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曉薇  孫一枚

　　目前，“山寨”一詞已經遠遠超出其最初價格低廉、功能夸張、質量不保的涵義。在一些有志之士的努力和互聯網媒介的推動下，“山寨”逐漸代表著一種創新性模仿的優勢，滲透到我國社會各處，凸顯群眾智慧與模仿創新的魅力。

　　當歷史的車輪前進到了21世紀，作為一個國家，如果沒有自己的創新精神，那么前途只能是漆黑一片。在自身條件有限的情況下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取其精華加以消化吸收，這只是一個國家發展初期的做法，而要想不受制于人，而獲得可持續的發展，只有創新才是必由之路。當我們將視野從時間和空間上擴大，回顧歷史、放眼海外，便會發現，“山寨”并非中國草根的專利，任何一個發達國家在軍事、科技、經濟與藝術發展的起初，都要經歷從模仿到創新的“山寨”之路。

　　美國：靠“模仿”打造民族品牌之路

　　一直以來，美國都是中國學習和追趕的對象。首先在軍事上，美國堪稱世界第一強國。二戰結束之后，美蘇兩國開始了軍事裝備競賽，在外人看來，第一代噴氣式飛機的研制成功，阿波羅登月計劃的完成，是美國在軍事科技方面的自主創新成就，卻很少有人知道，這些成就是建立在模仿納粹德國科學成果的基礎之上的。

　　二戰結束之際，美國和蘇聯盟軍從德國境內搜集了許多納粹黨遺留的戰利品，飛機、導彈、火箭、科學家甚至殺傷力極強的“鈾反應堆”。回國之后，他們開始了針對德國軍器和材料的研究學習，他們從搶到的德國飛機、火箭上學習，研究人員為了能夠讀懂德文的資料和說明書，甚至上夜校學習德語。不久，軍刀戰斗機問世，他們稱自己研制出了世界上最先進的飛機。F-86軍刀在朝鮮戰場上初試牛刀，不想卻遇到了蘇聯的米格-15，更令他們預想不到的是，米格-15與F-86幾乎一模一樣。原來，蘇聯也得到了相同的德國資料，研制成了相同的飛機。一直到現在，F-86系列戰斗機都被毫無疑問的認為是美國自主研制的。在火箭領域，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擁有數千枚殺傷力極強，精度準確的導彈瞄準自己的敵國，技術正是來自于德國科學家馮？布朗為納粹德國設計的V2火箭。

　　可以說，美國在完成工業革命之后，它的科學技術還未處于世界領先地位，而是落后于歐洲國家的，二戰之后美國科技才迅速發展并趕超歐洲的。在此之前，他一直都是一個毫無自主研發能力的歐洲的學徒。美國的第一架紡紗機模仿了英國紡紗機，并據此成為了美國的第一個紡紗廠。在經濟運行上，美國一開始更是直接采用了英國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照搬了歐洲的金融和財政制度。除了在軍事、科技、經濟領域，美國在文化、藝術、音樂、建筑、服裝、時尚領域也無不如此。

　　2007年，紐約城市超過了羅馬、巴黎和倫敦等歐洲重鎮，躍居“全球最時尚城市”榜首。無法想象，早在19世紀，美國上流社會不遠萬里前往法國，請法國設計師量體裁衣。在紐約，美國設計師忙著把法國時尚“本土化”。那個時候，“時尚之都”是巴黎，是美國設計師競相學習模仿的對象，他們把模仿歐洲設計視為贏得知名度和歡迎的途徑之一。

　　在文化領域，熟為人知的哈佛大學就是模仿英國的劍橋大學；美國的一些城鎮是模仿了歐洲城市，例如加利福尼亞的一個城市Solvang就是模仿了丹麥的哥本哈根而建的；就連美國的葡萄酒，也將模仿歐洲頂級酒的風格作為一項質量標準了。

　　從美國的軍事、科技、時尚等領域的模仿秀來看，如果說在中國，“山寨”代表的是土根階層的群眾智慧對主流趨勢的挑戰的話，那么在美國，“山寨”更多的意味著在國家權力、財富和社會主流的推進下進行的一場打造美國民族品牌的必經之路。

　　日本：憑借強大的學習能力實現經濟騰飛

　　其實，說到“山寨”的鼻祖，日本國是最當之無愧的。那個小島上的人們，幾千年來，一直都在模仿和學習強者。其中最早的模仿對象便是中國。如果說有人想看一下中國唐代的都城長安的原貌的話，那么最佳的觀看地點并非在中國西安，而是在日本的奈良，那是一千年以前日本仿造中國長安建造的一座城市，到現在被世界稱為“亞洲的羅馬”，奈良幸存的建筑被譽為早期亞洲都城建筑和設計的杰出典范。而日本的另外一個城市京都，則是模仿了中國宋代的都城汴梁而建。一千年以后，隨著日本脫亞入歐學習和模仿西方的潮流，日本東京的銀座建立了一條西方街，模仿歐洲城市，建立了洋式磚瓦房，街道上行駛著電車，路上點亮了一盞盞煤油燈。除了在城市建設方面，日本人還模仿西方人的頭型、衣著、飲食和生活習慣。

　　如果說這些都是從文化層面出發的“山寨”行為的話，那么真正推動日本經濟發展，使其進入世界強國行列的則是在科學技術上的“山寨”進程。日本的工業化進程始于照搬來的法國的繅絲廠、德國的礦山冶煉廠、英國的軍工廠，澀澤榮一仿照西方在日本建立了第一個股份制公司銀行。這是在明治維新時期，此時，日本開始了全盤西化，而當時的中國，正處于康乾盛世的輝煌時代，嚴肅的君王正斥責著西方傳教士的裸體油畫傷風敗俗。

　　現代化的日本國的建立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戰敗成為廢墟之后，日本人憑借強大的學習能力實現了經濟騰飛。有學者將日本的科學技術創新模式分為兩類，一類是以模仿學習為主的“模仿——反芻”式，另一類則是以自主研發為主的創新模式。從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主要采用了第一類的技術創新模式，既以模仿為主。通過大量引進西方先進的技術專利，然后再研究綜合各種技術并進行改進，最后建立了自己的工業技術體系。例如日本著名的本田公司，最早以摩托車起家，他們最早就是采取了模仿——反芻的技術創新模式。他們首先花錢買到國外先進公司的幾十臺發動機，然后進行剖析和研究，集眾家之長研制出了最好的發動機，裝配成世界一流的摩托車。1958年，美國福特公司引進了本田發動機。

　　索尼公司的半導體技術最早來自美國貝爾的一項發明，貝爾公司生產的半導體收音機成品率低，成本高和價格太高，難以市場化，結果被索尼會社創始人盛田昭夫引進并改造成功，而后又造成了半導體的電視機、錄音機、錄像機等一系列產品，造就了現在的索尼電子帝國。

　　當日本企業將改造了的美國半導體拿回美國去賣時，日本公司的產品以其優異的性能和質量搶占了美國市場，美國人只能望而興嘆別無他法。一直到80年代以后，甚至90年代前期，雖然日本的出口總額已經超過了進口總額，日本的技術創新模式依然采取了第一類模式為主，直到90年代后期，第二類自主創新模式才逐漸成為主要潮流。

　　在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來，外資、技術的引進也曾一度成為我國的主流趨勢，國內也涌現了不少優秀企業，而他們的產品技術多是模仿自國外產品，但是至今為止未有能夠真正通過模仿而超越被模仿者的企業出現。因此，有人說，“山寨”產品的出現是群眾階層對國企研發能力的一種挑戰。從日本學習強者與“模仿——反芻”的歷程亦可以總結得出：當“山寨”版做到極致就是超過原版，打出自己的品牌。

　　韓國：運用“從模仿中創新”的發展策略

　　20世紀60年代以前是韓國科技創新基礎的重建和恢復時期。由于日本殖民時代施行的“北工業、南農業”政策，解放后的韓國幾乎沒有任何科學技術基礎，而且因韓國戰爭，使得原來微乎其微的科學技術基礎也被徹底破壞。韓國推行“科技立國”政策后，通過科技創新逐漸增強國家的科技實力，闖出了一條依靠科學技術發展經濟的道路。在短短的40多年中，科技創新大大促進了韓國經濟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高。做為后起國家之一，韓國的技術創新首先始于對發達國家的學習和模仿。

　　畢業于韓國大學，留學并執教于美國著名大學商學院的Linsu Kim教授對“發達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如何為發展中國家所用”的問題十分感興趣。他研究了200多個韓國企業，圍繞此問題發表了50多篇研究論文，最后將之匯總為《從模仿到創新：韓國科技學習進程》一書。書中詳細介紹了在汽車、電子、半導體三個行業的企業如何模仿美國和日本的先進技術，然后通過改進達到自己創新，走向世界一流水平的過程。

　　上世紀60年代的機械電子領域出現了一個學術名詞叫做“反求工程”。與一般的現有圖紙，然后根據圖紙制造實物的過程不同，“反求工程”是先有實物，然后根據實物數據作圖，最后再進行生產制造的過程。這就是在無法獲取產品專利的情況下，通過對實物的分析模仿來進行制作生產的一種方法。在韓國的電子領域也曾經大規模的運用了“反求工程”的手段，最后通過從模仿到創新誕生了三星等國際知名品牌。這種方法也曾為我國的企業在工業發展之初應用，但到目前為止，無論是汽車還是電子都仍未出現可以與現代或者三星所爭鋒的企業。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起，韓國的科技政策由引進模仿逐步轉向創新和自主開發，高新技術嶄露頭角，精密電子、新材料、半導體等高科技項目起步并獲得高速發展。韓國半導體、石油化工、造船、汽車等產業能在當今闖天下，都要歸功于當時由技術模仿轉向自主創新的政策轉變。

　　韓國在對技術進行引進時堅持嚴禁一攬子引進成套設備。例如，韓國的現代公司自20世紀70年代末引進國外發動機技術，專門成立了60億美元的開發基金，擴建了研究所，通過長期堅持不懈的努力，到了1980年8月終于開發出自己的汽車發動機。

　　韓國非常重視技術的消化與吸收，技術引進經費與技術消化吸收經費的比例是1：11。例如，中國引進黑白顯像管技術比韓國早6年，彩色顯像管與韓國同時從日本引進，如今韓國在等離子顯示屏、液晶顯示屏技術已經接近或超過了日本和技術發源地美國。

　　韓國科技成長背景與日本相類似。韓國政府傳統上傾向于通過經濟援助和國家貸款的方式彌補經濟發展中的資金缺口，通過技術轉讓和學習型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獲取外部技術。根據三星公司的成功經驗，引進外國人才是吸收外國知識的有效途徑。三星公司在美國硅谷建立研究開發中心，專門引進硅谷的人才參與研究開發。

　　從美日韓三國科技發展的歷史中我們可知：科技進步與發展是一個從模仿到創新的過程，而此過程一般在國家政府雄厚力量的支持下開展并完成。同樣以模仿為特征的“山寨產品”之所以被稱為“山寨”，是因為其生產者多是非官方的，非主流的，他們享有有限的資源以及成本。《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馬斯？弗里曼(Thomas L.Friedman)則認為：“在今天這樣一個因信息技術而緊密、方便的互聯世界中，全球市場、勞動力和產品都可以被整個世界共享，一切都有可能以最有效率和最低成本的方式實現。美國的工人、財務人員、工程師和程序員現在必須與遠在中國和印度的那些同樣優秀或同樣差勁的勞動力競爭，他們中更有競爭力的將會勝出。”這不正暗示了我們的“山寨產品”，即便是非官方的，非主流的，也有機會勝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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