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發展就像一列高速行駛的列車，速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能讓大多數人被拋下，否則列車就有脫軌的危險

　　【財新網】（專欄作家 劉勝軍）近日，一系列交通悲劇使國人倍感焦灼。溫州、杭州接連發生橋梁坍塌事件，剛投入運行的高鐵一再遭遇停電折磨，7月23日晚的動車追尾災難更令人悲慟不已。事實上，“質量問題”不僅僅存在于交通領域。鄭州8棟安置保障房封頂兩月因質量問題拆除，上海11.15大火也與采用不符合標準的防火保溫材料有關，紫金礦業、哈藥集團等一個個企業嚴重污染環境。更為無奈的是，食品安全問題不斷蔓延，已幾無放心食品可言。

　　凡此種種，無不凸顯當下經濟增長質量低下之虞。過去30年，中國經濟保持了超過9%的年均增速，GDP躍居世界第二，可謂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一經濟奇跡主要是靠投資驅動、靠生產要素的投入驅動。這一模式，正如克魯格曼在《亞洲奇跡的神話》一文所指出的，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這種模式的天花板。麻省理工學院的索洛（Robert Solow）教授有一個著名的估計：美國長期人均收入的增長中，技術進步起到了80％的作用，投資增加只解釋了余下的20％。中國的決策者已經意識到了原有經濟增長模式的局限，并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十二五”規劃的主線。

　　種種跡象表明，“低質量增長”、唯GDP至上的模式，已迫近社會承載力的臨界點。

　　首先，環境污染導致的社會成本不斷上升。根據中國2006年發布的《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中國2004年因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相當于當年GDP的3%。2007年《瞭望新聞周刊》報道：全國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喪失了使用功能，流經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嚴重污染；3億農民喝不到干凈水，4億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鮮空氣；1/3的國土被酸雨覆蓋，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我國占了16個……綜合世界銀行、中科院和環保總局的測算，我國每年因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約占GDP的10%左右”。

　　根據環保部近期數據，2009年全國發生32起重金屬污染導致的群體性事件，我國江河湖庫底質的污染率達80.1％。全國近岸海域鉛的超標率62.9％，銅的超標率25.9％。重金屬污染面積至少2000萬公頃。

　　其次，房地產綁架中國經濟。據估計，房地產及相關行業對GDP的貢獻高達三成。在一些城市，土地出讓金已經占到地方財政收入的半壁江山。但是嚴重偏高的房價收入比，使得一些民眾只能望房興嘆。不僅如此，房地產更成為“許三多”（許邁永）、許宗衡等高官尋租的黃金寶地。“土地奶奶”羅亞平（遼寧撫順國土資源局順城分局局長）擁有27套房子，山西蒲縣煤炭局長郝鵬俊有36處，其中35處在北京，基本都位于二環附近的黃金地段。上海外高橋保稅區管理委員會處長陶建國有29套房產；浦東新區副區長康慧軍有14套房產。對一個素有“安居樂業”傳統的國度而言，“房事”已經上升成為一個關乎全局的政治問題。

　　再次，“鐵公機”大干快上，質量安全隱患令人憂心。2008年底出臺的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更為地方政府的亂投資提供了政治背書，導致地方政府及其融資平臺債務飆升至10萬億元以上。地方官員為了自己任期內出政績，不少項目趕工，質量問題層出不窮。耗資1.3億英鎊的廣州大劇院，對公眾開放僅一年后，墻壁和天花板就出現巨大裂痕，玻璃幕墻脫落，雨水不停滲透進內部。在這座建筑物外壁的7.5萬塊花崗巖中，很多質量很差正在被更換。有著“亞洲第一站”之稱的京滬高鐵南京南站開通不到10天，北廣場已有數千平方米的地磚被施工人員全部敲碎，重新鋪設。當然，“鐵公機”也是腐敗重災區：鐵道部長劉志軍、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張曙光等多位高官落馬，河南省交通廳更是創下連續四任廳長被雙規的記錄。

　　最后，食品安全危機成失控之勢。2007年爆發的三聚氰胺事件，并未成為食品安全問題的終點站，而是成了起點站。今年瘦肉精事件之后，食品安全危機層出不窮，以至于朱镕基同志在清華百年校慶時責問，“還有什么食品是安全的？”

　　最近，《參考消息》報道稱，“中國起草了史上或許最難堪的安全用餐指南。對世界游泳錦標賽主辦城市上海的形象非常不幸的是，只有官方公布的15家賓館和少數幾家餐廳能讓運動員保留合法參賽的資格。實驗機構研究發現，訪問中國的每28個游客中就有22人的克侖特羅（瘦肉精）的含量足以讓運動員禁賽兩年。”地方政府的GDP崇拜、選擇性執法、彈性執法，致使打擊食品造假的努力一再落空。

　　低質量增長的危害自不待言。它危及公眾的生命健康安全，其代價是難以用金錢來衡量的。

　　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看到，低質量增長的本質是社會財富的不合理再分配。一方面，企業通過污染、偷工減料、胡亂添加等途徑將生產成本“外部化”，轉嫁給社會公眾承擔；另一方面，官員則利用手中的權力大肆尋租。其結果就是收入分配兩極化加速，雖然中國人均GDP不及美國的十分之一，但基尼系數（衡量收入分配失衡程度的指標）已經與美國相當。

　　收入分配兩極化、企業的尋租致富、官員的腐敗，構成了具有破壞力的組合。溫家寶總理2009年在劍橋大學演講時引用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的話說：“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么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要威脅社會穩定。”誠哉斯言。

　　中國的經濟發展就像一列高速行駛的列車，速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能讓大多數人被拋下，否則列車就有脫軌的危險。

　　如何才能實現經濟發展成功的大眾化？首先，政府應放棄過多的權力，逐步退出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參與，讓市場在資源（特別是土地、金融）配置中發揮主要作用。其次，要打破央企壟斷，通過優化競爭“還利于民”。再次，強化政府財政開支的透明度，以輿論監督來擠壓政府亂投資、亂消費的沖動。中央部委公開“三公經費”上的左支右擋，更突顯了輿論監督的巨大威力。最后，建設法治的市場經濟，要實現司法獨立，這是杜絕官員腐敗、企業尋租的根本路徑。

　　GDP增速第一不是我們的目標，GDP總量世界第一也不是我們的目標，低質量的GDP世界第一更不是我們的目標。讓經濟發展真正造福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才是經濟發展的終極目的。為此，我們需要慢下腳步，讓靈魂跟上腳步，讓大多數人生活的夢想不被經濟的車輪碾碎。■

　　作者為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