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季冰

　　與東京電力公司的昏庸官僚和日本政府的猶豫遲鈍形成鮮明反差，災難中的普通日本民眾以自己的精神面貌和言行舉止贏得了整個世界的尊敬，也更加反襯出日本政府的表現是多么配不上民眾對它的信任

　　距日本規模空前的大災難發生已有一月，日本社會仍在地震、海嘯和核泄露的三重危機之下步履蹣跚。而且，從福島第一核電站傳來的消息似乎一天比一天更令人不安，首相菅直人已數次指出，這是“二戰以來日本所面臨的最嚴重的危機”、“日本有史以來最大的國難”。

　　這段時間，越來越多的觀察、分析和評論逐漸從災害發生第一時間里幾乎對日本一邊倒的溢美情緒中冷卻下來，開始理性反思日本政府和大公司在這次災難及救災過程中暴露出來的種種不足。有人亦用我們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人禍”之類字眼來形容福島的核泄露事故……

　　但不管怎樣，與東京電力公司的昏庸官僚和日本政府的猶豫遲鈍形成鮮明反差，災難中的普通日本民眾以自己的精神面貌和言行舉止贏得了整個世界的尊敬，也更加反襯出日本政府的表現是多么配不上民眾對它的信任！

　　災難發生時，許多企業和社會組織臨危不亂，從關閉受災廠區、組織員工(居民)撤離、發布受災信息，到評估災害損失……各個環節有條不紊。全國所有電視臺停止正常節目，統一進行地震滾動報道，不但發布最新信息，也穿插介紹防災知識，以透明和有效的信息減少了許多徒勞的反應和不必要的混亂。公共電視臺NHK更是輪流不間斷地用日、英、漢、韓等五個語種發布震情……被日本人視作最可靠的“逃難”指南，更被媒體評價為“在國家重大危機時刻維系了國民的精神和秩序。”

　　災難過后，無論在災區的收容所還是在東京等大城市，在地鐵車廂還是在商店里，人們依然秩序井然、彬彬有禮。無需任何政府部門或機構來組織，東京CBD地區的商務樓自動輪流停電以緩解電力供應不足。海外媒體曾報道說，恐慌情緒日益籠罩，市民紛紛搶購食品、飲用水和其他應急物資。然而我們在電視鏡頭里看到的，卻并不是中國人習慣的那種“搶購”場景，而是超市和加油站自發安排臨時 “配給供應”，無人喧嘩吵鬧。尤其觸動我的一段小插曲是：一家超市的店員為了舒緩排隊顧客的焦慮情緒，笑吟吟地上前給排隊人群分發巧克力，讓他們打發時間。接下來，自然是一連串標簽性的日式鞠躬致謝……

　　日本民間組織在這次史無前例的大災難面前也展現出了良好的素養。在政府的調配和統籌下，各地近3萬個民間NGO幾乎在第一時間就進入了廣泛號召募捐、分配捐助物資和調動志愿者的“戰時狀態”。而且，不同的NGO間還能做到互通有無，實現信息共享。

　　其他地方常見的那種災后社會秩序混亂、一些人趁火打劫、街頭騷亂此起彼伏的景象，在日本更是絕無僅有。以至于那些見多識廣而又惟恐天下不亂的西方記者也不禁感慨：“咦，日本的災后打劫者呢？”恰恰相反，就連日本的黑幫也在天災面前露出了他們的另外一面。據路透社報道，在地震過后的兩周內，日本的黑幫團伙已經迅速而又悄無聲息地從東京和神戶地區向災區派遣了至少70輛卡車。災民拿到的食品、水、毯子等救援物資中，有一大批正是來自這些平日里打家劫舍或經營色情賭博場所的社會陰暗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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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的鏡頭和故事當然遠不止這些，所以有人說，抗震救災成了日本最好的國家形象宣傳片；而青年哲學家兼作家東浩紀則在美國 《國際先驅論壇報》上撰文，充滿自豪感地說：現在，日本人終于能夠以身為日本人為榮了！

　　如同一個企業或一個國家的資金資本殷實有助于這個企業和國家更好地應對商業環境的變化及風險一樣，一個社會的 “社會資本”充裕，就能夠使這個社會具備更強的應對各種不測風險的能力。

　　一些分析人士將日本人民在這次史無前例的災難面前表現出來的鎮靜、淡定和秩序歸功于自然災害頻發的日本多年來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危機應對機制。這其中包括大到法律政策，小到建筑設施，還有常態化的賑災基金及組織體系。旅居中國的日本專欄作者加藤嘉一就在文章中寫道，“我們從小學直到高中，每個學期都要參加各所學校和地區舉辦的防災訓練，經歷了12年。假設地震發生，我們該怎么辦，第一做什么，第二看哪里，第三怎么辦。至少訓練過30多次，不經思考也明白該怎么應付……”

　　更多的評論者則從所謂“國民性”中尋找理據。他們不無見地地指出，日本文化中的集體榮譽感、對社會的責任倫理、堅韌的武士道精神、克制的禮儀文化以及不懼死亡的宿命論思想……都支撐著他們能夠比常人更加“善處逆境”。的確，孤身留守嚴重核泄露陰影之下的福島第一核電站內進行搶修的“50死士”，得到了舉世景仰，但他們中有人接受海外媒體采訪時卻淡然坦言，自己算不上什么英雄，因為這只不過是根據法律和公司制度的規定在輪流作業而已。

　　上述這些分析和評論顯然都是有道理的，但我想要指出的是，災害應對機制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簡單，似乎只要由政府牽頭組織，有制度、資金和設施保障，一旦災害真的降臨時就一定能應對自如。我們中國也有一整套看起來相當完備的救災機制和體系，中國各級政府內的地震、水文氣象、食品衛生、疾病防控等專門負責防災減災的職能部門不可謂不周全，我們甚至還有專門的民防部門，可為什么連一個小小的三聚氰胺和瘦肉精都會泛濫成如此大范圍的安全危害呢？

　　在市場經濟和開放社會的外部條件下，缺乏民間社會有效的配合聯動，再強大的政府也是難以管控和應對這樣的危機的。至于所謂的“國民性”的問題，則更是一種含混不清的陳述。不同的民族、國家或許確實有不同的文化傳統及精神氣質，這與這些民族走過的不同歷史有關，尤其與他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密切相關。然而，到今天，世界上絕大多數有識之士都應該承認，無論是作為單體的個人還是集體的民族，究其本性而言，最多只有此處長一點彼處短一點的差異，并不存在什么整體上的優劣高低。如果連這一點都不能肯定的話，那我們將不可避免地陷入種族主義的陷阱。

　　因此，即便日本在應對相同危機時表現得比中國要好，也不能證明日本民族比中華民族更加優秀。但假如這種差距確實顯著存在，原因究竟又在哪里呢？把它解釋為日本政府比中國政府更有能力，恐怕也是說不通的。事實上，如我在前文中已經指出的，日本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三周來在災難面前的拙劣表現，不僅遭到了越來越多的外部批評，也正在本國公眾中面臨一場日益加劇的信任危機，就算憑借此次危機博得了不少同情和好感的內閣官房長官枝野幸男，也不能挽回民眾對政府與日俱增的不滿。

　　我認為，西方學者以前提出的“社會資本”的概念，最適合解釋危局中的日本民眾當下的表現。如果不追求學術層面的精準和細致，所謂 “社會資本”，按照我的理解，其實就是一個社會中分散的人們在沒有政府指令的情況下自發進行協同合作的能力。它包括文化和器物兩個不同層面的內容。

　　所謂文化層面，其核心是一整套社會廣泛接受和深信不疑的價值體系，其實也是一個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石；而所謂器物層面，即在這一價值體系之下追求并維系著各種不同社會利益的組織，如企業、協會、家庭、慈善機構及其他社會團體。價值體系和社會組織分別通過精神信仰的力量和制度化的程序來約束人們的行為，維系人們的交往，使社會得以正常運轉并延續。

　　如同一個企業或一個國家的資金資本殷實有助于這個企業和國家更好地應對商業環境的變化及風險一樣，一個社會的“社會資本”充裕，就能夠使這個社會具備更強的應對各種不測風險的能力。很明顯，在這次“3·11”大地震面前，日本社會向外界清晰地展示了它內部所蘊涵的深厚的“社會資本”。

　　一個盡人皆知的事實是，前現代的日本社會與中國有著顯著的相似之處(當然也有巨大的差異，這里無法展開論述)，但近代以后，日本與中國走上了兩條截然不同的現代化之路。相比于中國100多年來持續激進化的革命運動而言，日本社會雖然也經歷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遷，期間還夾雜著一段不堪回首的對外侵略及隨后被美國以武力強加的政治變革，但總體上看，自推翻幕府封建統治、推行“王政復古”的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對傳統社會的“打碎”和“改造”是非常不徹底的。

　　在精神信仰層面，古代社會中那套倫理道德不僅沒有遭受毀滅性的破壞，相反還被成功地改造成現代化的重要精神資源。舉例來說，為了塑造現代國家的國民認同，維新憲政以后的歷屆日本政府都竭力抬高德川幕府時代并無多少社會影響力的產自日本本土的神道教，并刻意打壓幕府政權賴以維持其統治的來自中國的儒家意識形態。然而，如果對所謂神道教作仔細解剖，我們就會發現，它不過是借用日本遠古神話的外殼，又融合了儒、釋、道三教道德訓誡的大雜燴而已。簡單地說，明治維新以后，特別是二戰以后，現代日本人當然不再將日本看成華夏文明籠罩之下的“天下”的一部分，他們甚至以為自己已經完成了福澤諭吉提出的所謂“脫亞入歐”，以西方國家自視，但在日本人的精神家園里，那套運行了千年之久的信仰體系并沒有發生本質性的變化。這就是我們觀察到的日本人與西方迥然有別的所謂“崇尚集體主義”、“強調服從”等的民族性的源頭，今天它正在災難中默默地支撐著每個人的信念，并成為凝聚整個社會的強大力量。

　　而在社會組織層面，的確，明治維新以后的日本在很短時間內改變了幕府中央政權之下各地封建大名割據的局面，迅速將自己塑造成為一個現代中央集權國家。然而，在這一過程中，昔日強大的地方精英勢力(涵蓋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并未被消滅，他們只是經由各種渠道，改頭換面，轉換成為了新的政治制度之下的自治力量，并在法治的框架內對中央政府形成了有效的制約——過去擁有地方武裝的大名地主可能搖身一變，成為代表地方利益的豪門議員家族或企業寡頭；而那些中下級的武士們(他們在傳統日本社會中的功能相當于中國古代的“士”)則很可能放下武士刀，成功變身為社會各界的專業人士，其中也包括今天忙碌于政府各部門的官僚公務員。

　　簡言之，日本的現代變革，僅僅是一場(或幾場)涉及面不大、深度很淺的上層政治革命，日本社會的文化傳統基本完好無損地保留下來，它的下層社會基礎經過改造被順利吸納進新的政治和法律體制中。在我看來，這種“不徹底”，恰恰是日本現代化進程比中國遠為迅速和成功的根源。傳統社會里的大多數文化價值和社會組織，只要經過合理的演化，其實完全可以轉化為現代民主法治體制下的重要資源。這就好比一塊磚，你既可以用它來營造專制皇權的宮殿，也可以用來蓋資本主義的股票交易所，同樣還可以拿它來興建社會主義的大禮堂。資本主義股票交易所和社會主義的人民大禮堂，并不是必須要燒掉了皇宮、將它碾為齏粉才能矗立起來的。在很多情況下，舊時代的皇宮甚至稍加改造，就能直接派上新時代股票交易所和人民大禮堂的用場。

　　在上世紀90年代至今的所謂“失落的20年”里，日本經濟停滯、政治失敗、政府走馬燈一般地輪替，但假如你深入體察過日本普通百姓的生活，你就會發現，他們絕不像我們想象的那般困苦和窘迫，一切依然各安其所、禮樂粲然，仿佛這樣一個社會根本就不需要政府。原因就在于，它的深厚的“社會資本”在人們不知不覺中發揮著巨大效能。

　　傳統不完全是現代的障礙，更不是現代的對立面；現代恰恰應建設在延續傳統的基礎上。

　　反觀中國，我們的現代化之路基本上就是日本的反面。中國歷來就是“強國家—弱社會”的政治格局，社會資本原本就十分稀薄，但傳統社會里好歹還有一些諸如鄉紳、氏族、寺廟之類的社會組織。一個世紀以來，通過一次比一次徹底和激烈的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和文化革命，我們幾乎打碎了傳統社會里的一切被認定阻礙現代化的精神價值和社會組織，卻始終未能在社會上層建立起一套現代的政治制度。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當有人喊出“我是一顆螺絲釘”的響亮口號時，國家憑借著全權政治、計劃經濟和單一意識形態的三位一體，已經成功地消滅了社會，將自己打造成一臺嚴絲合縫的機器，而每個人則是這臺機器上的沒有絲毫自由選擇權的固定的零件。

　　在這里權且不從價值的層面去判斷這種國家結構的好壞，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像這樣由一臺機器般層層嚴密組織的政府與無數一盤散沙似的孤立個人構成的共同體，一旦面對重大的變故和災難，政府暫時失效的情況下，社會是根本沒有任何能力展開自發的協同與合作的——人與人之間的唯一紐帶只有政府及其統轄下的“單位”，每個人都既不了解也無法信任他人……

　　更令人扼腕的是，在一波又一波蕩滌一切的革命中，固有的倫理道德分崩離析，但新的為社會所接受和信仰的價值體系又始終沒有真正確立起來。于是，我們就不僅成為失去社會依托的孤獨的原子單體，在精神上更是一群無家可歸的流浪者。

　　我相信，這就是對中日兩國100多年來各自走過的不同現代化道路進行比較所能得到的經驗和教訓。當然，我還想要指出的一點是，日本的“改良”和中國的“革命”(姑且這么粗略地說吧)絕非中日兩國的現代化先驅們從一開始就有意識地選擇和規劃出來的。真實的情況可能正好相反，日本的第一代現代知識精英們在顛覆傳統、全盤引進西方 “先進”制度、文化方面的激情和勇氣一點也不亞于時間上比他們晚一輩的中國同仁。他們甚至還提出過讓日本人與歐洲人通婚以“改良人種”的極端方案。只是由于許多錯綜復雜的客觀歷史原因，他們的努力大多幸運地成為了空想；而在下一個歷史階段截然不同的國際國內形勢背景下，他們的中國學徒卻悲劇性地在中國成功地實踐了這種理想。至今回想起來，仍然令人感慨歷史的陰錯陽差。時至今日，那個曾經以東亞為“劣等”、立志要徹底與“未開化”的中華文化徹底決絕的日本，卻反而成為了將中國古代文化保存得比中國自己好得更多的社會。

　　那么，今天我們再來討論這些意義又何在？歷史不能假設，我們也沒有任何理由苛責中國第一批覺醒的現代先知。然而，走過了這段歷史以后回頭再審視，我們應該能夠得到這樣的結論：傳統不完全是現代的障礙，更不是現代的對立面；現代恰恰應建設在延續傳統的基礎上。傳統鄉紳、氏族的確是維護保守的儒家意識形態和大一統皇權統治的重要紐帶，但只要政治運轉的制度(也就是游戲規則)改變了，類似這些建構和維系傳統社會的大多數精神和器物資源又何嘗不可以轉化成建設現代民主憲政社會的寶貴財富？又何必非得把它們砸個稀巴爛而后快呢？事實上，離開了這些重要的資源，現代社會就只能是圖紙上的空中樓閣。

　　但對今天的中國來說，最大的困境在于，我們面對的已是一片廢墟和瓦礫——它們正是我們親手造成的。在這樣的不利態勢下，我們下一步建設現代制度和現代社會的資源又在哪里呢？我覺得，就像烈火和暴雨停歇后瓦礫堆里會重新生長出希望的種子一樣，當國家的掌控逐漸放松、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自由合作展開，社會的力量也會重新積累和成長。當然，這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更需要人們有意識的努力，尤其是智慧和耐心。但這里最重要的是，我們的社會再也經受不起新的破壞了——我們幾乎已經毀掉了幾千年來賴以生存的整個精神故鄉以及維系這個世界的所有紐帶，我們唯一贏得的就是身上的鎖鏈。

　　隨著各種非政府社會組織的興起、特別是互聯網的蓬勃發展，中國的政府和媒體近來也越來越多地談論起加強“社會管理”的問題。但必須從一開始就明確的是：所謂“社會管理”，其基本立足點和價值指向究竟應該是什么？如果把“社會管理”等同于“管制”，其目標就是將各種改革開放以來好不容易自發生長出來的社會資源無一漏網地再度收編進國家這臺超級機器中，然后根據特定的政治需要(對另一些人來說，是所謂現代政治的藍圖)進行設計和規劃，那么，我們將注定再走一遍過去一個多世紀里走過的失敗老路。

　　來源：經濟觀察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