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能夠開個雜貨鋪,雇上一兩個人,就功德無量。何況宗慶后把一個舉債14萬元開辦的校辦工廠,辦成了年銷售收入超過200億元的大公司。豈料,就是這樣一位企業英雄,今年卻卷入了一場吸引了全世界眼球的官司之中。
據我看,未來20年中國公司全球化走出去引進來的兩種基本形式,在達娃這場官司中都有體現。進入年底,這場官司的走向更引人注目。在美國的訴訟,達能連連得手,10家娃哈哈集團非合資的離岸公司已經被凍,娃哈哈集團美國代理律師因委托人有作假證之嫌而退出;而在中國杭州的仲裁,庭審也已結束,裁決已經出來,當年娃哈哈集團與達能簽署的那份商標轉讓合同無效,娃哈哈商標歸屬娃哈哈集團。
宗慶后得意了,旋即開出和談條件:只要達能在全球撤訴,就可重新談判。達能起初憤怒了。宣誓準備抗訴,并進一步發起對宗慶后的全面訴訟。12月14日,達能集團表示,達能可以中止全球訴訟,只要雙方重新回到達能收購非合資公司的談判中來。世人看到,在所謂的“民族品牌和正義”與“國際商業價值和規則”之爭的表層下,實際上是雙方深層恐懼的大碰撞。
達能從1987年起在華投資,但是直到1996年與娃哈哈集團成立合資公司,才算真正在中國站住了腳。達娃合資公司對達能貢獻了8%的全球份額。如果失去這一塊,達能在華投資就不能算成功。正是對娃哈哈的依賴,使達能產生了深深的恐懼。達能的這種依賴,產生于其缺乏在中國本土化經營的長期戰略和能力的積蓄。
投資中國20年的達能集團,至今卻看不出長遠的投資戰略。一個明顯的例證是,與所有中國合資方都處于這樣或那樣的緊張關系中。眾多跡象表明,達能的投資不是出于長期經營的戰略考量,而是帶有明顯掠奪性痕跡。似乎中國市場是作為工具存在,而不是作為一個長期經營的市場存在。中國消費者并不是達能公司刻意要服務的群體。
這樣一種經營態度,既造成了達能的恐懼,也阻礙了達能與中國消費者、合伙人以及相關政府部門的交流和了解。一旦事態的發展超出原來的預期,就急急忙忙去揭短、訴訟、打政治牌,以尋求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想想這家跨國公司每年在全球有幾百件訴訟,可以看破這是他們公司運作的一般策略。達能對商業紛爭不只是訴諸于法律,同時還寄希望于國家政治的干預,甚至期望法國總統訪華來協調這么區區一個合同糾紛。而法國總統薩科奇訪華時的確與胡錦濤主席共同表達了要盡快解決好達娃之爭的意思。而且,商務部還在法國總統訪問期間,安排了達娃峰會。只是因為雙方缺乏誠意,不歡而散。
一個本可以通過商業洽談方式解決的糾紛,非要上升到國家政治的高度,說明達能缺乏自知。如果你純然是一場陰謀的受害者,盡可以反戈一擊,或許能夠達到哀兵必勝的效果。可實際上你本身就是這場陰謀的參與者,你今天所反對的,不正是那些當初你有意識地背離了的價值和規則么?
韋爾奇早就發現,“缺乏誠信是商業最卑劣的秘密”。達能和宗慶后都曾經是這個不誠信秘密的一個部分。十多年的文字、言論和行動,都擺在那里。同流合污了十多年,反身借揭對方的短,來證明自己本來沒有的長,豈非掩耳盜鈴?這幕滑稽戲,讓大家進一步了解了自相矛盾、扭曲、向不同方向拉扯的貪婪,造成了怎樣的痛苦、混亂、焦慮和肆無忌憚。在與欲望無休止的戰爭中,雙方已經把商業規則扭曲得不成樣子了,早已面目全非。
攫取更大利益的欲望就在那里,不停地看著、等待著、驅使著當事人。可是當事人卻偏偏任意地曲解它、塑造它、控制它、操縱它、壓抑它。它一會兒被打扮成“民族品牌和正義”,一會兒又被裝扮成國際“商業價值和市場規則”,唯獨沒有人還原它的本真。雙方已經失去了商人的本真,卻都高調宣布超越了商業利益而去尋求那些虛無縹緲的東西。
真實情況是,雙方當年在追求超額利潤欲望下簽訂的陰陽合同,本身就是建立在與現行法規相沖突的基礎上的。一個想借此合同控制娃哈哈商標,另一個想借此轉變身份。如今雙方相互揭短,讓大家看到了商業合同背后的陰謀與那種統攝雙方的根深蒂固的恐懼。雙方都有理由義憤填膺,可是都解決不了問題。
達能與娃哈哈的陰陽合同不會得到法律的保護;而宗慶后一連串的離岸公司運作以及各經濟主體的財務安排的隨意性,也同樣違背了中國的相關法規。要是雙方任恐懼的烈焰繼續燃燒下去,燒毀的將是各自的近期和長遠利益。現實地看,訴訟沒有單贏的局面,也沒有雙贏的結局。可能合理的目標是回到底線,盡可能少輸。
咆哮的江河映照不出大千世界,靜下來的水面卻能照射出一草一木。達、娃雙方可否靜下心來,直接面對真實呢?宗慶后在杭州仲裁小勝以后迅速開出和談條件:達能全球撤訴。因為如果任憑戰火燒下去,最先燒毀的可能是宗慶后本人。而達能的咄咄逼人也只是個表象,盡管可以搞臭宗慶后本人,但是對其現實的和長遠的利益卻沒有絲毫益處。
◎王育琨
《經理人》商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