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辰(發自英國巴斯)

　　對于中國人來說，也許有件無法理解的事情是：《世界新聞報》，一家小報，是如何做到能讓自己的觸手伸向英國政界，甚至能安插心腹幕僚在當今首相身邊，來左右大選的進程。此次“竊聽門”事件，從《世界新聞報》的主編開始，到曾擔任保守黨競選團隊的媒體總監的前任主編庫爾森，以及引咎辭職的倫敦大都會警察局局長保羅·斯蒂芬森，再到首相卡梅倫，猶如一根繩子上的螃蟹，揪出的是整個媒體與政治糾纏不清的地下關系，而繩子的一端卻是一家靠捕風捉影立家、以無聊八卦見長、有手段無底線、要真相不要臉的非主流媒體。對于我們很多“求真知”并一日三省提醒自己要“理性思考”的讀者來說，這種齜牙咧嘴的作風一定只有市井無賴才會喜歡。

　　確實，筆者過去上寫作課的時候一個著名的笑話是，有人寫專業文章只立論卻不擺依據的毛病比較嚴重，被老師說成是“整得跟《每日郵報》(Daily Mail)似的”，可見小報的無厘頭形象已經深入人心。然而你仍然會被英國小報的品種之多、口味之重、言語之犀利所震驚，就是在這個我們以往認為以低調和紳士風度形象示人的國家里，報紙的頭版標題可以送給公眾人物最刻薄的言辭。與那些主流大報(tabloids)相比，小報少了幾分謹慎和清高，對于本本分分的上班族來說，并不需要知道政府的財政緊縮政策會讓英國經濟向什么模式轉型，在休息的時候翻開報紙，只需要關心財相奧斯本又說了哪些混蛋話、自己又因此少了多少錢。一本正經全面分析的學究姿態有時候是很討人嫌的，理性的大道理往往是高姿態的廢話，與讀者的生活沒有關系。所以奪人眼球、制造話題，這種小報伎倆絕對不僅僅是為莽漢俗婦的口味設計，小報的高明之處就在于能夠敏銳地把握普通民眾的需求。與其去相信不靠譜又不親切的公正代言人，倒不如讓小報把熱點生吞活剝，不管你是欣賞還是覺得反胃，讓民意在自由辯論的天空下來個正面交鋒。

　　政客VS媒體大亨

　　英國人對于默多克的厭惡，本質上正是出于對小報把握民意和操控民意的恐懼。除了每期平均銷量為280萬份的《世界新聞報》以外，默多克的新聞集團在英國還擁有《泰晤士報》、《星期日泰晤士報》、《太陽報》，其中單單《太陽報》的銷量就達到每天270萬份以上，大報《衛報》的日發行量則為28萬份。如此規模龐大的報業大軍，不難讓人對默多克產生“大魔頭”般的遐想，仿佛可以通過媒體將民意導向玩弄于股掌之間。

　　在陰謀論者眼中，媒體大亨甚至很有可能是地球的影子政府，所有戰爭和外交關系加起來就是很大一盤棋，政客不過是媒體的棋子。這種對于媒體大亨的認知臆斷也并非完全沒有道理，在媒體與政治的交鋒史上，小報業臭名昭著的鼻祖威廉·蘭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正是以這種形象出現。他以各種低俗的報道以及毫無廉恥的惡性競爭手段迅速成為紐約小報業的巨頭，用黃色新聞積累了龐大的讀者群后，甚至聲稱自己可以“設計并發動戰爭”，事實也的確如此，1898年美西戰爭的爆發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赫斯特旗下的《紐約日報》惡意炒作對西班牙的敵對情緒，并且他曾嘗試競選紐約州議員，甚至挑戰美國總統。電影《公民凱恩》正是以赫斯特為原型塑造了一個媒體大亨的神話。

　　相比美國鬧劇般的小報業發展，小報在英國的發展卻融入了英國政治這出暗流涌動的情景劇，媒體與政治的博弈表面上不動聲色，在暗地里卻已針鋒相對，媒體作為影響政治進程的新事物，在英國倒是顯得格外搭調。上世紀初的媒體大亨諾思克里夫勛爵(Lord Northcliffe)，用當時的話說被形容為用《每日郵報》掌控大眾，用《泰晤士報》掌控統治階層。早在一戰爆發前，德國的戰爭機器還在蠢蠢欲動之時，諾思克里夫就已經通過報紙向公眾和政界不停旁敲側擊，敦促政府對歐洲戰事有所行動。而當時執政的自由黨內閣卻仍處于不知不覺中，直到德軍攻占比利時，首相阿斯奎斯才匆忙宣戰(根據1836年《倫敦條約》，英國有義務保衛比利時的中立國地位)。到1916年戰事膠著之時，諾思克里夫更是通過《泰晤士報》制造輿論壓力，幫助更為果斷強硬的勞合-喬治取代阿斯奎斯的首相職位，自己則換來了在新內閣中的一席地位。

　　諾思克里夫為小報業帶來的啟發是，媒體同樣也可以用政治手段來贏得在政界的利益，這種政客化的媒體大亨成功打入了精英化且圈子意識濃厚的議會斗爭，著實一時讓保守矜持的英國政客難以招架。但英國政界這出情景劇永遠不缺不溫不火但又充滿戲劇性的轉變。上世紀30年代，保守黨首相斯坦利·鮑德溫同時遭到兩個媒體大亨的雙料挑戰，羅斯米爾(Lord Rothermere)和貝佛布魯克(Lord Beaverbrook)，他們所擁有的《每日郵報》和《每日快訊》(Daily Express)依然是今天英國小報界的挑事大王。這兩位信奉自由貿易原則的巨頭聯合反對鮑德溫正在積極推行的保護主義政策，貝佛布魯克甚至成立了自己的政黨，“帝國自由貿易陣線”，并借用自己旗下的媒體宣傳機器來自賣自夸。坐不住的鮑德溫終于在1931年3月17日發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演講，抨擊他們“用龐大的宣傳機器把自己的好惡強加給公眾”，甚至用“婊子行徑”來形容報界干預政治。在那個年代，如此用詞簡直比吃到蒼蠅還令人悚然。對于媒體大亨的公開炮轟，這是英國歷史上的第一次，之后鮑德溫多次借用各種機會在公共場合直指媒體大亨的“不負責任”和“對權力的饑渴”，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來，鮑德溫的回應仍然是一系列出色的政治公關，善于運用公關技巧的政客有了同媒體大亨叫板的實力。

　　“小報政治”的道德困境

　　小報業的發展史本身就是一部充滿了各種污穢的歷史，其實很難想象這種以狗咬狗、以毒制毒的媒體行業能干凈到哪兒去，偷拍、竊聽等伎倆早已是業內潛規則。因此此次“竊聽門”事發之后，英國小報界幾乎集體熄火，即使對事件的報道也充滿了一種無精打采的感覺，只有《衛報》和《每日電訊報》這種“深度”、“理性”的大報在持續火力全開地抨擊新聞集團的底線淪喪以及政府的曖昧態度。即使是公眾，也多半無力再做道德上的評判。對于政客的指責，卡梅倫遲遲沒有對雇傭庫爾森為自己的媒體總監做出明確解釋。事實上，反對黨工黨所想得到的道歉無非是首相承認自己缺乏判斷力，將丑聞人物拉到自己身邊，或者說得更直白一點，首相作為圈內人物在縱容竊聽行為。

　　但工黨這一系列辯論策略根本不奏效，正如卡梅倫自己所辯解的，他只需要評價作為媒體總監的庫爾森，而不是作為《世界新聞報》前任主編的庫爾森，并且盛贊他在崗位上的努力工作，絲毫不為當初雇傭他而感到后悔。工黨如今的進攻策略被媒體廣泛形容為“protest politics”，字面意思是“抗議政治”，但筆者更愿意把他解釋為“以噴為本”。事實上，他們既無力給政府施加更多壓力，更無力開脫自己欠下的道德賬。今天英國所呈現出的媒體與政治相互糾纏正是從布萊爾的工黨政府開始的。英國大選選的其實并非首相，而是政黨，執政黨可以隨時更換首相，因此英國的政治交鋒中，首相其實僅僅是一個代言人。但在布萊爾時期，唐寧街10號的權力逐漸高度集中，有向白宮靠攏的趨勢，布萊爾的“現代化”理念使他看上去更像一個政治明星，當時甚至有評論說布萊爾正在把首相一職變成“英國總統”。政客向媒體發出參與政治的邀請函正是那個時候開始的，以便用媒體手段為自己打造公關形象、制造熱點、設計政治表演中從形象到動作的每一個細節。這種只求效應不求真材實料的差事，顯然不是拘謹又博學的大報從業人員所能勝任的， 當年布萊爾的媒體總監就是來自《每日鏡報》(Daily Mirror)的阿萊斯特•坎貝爾(Alastair Campbell)。坎貝爾為工黨政府所設計的信息發布流程，包括制造話題、媒體形象、信息監控等，整個就是一部完整的公共關系學教科書。

　　筆者幾乎能夠想象得出保守黨是如何與自己的媒體朋友打交道的，就如同當年還是黨內新秀的卡梅倫“趕場子”去參加各種社交活動一樣。政治與媒體的聯姻就是這么一個上流圈子內部的關系延伸，《世界新聞報》的首席執行官麗貝卡·布魯克斯是卡梅倫的密友，兩家人至今仍是鄰居。然而保守黨顯然不是這潭渾水里陷得最深的，這也是坐在反對黨席位上的工黨現在面臨的困境，只能用自己都不能承諾做到的道德標準來批評保守黨的不誠實，有時候甚至以陰謀論式的論據來胡說八道，給人的感覺就像是一個不停在告其他人狀來給自己開脫的小孩。而一向以良心和道德自居的自民黨卻在這次事件中幾乎失語，由于自民黨塑造自己清新和年輕化的形象，在報界和媒體中鮮有盟友。三大政黨的窘境同時告訴我們，被媒體過度滲透的政治和沒有媒體支持的政治是一樣的不靠譜。

　　如今“竊聽門”事件的看點已不在于政治與媒體的盤根錯節是否真的會被清算，甚至也不在于默多克和他的新聞集團會受到何種打擊。執政的保守黨在承諾全面調查的同時，似乎又在掩飾什么；坐在反對席上的工黨還在繼續無力地批判，同時也在艱難地洗清自己與小報的關系；默多克在聽證會后輕輕地低頭認錯了，語氣誠懇，但感覺并不被動，對他來說損失的無非是一家報社和自己所青睞的首席執行官，新聞集團依然完好。真正的重點在于事件中的各方是否還能繼續把這出英倫情景戲演好，是否能各自整裝后，繼續維持相互依靠又若即若離的關系。也許此次事件也是一個契機，就如同歷史上諸多危機之后孕育出的改變一樣，如果執政的保守黨能夠在任期內拿出一個新聞監管法案，那我們應該慶幸能在有生之年見證歷史的十字路口，看到更良性的政治與媒體的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