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墾改革原地轉地租之重猛于虎

　　南方周末記者 曹海東 發自 內蒙古呼倫貝爾　　

　　農場工人究竟是一群什么人？是農民？享受不到中央的惠農政策；是工人？一輩子種地，一半的收成要上交，還沒有工資。在他們的支持下，農墾公司迅速完成資本積累，成為產業巨人，但他們的生活卻每況愈下。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減輕他們的負擔，卻遇到政企不分的農墾系統的阻力

　　2007年6月初，57歲的大興安嶺農場管理局扎賚河農場的楊大木給農業部農墾局領導寫了一封信，感慨農墾職工“昔日扛活給地主，今日種地為誰勞？”

　　他在信中提到，自2006年以來，壓在農民頭上的種種稅費已經得到有效地清理，但在大興安嶺農場管理局下轄的8家農場內，這些名目繁多的種種稅費還壓在農場職工頭上。

　　50多年前，為了響應國家號召，眾多青年奔赴邊疆開墾戍邊，他們把青春全部奉獻給了這片土地。大興安嶺農場管理局也是這個背景下成立的。1979年，大興安嶺農場管理局正式從黑龍江劃歸內蒙古，并成為全國七大國家直供農墾局之一。

　　和許多擁向這片荒原的人一樣，1975年，25歲的楊大木從遼寧出發，坐了30多個小時的火車來到了大興安嶺農場管理局管轄下的這片黑土地。

　　就是這樣一批人，成為幾十年來中國農業安全的最得力支持者，到1999年，全國農墾系統已經發展成擁有438萬職工、2101個國營農場的龐然大物。

　　但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農場工人的收入不僅與大型國有企業的職工收入差距越來越大，而且承擔的賦稅也越來越重。

　　為此，2006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為此專門公布了深化國有農場稅費改革的意見，要求國有農場也取消農業稅，同時免除農場職工承擔的民兵訓練、鄉村公路等雜費。2006年12月底，農業部農墾局局長楊紹品在全國農業工作會議農墾專業會議上表示，國有農場稅費改革，必須“確保農工較重的社會負擔減下來，確保農工負擔減輕后不反彈”。但由于種種原因，各地并沒有認真執行。

　　土地就是一切

　　柜子的油漆慢慢開始脫落，白石灰刷的墻壁蒙上了一層灰土，這是東方紅農場遠近有名的小康文明示范戶孫國勝的家。東方紅農場是大興安嶺農場管理局下屬的8家農場之一，位于大興安嶺南麓，擁有9000畝土地。

　　7月4日，67歲的孫國勝見到南方周末記者時，顯得有幾分拘束，很難想象，他曾經是農場里的一個生產隊長。

　　與泥土打了一輩子交道，孫國勝對這片土地感情深厚�！斑@可是黑土地啊，多好的土地�！睂O國勝指著屋外感慨道。大興安嶺農墾區土質肥沃，是世界著名的三大黑土帶之一。

　　這里是種植大豆的黃金地帶，每畝大豆產量可達240-260斤。孫國勝向農場承包了183畝地，種植大豆。

　　去年孫國勝把一半的大豆作為地租交給了農場，再扣除農藥3000多元，化肥6000多元，最后孫國勝每畝地只掙了70元。

　　今年東方紅農場把地租從每畝119斤大豆降為114斤，孫國勝依然覺得太高，但這由不得他。東方紅農場還替每個農場職工家庭制定了致富計劃表。

　　在孫國勝家的2007年致富計劃表中，孫家要種植大豆183畝、萬壽菊3畝，養雞20只。孫國勝家中現在一只雞都還沒有養。

　　孫國勝很懷念過去的日子。“以前最好的時候，我們一家有3萬多元的收入。”那是1980年代中期，農場實行承包制，每個農場工人有40畝地，“種什么品種、作物都是自己決定”。但1990年代后期，農場就統一實行規模化種植。

　　在南方周末記者來到東方紅農場時，當地已經很長時間沒有下雨了，孫國勝很擔心今年的地租繳不了。

　　孫國勝并不埋怨目前的生活。畢竟農場替職工交了養老和醫療保險，像他這樣年滿60周歲的男性根據工齡可以每個月領到退休金，他現在每月的退休金是760元。但絕大部分農場的職工在退休之前，只能租種農場的土地獲得微薄的收入。

　　失去土地之后

　　楊大木的日子不如孫國勝好。他住在距東方紅農場50多公里遠的扎賚河農場里。扎賚河農場的草甸、豆田和東方紅農場一樣令人心曠神怡，但楊大木卻感受到一片悲涼。

　　57歲的他住在10年前買的三間小屋里，房子是用泥土夾雜著柴草建筑而成，房頂則是草氈覆蓋，在狹窄的房屋內，爐子將墻壁熏得漆黑。扎賚河農場里一半的農場職工都是住這樣的房子，楊大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甚至有的都趕不上這種水平”。

　　楊大木一直在等待自己的“身份”。2002年3月，他和扎賚河農場的1000多職工因為沒有繳納1990年代末開始實施的2100元的人頭管理費，被“開除”出職工隊伍。自此之后，楊大木就不斷爭取恢復自己的職工身份。

　　2007年6月1日，楊大木終于等來了呼倫貝爾市政府的復核意見。但這份意見并不支持楊大木的要求�，F在，楊大木感覺自己低人一等，他成了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的農場職工。

　　這意味著他不能擁有農場分配的15畝員工田。2007年，大興安嶺農場管理局實行了“兩田制”改革，農場職工每人可以耕種12畝或15畝不用繳納地租的“員工田”，其余就是歸農場所有，需要競價承包，交納承包費的“規模田”。

　　楊大木既沒有“員工田”，也沒有錢承包“規模田”，他已經無田可種，實質“下崗”了。在大連、青島工作的兒子和女兒負擔了他的生活費。楊大木只能麻木地忍受目前的生活，平時寫一些諷刺現實的打油詩成了他的精神寄托。

　　扎賚河農場其余“下崗”的農場職工為了謀生，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因為農場地租過高，被迫租種附近農村的土地，算下來每畝地的地租還比農場低20元，“受了災也可以談，而且種植也不受限制”。

　　但這只能保證吃飽穿暖，解決不了教育、醫療等大事。楊大木的一位“下崗”鄰居，為了供養在湖北上大學的孩子，已經欠下了3萬元的高利貸。

　　而一些讀書畢業后返回農場的子弟，現在也是茫然——他們沒有職工的身份，沒有土地，能夠做的就是從父輩手中承包土地，或者選擇去附近農村承包土地。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國有農場勞動力就業率僅為79.57%，待業和失業人員大多聚集在墾區內部。

　　楊大木在給農業部農墾局領導寫的信中如此寫道：被除名的職工及近些年回場務農的青年約萬余人，他們都沒有得到“員工田”。

　　地租為啥這么高

　　黃西峰在當地人眼中是一個頗能折騰的人，因為他帶頭和農場談判地租。皮膚黝黑的他現在是巴彥農場的一位職工。之前，他是農場的一個隊長。

　　1999年開始，這個最基層的官員，一直在各種場合呼吁減輕農墾系統的負擔。1999年，巴彥農場小麥欠收，在當年的秋糧收購中，作為隊長的黃西峰并沒有按照上級指示收小麥，而是讓農場職工用黃豆頂替，此舉受到上級的斥責。

　　一氣之下，黃西峰遞交了辭職申請。自此，他成了一個只種糧食的職工，而這也讓他更嘗到了種糧的艱辛。

　　2003年，大興安嶺農場管理局下屬的十多家農場接連遭受了旱災、澇災和凍災。巴彥農場的大豆平均畝產還不足40斤，但是當年的地租卻是106斤。

　　黃西峰和其他農場職工一致要求農場管理局減少地租，最終地租改為87斤。農場管理局為了鼓勵農場職工交租，甚至將賣豬交糧作為典型案例廣泛宣傳。

　　在很多職工看來，當時的大豆價格已經從1.15元每斤上升到1.7元每斤，即使交87斤大豆也是讓農場有賺無賠。

　　“農墾的賦稅太重了，”黃西峰感慨說。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自從1980年代農場改制后，家庭農場迅速發展起來。但是隨著農墾地稅的增加，這些家庭農場紛紛瀕臨破產。以前，附近農村的姑娘都愿意嫁給農場的小伙子，現在農場的姑娘卻紛紛愿意嫁到附近的農村去。

　　1990年代中期，隨著大興安嶺農場管理局的“社會性支出”增大，農場地租的收費標準由原來的每畝十幾元，一躍上升到每畝一百元。農用物資的價格也一路暴漲，而大豆的價格卻一直在1980年代中期的水平線上徘徊，加上春寒秋凍等自然災害頻繁光顧。

　　今年年初，黃西峰和農場職工去和農場管理局談判時，管理局拿出巴彥農場每畝土地各項費用支出表，解釋了農場的地租為何如此之高。這份費用支出表詳細列出了巴彥農場的12項社會性支出費用，其中包括財務費用、勞動保險費、學校公安醫院經費、營業費用、科技經費、離休人員藥費支出、基礎設施建設費用、醫療衛生防疫等費用。如此合計下來，一畝地的合計費用高達98.29元。

　　停滯的農墾改革

　　7月4日，59歲的東方紅農場職工艾國強剛剛拔草回來，布滿老繭的雙手一片漆黑。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苦笑說：“我們只想把地租降下來�！�

　　這位老實巴交的農場職工介紹，他們在2004年、2005年曾多次向上級提出合并農場，減少行政人員的想法，“這樣就可以減少開支，減少地租”。不過，這種想法并沒有得到回應。

　　其實，農墾體制的改革已經成為農業改革的一個難題。全國農墾有的屬中央管理，有的由省市管，有的由地縣管，有的在同一省市下又有不同的管理體制，為此，農業部曾經多次派出專家前往全國各個墾區調研。

　　2002年，農業部專家在黑龍江、湖南、四川和重慶等墾區進行了一次大規模調研后認為：農墾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總體相對滯后。職工家庭農場大多數還沒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進入市場面臨的體制性障礙還很突出；作為農墾系統主體和基本單元的國有農場的整體改革尚未有大的突破，政企合一體制依然是農墾企業負擔沉重的關鍵因素。

　　很多省份也曾經提出，讓農墾系統政企分開，把農場行政系統交給地方管理。

　　1995 年底，黑龍江省在虎林縣進行“還司法行政權于政府、還生產經營權于企業”的農場改革試點。不過，到1998 年6 月，這種改革試驗就停止，原因在于，行政權劃歸地方政府后，虎林縣難以承受不斷增加的財政開支。

　　2006年年底，農業部副部長張寶文在全國農業工作會議農墾專業會議上表示，2007年必須進一步加快農墾管理體制改革和經營機制創新。一是進一步完善以職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農業雙層經營體制。二是進一步完善墾區管理體制。三是進一步推進國有農場體制改革和布局調整。四是進一步加快分離社會職能。

　　然而，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對地方政府來說，并不愿意接受農墾的“半社會”系統，而對農墾系統來說，有了行政職能也就意味著可以繼續享受國家的各種補貼政策。特別像大興安嶺這種國家直供農墾局。

　　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委員王欣在今年內蒙古第9屆政治協商會議上表示，大興安嶺農墾管理局僅2005年就得到中央財政各種撥款3000萬元。“十一五”期間，通過中央財政預算內投資、農業部扶貧資金、國家優質糧工程投資、動物防疫體系基礎設施建設、農村公路網建設、高油大豆種子補貼等渠道，農墾區每年將得到8000萬元的國家投資。

　　王欣在會議上還透露，2003年大興安嶺農業管理局轉制成為農墾集團之后，不但擺脫了虧損的局面，還贏利數千萬元。

　　目前，施行較多的改革模式是“一套機構、兩塊牌子”，這也被認為是農墾企業實行政企社企分開的過渡形式。

　　但農場的職工并不關心這些�！拔覀儤酚诋斦嬲�的農民�！睎|方紅農場的一位職工說。在他們心中，畢竟周圍農村的村民還有25畝的口糧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