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報特約評論員 劉洪波

　　河北武安市受一央企下屬的兩家國有鐵礦非法排放尾礦之苦，民營礦山因之而關停，河道和村莊因之而污染。地方對之無可奈何：“這需要新聞媒體加大監督力度，只有公開曝光后才能引起上級領導的關注，問題才好解決”。

　　央企與駐在地的關系，這是一個極端的樣本。情況通常并不如此糟糕，然而這個樣本，顯示了兩者關系本質上的真實狀況，“他們……根本不把地方執法人員放在眼里”。為什么這樣呢？武安市不肯透露姓名的領導說的是 “他們是中央企業，自恃財大氣粗”。其實，這跟是否財大氣粗也沒太大關系。

　　中央企業、地方政府，這里面包含著兩組相對的概念，中央和地方，企業和政府。企業和政府，關系容易處理，多數情況是企業被政府拿捏；中央和地方，關系也簡單，地方應服從中央。然而，這兩組概念組合成為中央企業和地方政府，就如同發生了化學反應，意蘊變得豐富而搞怪。

　　就服從與管制關系來說，中央與地方、政府與企業，方向性是一致的，而中央企業與地方政府，這樣的概念組合，邏輯語義上類似于“大的小”與“小的大”，兩個在管制關系上就蘊含了可以相互拮抗的意味。多數時候，兩者你來我往，事情好說，地方政府還常常熱忱歡迎中央企業駐在當地，以帶動發展；然而要頂起牛來，變成河北武安與中國五礦的樣子，吃虧的一方就只好寄望于“上級領導的關注”了。

　　中央企業與地方政府，并沒有先驗的吃虧者。武安吃了五礦的虧，這是地方居下風；但在別的地方、別的事情上，也可能是央企吃地方的虧，例如央企周邊治安混亂、央企在地方辦事阻礙重重等情況，也往往有之。

　　不只是央企，舉凡是行政關系與屬地關系不相重合的情況，都可能產生不能按正常邏輯來處理的“頂牛”狀況。省屬企業與駐在地方、中央事業單位與駐在地方，關系都類似。

　　這種頂牛狀況會存在，是法治水平低下的證明。中央企事業單位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如果處在依法治理的社會里，沒有什么關系難處的。但法律實在太綿軟了。五礦集團的企業在武安制造污染，地方執法人員無能為力；別的地方，可能地方政府不向中央企業提供正常服務，央企也無能為力。在這些情況下，沒有有效的依照法治社會解決問題的途徑，只有想辦法引起或者請求“上級重視”，然后通過批示或親自到場來“依法解決矛盾”。果真如此，“法”已經不是國家治理的最高權威，而是實現“指示”的一個有效工具，權威在“指示”那里。

　　中央企業與地方政府，在頂牛狀態下，能夠找到的解決途徑是“領導重視”，這是行政上下級關系的權威性；在一團和氣的狀態下，雙方依賴的是人情關系，或說“相互買賬”的關系。從治理來說，雙方之間其實是沒法律什么事兒，也沒有邏輯什么事兒。

　　法治社會里，一個企業、一個機構或者一個人與駐在地政府之間沒有那么多沖突，甚至沒那么多交道要打。大家都在法律框架下去辦自己的事就行。河北武安與中國五礦之間發生的事情，如果只是讓人討伐一下央企的跋扈，意義將是被浪費的，也是過于簡單化的。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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