在塔頂與底層之間，則是或大或小的中介，它們嗅覺敏銳，擇機而動，不放過任何一個狙擊資本的機會。一些銀行的錢也會進入這個金字塔系統中。有媒體報道，2000年以后，銀行的業務員發現一些客戶的信貸增長過快，后經跟蹤發現，這些個人貸款被借給別人，成為民間借貸了。

　　筆者就曾接觸過一個暫居在珠海的溫州商人，他用銀行貸款在廣東省珠海市和中山市分別購置了三套房產，還有一輛奧迪A4轎車。而他的存款，則沒有全部用來還貸，而是融給了老家溫州的地下錢莊。這些地下錢莊承諾回饋的利率是10%，高于他的房貸和車貸利息。

　　回過頭看，搭建這一金字塔的鋼筋水泥，便是約定俗成的“緣約”文化。在浙江一些地區，有一些當地公認的資金周轉人，他們往往在當地具有較強的權威性和號召力。誰手里有了閑錢，就會先在周轉人那里登記。如果某些企業或個人資金周轉不足，就會向周轉人借貸，周轉人對借款人的信用和還款能力進行判斷，如果符合貸款條件，就會把前來登記的散戶的錢聚集起來。所以說，在溫州，幾乎每位成功的企業家的背后，都蟄伏著一大批坐擁金山銀山的低調富豪，他們不顯山露水，以共贏的方式把民營經濟推向新的高潮，并成為全國無可復制的樣本。

　　根據中國中小企業協會統計，在民營企業的資金來源中，民間借貸占了民營企業資金來源的30%~40%。溫州是中國民營經濟的發祥地，現在已經擁有30多萬家民營企業。溫州的民間金融從民營經濟萌芽時期就已經存在，伴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而發展，沒有民間金融就沒有民營經濟的今天。

　　當然，天下從來都沒有免費的午餐，民間借貸風險重重。改革開放之初，溫州人要辦工廠跑買賣缺乏資金，不得不動員親朋好友參加，實行會員制，以解決創業資金缺乏難題，這就是創投的雛形。不過在民營經濟發展早期，野蠻生長的影子無處不在，即使是民間金融也不斷呈現出瘋長的勢頭，“抬會”即是一例。

　　抬會又稱應會、排會、經濟互助會等，主要流行于東南沿海一帶，浙江、福建尤為典型。其模式主要為若干人組成一個會，其中一人為發起人，稱會主，其他為會員，以經濟上的往來為主要目的，把會員的錢聚攏，交由會員們輪流使用，先用的人支付利息，后用的人吃進利息。按金額分有1萬會、3萬會、5萬會、10萬會等；按時間有月會、季會、半年會、年會等。

　　這種會實質上是從合會中演變出的一種以牟取暴利為目的、具有投機敲詐性質的民間信用形式。上世紀80年代溫州抬會規矩是這樣的：一個會員入會交1.6萬元，從第二個月開始，會主每月付給會員9000元，連續12個月，共計10.8萬元；從第13個月起，會員再付給會主3000元，連續付88個月，計26.4萬元，會主仍然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循環滾動，一個會期為100個月。有人計算過，一個1.16萬元的會員要維持下去，到第六個月必須發展22個會員，到第12個月，要發展691個會員，到第18個月，就要發展20883個會員。

　　當時在樂清，共有大大小小抬會1346個，最大的抬會發展了12122人，從1985年到1987年初，溫州九縣兩區有30萬人卷入其中，會款發生額達12億元之巨。甚至出現了“短會”、“官會”等不同形式的變種。

　　這種瘋狂的游戲在1986年春夏，出現資金鏈斷裂的情況，會主潛逃，影響巨大。最終以李啟峰、鄭樂芬等知名會主被判處死刑而結束。

　　“抬會”以“緣約”文化中的信用作為基礎，其在法律保護上的缺失將成為短板，制約著這種信用金融的未來發展。若遇到信用危機，大規模的群體事件將成為不可避免的結果。

　　緣約文化的適時創新

　　歷史上“緣約”曾為浙江民營經濟的飛速發展做出過重要的貢獻，當然也曾置巨大風險于民間借貸之中。但不可否認的是，浙江人，特別是溫州幫、寧波幫等人群，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種緣約，而不是真正的契約。“緣約”群體極重視在“圈子”的范圍、在“圈子”里的地位，“圈子”可以方便聯絡、拉攏當地官員，建立特殊的私人關系；也容易得到社會資源如土地和銀行貸款等。

　　因為“圈子”的封閉與排斥，往往滋生了一系列尋租和違背公平的事件，于是有人提出，“緣約”文化排斥理性原則，不利于社會化和現代化。

　　但應該看到，對于一些不好的社會現象或者社會文化，往往也不應當一棒子打死。有時往往可以將其疏導到好的一面，并且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在溫州，一些成長型企業開始通過企業聯保貸款，進行互助式自救，來化解融資難題。這便是基于“緣約”文化中的“信”而新形成的一種經濟現象。

　　所謂企業聯保，即數家缺乏抵押物的小企業憑借供應鏈或從事的行業形成相互的擔保，并以“戶”的名義向銀行申請貸款，共同獲利、共擔風險，比如“生意圈聯保”、“老鄉聯保”和“同行聯保”。

　　2008年7月，龍灣某制筆企業的負責人，連續接到了幾個訂單，準備擴大生產，卻遭遇資金瓶頸。當負責人王老板聽說浙商銀行溫州分行可以辦理小企業聯保貸款，就找到4個同樣遇到困難的生意圈朋友，組成一個共同聯保體。龍灣的這5家小企業貸走了浙商銀行溫州分行的第一筆“老鄉聯保貸款”，他們通過“聯保”獲得了2250萬元貸款，每個企業分得450萬元。此前，龍灣的這5戶小企業均抵押不足、規模小、信用評級難度大，如果單戶申請貸款很難辦理。

　　綜上所述，可以說浙商的興起總體上符合一個宏觀邏輯，即浙商“緣約”文化與浙商群落的互相推進與互動。在正確的引導和創新推動下，它既可以成為與創業者的互動、與企業成長的互動，也可以是與政府之間、金融機構之間的良性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