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曉冬

　　備受關注的東星航空破產案，因為當事各方的輪番登場表態，儼然已成新破產法價值取向的一塊試金石。現在，東星航空究竟是清算還是重整，已不僅是一家公司的命運和一個企業家的沉浮問題，而更涉及如何理解新破產法精神實質和社會功能的問題。

　　在當前的國內外經濟社會條件下，破產法是否只是一部死亡淘汰法？

　　據報道，在部分海外債權人提出東星航空的破產申請被法院受理之后，東星航空的股東兼債權人東星國旅，以及東星航空的國內最大債權人中航油的重整申請先后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理由是法律并沒有規定在部分債權人破產申請已被法院受理的情形下，其他債權人有重整申請權，以及債權人所提交的重整方案不具備可行性。為此，幾家債權人已向湖北省高院提起上訴。

　　由于破產裁決的不可逆性，可以說，一旦湖北高院做出維持湖北中院不予受理債權人申請的裁定，等待東星航空的將最終是清算一途，東星航空的命運已掌握在湖北高院手中。面對如上法律空白，東星航空案的走向，勢必成為檢驗中國新破產法立法價值的一個標本。

　　解讀新破產法，應該說，其與原破產法最大區別之一就是充分尊重了破產案件中的債權人自治權；在債權人會議的職權中，明確規定了債權人可以更換破產管理人，通過或否定重整計劃等若干內容；但如果債權人在之前不能提出重整計劃，此項職權完全等同虛設。法律既然規定了債權人會議通過決議的比例，就意味著給予了每一債權人以獨立的申請重整權，法院對此不應否定。

　　破產重整制度可以說是新破產法的一大鮮明特色。且不說破產清算程序本身，即為了保證整體債權人的利益，使每一債權人的利益得到公平受償，而重整制度的引入，更是對債權人整體利益的促進。陷入破產清算邊緣的企業，如能獲得重整再生，走出困境，無疑對于每一債權人的根本利益是最大的保證，同時，重整成功，還能使破產企業員工，政府、消費者、市場競爭秩序等方方方面共同受益。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指出，新破產法不僅僅是退出法、淘汰法，還是企業更生法、挽救法。他尤其強調，在當前金融危機背景下，通過破產重整、和解，實現企業再生，有利于維護企業的技術資源、管理資源和市場資源，有利于債務人、債權人、出資人、企業職工各方面實現共贏。特別在當下，這對于減輕金融危機對我國的沖擊，促進經濟早日復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事實上，就在武漢中院向中航油等債權人做出不予受理破產重整申請裁定的當天，最高法院就下發了《關于正確審理企業破產案件為維護市場經濟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要求各級法院努力推動企業重整和和解成功，促進就業、優化資源配置、減少企業破產給社會帶來的不利影響，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大局。

　　當然，重整并非意味著一定能成功。當重整失敗時，的確會對其他不愿意重整的債權人帶來損失，如無人彌補此項損失，則似乎對后者不公平。然而，重整失敗給那些主張重整的債權人帶來的損失更大。而重整成功則不僅使所有債權人避免損失，還能使更多的相關方受益。兩者相權衡，允許重整相對是更優的選擇，起碼法院不應直接剝奪債權人的重整申請權。

　　具體到東星航空案，一些論者多著眼東星集團總裁蘭世立備受詬病的個人作風，東星航空作為攪局者的“壞孩子”行徑，筆者以為，司法者不應該因人廢事，而應該跳出具體人事，用“大情懷”看待。

　　重整后的東星航空，可不再是蘭世立的東星航空。保護東星航空的存在，并不是保護蘭世立本人；東星航空的重整成功，從根本上保護的，是債權人的利益，是東星航空4000余職工的就業，是整個中國航空市場的民營經濟力量和競爭秩序。

　　而更關鍵的莫過于，通過重整東星航空，能使全社會認識到中國新破產法的“企業更生法”功能，從而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使破產法更好地服務經濟社會治理目標。對于法律的這一功能，美國大法官霍姆斯早有著名論斷：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而后者包括了法官對公共政策的理解。這在當前宏觀政策全力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大局的大環境下，尤其具有現實意義。

　　(作者系財經評論員，現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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