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劃人語•

　　不能不承認，對于《傳媒》而言，這是一個令人沉重的選題。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力圖通過對政策的分析與解讀，通過對行業的洞察與了解來引領行業潮流，為行業的發展提供解決方案。我們刊物的內容很少涉及過除行業政策、故事、案例、人物、理論以外的領域，但是當今年的“3・15”來臨之時，我們意識到，媒體的社會責任體現也許在某種程度上比其它方面更顯珍貴。

　　在當代，“3・15”顯然早已成為一個符號。每年的這一天，全國的消費者會因為消費過程中的種種不公正遭遇形成申訴高潮，政府也試圖以活動日的形式推動全民消費的健康與規范。媒體，一直是這一活動日的觀察者與力推者。但是，當各類媒體每年圍繞“3・15”話題做出各種熱點報道、享受新聞的盛宴與狂歡時，卻很少有人會從“3・15”的角度看待媒體自身。

　　“3・15”來臨之時，傳媒行業是否一樣需要自省？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傳媒行業獲得了巨大的發展。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媒體掌控與影響話語權的能力，正是由于記者無孔不入的相對“自由”的社會角色，正是由于歷史曾經賦予給新聞隊伍所謂的“無冕之王”的光環，一些不法分子對此垂涎三尺，一有機會便生產非法報刊、制作虛假新聞，通過銷售非法報刊、以虛假新聞工作者的身份敲詐謀利；極少數定力不強、素質較低的新聞從業人員，也無視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利用機會趁機鉆營，對采訪對象索拿卡要，如山西封口費事件；一些媒體一方面高喊社會責任，但自身版面、時段上的違法醫療廣告卻屢禁不止，禍害讀者。如此種種，致使媒體工作者的形象一度在受眾心中嚴重受損，“防火防盜防記者”竟成為一段時間里社會流行的民諺。不能不說，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除了一定的客觀環境因素之外，更主要的還是在媒體自身。

　　作為社會公器，媒體應該是社會的守望者與記錄者，體現社會責任、參與社會公務、倡導社會意識必須成為媒體的生命線；而作為社會實體，爭取和創造自身的經濟效益當然無可厚非，但絕不能超越于社會效益之上，不能讓媒體自己高喊的“主流、責任、民生”等字眼沾滿銅臭。如果傳媒都可以趨利而忘義，真不知道以后社會的發展會受到何種程度的影響。

　　2009年3月7日，在北京大興區仁和醫院門口的報攤上，筆者隨手拿起一份京城有名的大報，偶然翻開，整版夾在其中的男性性病廣告頁映入眼簾，內容不堪入目。

　　“3・15”，傳媒業真到該自身救贖的時候了。

　　策劃人 / 周志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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