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報》(2008年11月30日 02版)成露

　　忙碌的國家發改委新聞官用一句“莫名其妙”，否認了“正在起草社會大范圍漲工資草案”的傳聞。隨后，在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面對記者的繼續追問，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表示，“據我所知，還沒有這樣一個大規模、大幅度增加收入的考慮。”雖然“漲工資”傳聞就此打住，但無妨我們再追問：沒有普通居民的“漲工資計劃”，那有高管們的“降薪計劃”嗎？

　　如果說，目前社會大范圍漲薪計劃并不現實，那么，給高管們定一個降薪計劃卻是必要之舉。

　　國際勞工組織最近發出警告，全球金融危機將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隨著經濟增長放緩，首當其沖的是那些低收入的人。該組織的研究部門主任托雷斯說，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貧富家庭之間的差距已經擴大了。除非能采取一套長期的結構性改革，否則情況將會變得更糟。他補充說，雖然經濟救援計劃的費用是由所有納稅人來分擔，絕大部分是由低工資工人來承擔,但并不是每個人在經濟擴張期繁榮期都享有同樣的好處。

　　試把美國大企業高管薪水與普通員工的薪水進行對比，就會發現，2007年，高管薪水是員工的275倍，而在30年前，這一數據則為35倍。從這個角度看，金融危機也是對收入差距過于懸殊的一次極端“報復”。

　　反觀我們國內，不能不正視收入差距同樣不合理的現實。有人說，金融危機是富人的危機，他們的財富一蒸發就是成百上千萬元，普通百姓擔心什么。恰恰相反。如果金融危機是一只老虎，老虎開始咬人了，但最先咬疼的不是這些富人，他們無非是放棄乘坐私人飛機、減少更換豪華汽車而已。富人蒸發的往往是財富的數字，普通人蒸發的就是維持生計的飯碗和面包。

　　雖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出通知說，近期暫緩調整企業最低工資標準。這是為了穩定就業。但同時我們必須看到，鑒于收入差距過大的現狀，即便暫緩調整最低工資，暫緩“大范圍漲工資”，但卻不能暫緩“限高”，更應積極“限高”，給高管們“降薪”。共克時艱，高管們的薪水更沒有理由“外甥打燈籠——照舅(舊)”。

　　離鄉務工者蹣跚的腳步在提醒我們，從中低收入群體承擔的風險看，高管們更應該制定降薪計劃，顧及普通百姓的感受和遭遇，主動放棄高額獎金。如果企業高管人員依舊年薪千萬，中低收入群體卻憂心就業前景和薪水暗降，顯然不是“共克時艱”的樣子，也違背社會公平公正。

　　前幾天，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郭克利還透露，由金融危機帶來的勞資矛盾案件多發期，將在明年上半年凸顯。他說，年底臨近，有企業開始裁員了，這必然帶來勞動爭議案件的激增。從千方百計防止勞資糾紛激增看，需要高管們多一點社會責任心，自己拿著天價薪酬，卻要通過裁員降低人力成本，將金融危機風險轉嫁到承受能力最弱、也最沒有能力轉嫁的人群身上，必然為勞資糾紛埋下引火線。

　　滬市一家上市公司新近的公告稱，公司8名董事將主動降薪與上市公司共渡難關。下調后，公司董事長月工資由先前的3.5萬元降至2.8萬元，總裁月工資由5萬元調至4萬元。雖然，現在有一些企業高管自降薪酬，但沒有形成共識，力度也不大。奢望他們主動割舍天價薪酬，未免過于天真。有關部門還應該積極地敦促“限高”先行一步，適時調整少數高管收入過高過快現象。

　　這個特殊時期，尤其要防止收入分配、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提低”、“擴中”、“限高”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大方向，就是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階層收入，限制高收入群體的收入過高增長。從現狀看，“提低”的步子邁的較快、較大，“擴中”和“限高”困難不小。尤其面臨金融危機影響和經濟不確定因素增加，難度進一步凸顯。但社會對“擴中”尤其是“限高”的呼聲并沒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