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葛豐 李萌 張偉

　　共享經濟發展成果

　　以人為本，走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道路，是黨的十六大以來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鮮明特征。近五年來，無論是制定產業發展規劃還是部署經濟社會各項工作，黨中央始終強調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質量放在第一位，充分體現了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發展理念。

　　為什么而發展

　　經濟增長并非發展的全部。日本經濟學家青木昌彥在其《并非失落的十年——轉型中的日本經濟》一文中提出了頗具沖擊力的概念——GNC(國民生活快樂指數)，目前，這一全新視角的概念，已經獲得國際社會高度重視。

　　快樂幸福看似虛無實則不然。伴隨多年高速增長，中國人均GDP已經達到2000美元水平，世界各國發展經驗表明，人均GDP處于1000至3000美元階段時，往往對應各種矛盾的緊張和激化，其中，由貧富懸殊引發的社會矛盾最為突出。

　　種種變化顯示，經過20多年高速增長，中國政府正在將消除經濟社會發展失衡所帶來的“陣痛”置于優先解決的位置，而從“發展才是硬道理”，到“發展是第一要務”，再到“科學發展觀”，這種發展思路的嬗變，其最重要的背景是：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四，人均國民總收入步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著力改善民生，讓國民切實享受到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實惠，一系列頗具針對性的舉措正在源源不斷出臺中：

　　2007年7月，國務院決定在全國79個大中城市開展全國首批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工作，預計到2010年覆蓋全國；

　　2007年6月，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在出席有關會議時宣布，中國開始“全面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007年初，建設部部長汪光燾在全國建設工作會議上提出，本年度工作的主要目標，在房地產方面重點就是“所有城市(包括縣城)都要建立廉租住房制度”；

　　2006年，農業稅全面取消；農村義務教育開始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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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這些舉措，無不體現出科學發展觀的核心理念——以人為本。

　　如何謀發展

　　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應該看到，中國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的新形勢下，無論機遇還是挑戰都是空前的，經濟社會全面轉入科學發展的軌道、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依然任重道遠。

　　經濟增長速度并非判斷經濟運行好壞的唯一標準。經濟發展中不僅要解決資源合理配置問題，而且要解決利益分配問題即國民福利最大化問題。著眼于中國目前的情況，這個問題的答案，已經不僅僅關乎“為什么而發展”，同時也關乎“如何謀發展”這一更為具體和現實的課題。

　　就理論而言，一個經濟體本期創造的財富，總會有一部分用來進行投資以形成一定的生產能力，換言之，投資越多，國民當前消費就越少。如果投資是重復投資，意味著居民創造的價值的浪費，是一種福利損失。

　　經濟增長并非總是和經濟福利同方向變動的。橫向比較來看，中國經濟增長的福利轉化水平還比較低，這就很容易形成某種投資依賴癥，即，由于福利轉化率低，經濟體須以高出正常的經濟增長速度來得到正常的、或者低于正常的福利改進。反過來說，這種不甚理想的狀況，正好反證出改善低福利狀況可以成為中國未來長期發展的重要抓手。

　　作為發展中的不足，在過去相當時期內，政府在社會保障制度中往往扮演著最后防線的角色。特別是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中，其財力來源渠道主要依靠集體和社會互助，而政府只是在上述渠道不足時給予最后的財政支持。這種融資安排不僅經常導致很多救助對象得不到幫助，同時也是至今未能在農村建立起一個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的主要根源。

　　成熟市場經濟國家走過的道路表明，僅憑市場并不足以保障人類再生產，為了創造健康和幸福的生產力，人們要組織起來，以集體來共同分擔風險與不幸。高水平的福利提供不僅不會矛盾于經濟增長，反而會對經濟增長起到促進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要提高福利水平，建設福利社會，并不是重走計劃經濟時期福利體制的老路，而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和新的社會發展基礎上的福利體制的創新。具體而言，無論是“先富帶動后富”，還是經濟發展帶動社會問題的解決，都不可能是一個自動實現的過程，尤其需要政府有效發揮其汲取資源、進行再分配、培育社會體系、實行監管的一系列重要職能。

　　目前來看，實現上述良性轉化的條件正在不斷成熟，首先，構建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方針，表明政府的治國方略從注重經濟優先發展轉移到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這種方向性的轉變為提高福利水平提供了思想基礎；其次，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和綜合國力增強，為提高福利水平提供了物質基礎；最后，人民群眾對福利需求的多樣化和對基本保障需求的日益迫切，為提高福利水平提供了社會基礎。

　　福利進行時

　　醫療保障：“全民醫保”

　　“今世之醫，每于富者用心，貧者忽略，殆非仁術也。醫乃生死所寄，責任非輕，豈可因其貧富而我為厚簿哉？”明代臨床醫家龔廷賢在其醫學專著《濟世全書》中寫下了這樣一句話。

　　新中國建立后，我國一度實行全民醫療服務模式，政府財政壓力重，衛生部門提供的服務效率較低。改革開放后，我國開始醫療體制改革，1998年開始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之后又啟動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試點，建立了城鄉醫療救助制度。但城鎮非從業居民一直沒有得到醫療保障制度安排。

　　今年7月23日，國務院發布《關于開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要求今年在79個城市試點，2010年覆蓋全國。試點地區凡未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覆蓋范圍的中小學生、少年兒童和其他非從業城鎮居民，都可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基本醫保通過家庭繳費和政府補助，建立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幫助城鎮非從業人員解決大病醫療費用問題。基本醫保以家庭繳費為主，政府給予適當補助。對試點城市的參保居民，政府每年按不低于人均40元給予補助。

　　隨著這項制度的建立，到“十一五”末期，覆蓋我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保障制度體系將基本形成。2.4億多城鎮非從業居民的醫療保障獲得制度安排，這標志著新的“全民醫保”時代即將來臨。

　　住房保障：“政府房”

　　1998年，中國正式啟動了以“取消福利分房、實現居民住宅貨幣化、私有化”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如今已整十年。

　　在這十年中，圍繞著“房產”這個軸心，漢語詞庫得到了不斷擴充：“炒房團”、“捂盤惜售”、“房奴”、“不買房運動”、“個人集資建房”……每個新名詞的出現，都會引起一陣不小的騷動。

　　房子，轉眼間幾乎已成為中國城市居民心中的頭等大事，人人都在追求安居，但事實卻表明，過度市場化的住房體系并不能滿足每個人的這個夢想。

　　當不斷上漲的房價襲來，政府也做出了努力。2005年3月26日，國務院出臺“國八條”，強調“住房價格上漲過快直接影響城鎮居民家庭住房條件的改善，影響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甚至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國八條”以及隨后出臺的一些相關政策，構成了近年來的樓市第一輪宏觀調控。

　　但房價并未應聲而落。

　　去年5月17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上提出了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的六項措施(“國六條”)，包括住房供應結構、稅收、信貸、土地、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建設等方面。這被業內稱為樓市第二輪調控。

　　但在連續經歷了兩輪調控之后，全國房價進入了新一輪上行通道。調控僵持在新的“十字街頭”。

　　歷史必將記住2007年的8月。這個月，國家發改委發布的數據顯示，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增幅已達7.5%；這個月，《國務院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國發24號文，下稱“24號文”)出爐，明確把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作為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這個月，國務院主持召開全國住宅工作會議，把住房保障工作作為政府公共服務的一項重要職責。并且，新中國第一個住房保障司呼之欲出。

　　“24號文”首次明確了廉租房制度在住房保障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并為進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改進和規范經濟適用房制度提出了更為具體的指標、要求和計劃，還將農民工和棚戶區居民等住房困難群體納入逐步改善居住條件之列。

　　8月24日至25日召開的全國城市住房工作會議要求，加強廉租住房制度建設，解決好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繼續調整住房結構，穩定住房價格，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

　　“24號文”和全國城市住房工作會議所反映出的內涵被輿論稱為“房改新政”。中國的“保障性住房”或“保障房”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目前“重市場輕保障”的住房模式有望得到根本性轉變。

　　中國房改歷程中的一個里程碑或已出現。

　　農村義務教育：免費

　　教育是國家發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會公平。

　　2006年“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做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從當年起用兩年時間，全部免除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

　　這是一個公平教育時代到來的信號。這項政策的出臺直接惠及中國9億農民，“人民教育人民辦”的局面將變成“義務教育國家辦”，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也從主要由農民負擔轉變為由各級財政負擔，教育體制的改革將達到前所未有地廣度與深度。

　　溫家寶在2007年“兩會”做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今年要在全國農村地區全部免除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使農村1.5億中小學生家庭普遍減輕經濟負擔；繼續對農村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并補助寄宿生活費。今年全國財政安排農村義務教育經費2235億元，比去年增加395億元。“十一五”時期中央財政將投入100億元，實施農村初中學校改造計劃，地方政府也要相應增加這方面的投入。

　　教育的公平，是每個人起點的公平。義務教育免費無疑是中國幾千年教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農業稅：取消

　　《左傳》記載：魯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秋七月，“初稅畝”。初，開始；稅畝，按田地畝數征稅。這是中國農民交納“皇糧國稅”的最早記載。

　　2005年12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廢止農業稅條例的決定。同日，國家主席胡錦濤發布第四十六號主席令，宣布全面取消農業稅。綿延數千年的“皇糧國稅”終告結束，從此退出歷史舞臺。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難點和重點都在“三農”。取消農業稅，為我國今后在城鄉推行的一體化稅制掃清了障礙，為城鄉統籌發展起到助推作用，不僅是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國家財力強大的必然，更是讓農民享受“國民待遇”的德政。

　　當前農業和農村發展還處在艱難的爬坡階段，農村基礎設施薄弱、公共服務不足、農民收入增長困難問題還很突出。2007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要求，今年，財政支農投入的增量要繼續高于上年，國家固定資產投資用于農村的增量要繼續高于上年，土地出讓收入用于農村建設的增量要繼續高于上年。黨的十六大以來，“多予少取”的農村政策正在一步步實行并取得實效。

　　農村貧困人口：全部納入保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走政府主導、社會參與、自力更生、全面發展的扶貧道路，中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數量從2.5億下降到2148萬，減少了2.28億多人，農村絕對貧困發生率由30%下降到2.3%，為全球反貧困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世界銀行認為，如果沒有中國的貢獻，全球貧困人口將呈增加趨勢。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探索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要求。之后，一些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按照本地經濟發展水平和財力狀況，陸續建立了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截至2006年底，已有24個省區市建立了農村低保制度，覆蓋了1509萬人。

　　2006年12月，國務院明確提出，要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007年5月23日，由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今年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將符合條件的農村貧困人口納入保障范圍，重點保障病殘、年老體弱、喪失勞動能力等生活常年困難的農村居民。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地方人民政府為主，實行屬地管理，中央財政對財政困難地區給予適當補助。6月26日，國務院召開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工作會議，研究部署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

　　截至今年6月底，全國31個省區市都已建立了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蓋了2068萬人。除了少數東部發達地區，一般地方都參照國家每年公布的貧困標準來制定。2006年的貧困標準是年人均純收入683元，2007年是693元。目前，中西部地區農村年低保標準一般在600至800元之間，東部地區一般在1000至2000元之間。據民政部統計，截至2006年底，低保對象實際領到的低保金為月人均33.2元。隨著農村低保制度的全面建立以及各級政府逐步加大投入，實際補助水平會逐步提高。

　　民政部副部長李立國表示，為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今年財政部已經安排了30億元補助資金支持地方；地方財政的投入預計將會超過70億元；把貧困農村居民全部納入農村最低生活保障體系，在今年年末有望實現。

　　全面推行農村低保，不僅在于能夠讓農村貧困人群有尊嚴地活著，更在于它向著縮小城鄉差別、貧富差別，實現社會和諧，又接近了一步。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開端。

　　(文中圖片由本刊記者繁易攝)

　　企業養老金：連漲三年又三年

　　截至目前，我國企業退休人員有四千多萬人，超過了西班牙全國總人口。如何讓這一龐大的人群得到較好待遇，安度晚年？

　　在過去的三年(2005—2007)，為解決企業與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養老金待遇差距問題、不斷改善退休人員生活水平，國家連年上調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標準。2002年，全國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月均615元，2005年達到714元，而2007年達到963元。

　　但企業退休人員與機關單位退休人員的養老金仍存在較大差距。去年年底，本刊2006年第45期發表《機關和企業的退休金為何相差3倍多》一文后，影響巨大，“企業養老金不公平”問題開始得到社會廣泛關注。

　　今年8月1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認為，盡管國家連續多次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但目前這部分人員收入水平仍然較低。為進一步緩解收入差距的矛盾，國務院決定，2008—2010年連續三年繼續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標準，提高幅度高于前三年的水平,并繼續向有高級職稱的企業退休科技人員以及退休早、基本養老金相對偏低的人員傾斜。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有關負責人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全國總算賬，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平均水平將超過每人每月1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