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不能說沒有瑕疵的收費法源依據背后，是亂收費現象嚴重、秩序混亂、收費審批隨意性大、管理體制存在缺陷等種種令人擔憂的現狀

　　本報評論員 唐俊

　　在9月18日上午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工商總局透露，有關部門正在研究改革個體工商戶管理費收取辦法。而此前據媒體報道，自去年全國人大代表周洪宇在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提交“關于修改或廢止有關征收個體工商戶管理費的法規、文件，取消個體工商戶管理費的建議”后，近日廣東一律師上書廣東省人大、省人民政府等相關部門，建議取消全省個體工商戶管理費。

　　行政事業性收費可以說逐漸進入了“多事之秋”，此前早有過針對

　　“1/3的稅，2/3的費”，這是個體工商戶們提出質疑的直接經濟動因，而這種“費大于稅”的直觀概括，也許正是其廣受詬病的真正原因。從一般意義上講，行政事業性收費應該是財政收入的補充性來源，稅收才是財政收入的主體性收入來源。但現在一個普遍的現實是，行政事業性收費已構成財政收入尤其是地方財政收入的重頭，比如有的省份行政性收費與事業性收費已經占近四成，而各國這類收費占財政收入的比例一般維持在一成左右。

　　政府財政對收費經濟的過分倚重，一個直接的效果是對剛性稅收法律體制的“擠兌”效應。眾所周知，稅收具有強制性、無償性、固定性和普遍性等特征，是任何政府為實現其職能，而“將國民財富的一部分強制性地轉移給國家的一種手段”，是一種基于公共之根本利益，而“不得不”對納稅人財產的必要“侵權”。正是基于對這種善意“侵權”的認識，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對稅收的征收管理程序作出了嚴格規定，且毫無例外地將立法權授予了最高權力部門，從而確定了公權與私權微妙平衡的邊界。這樣既保障公權機關的正常公共產品生產與供給，又保障私權主體生存發展的良性運轉———是一種“公私兩利”的典型民主安排。

　　但收費權的擴張顯然成為了公權悄悄挺進并進而侵蝕私權疆界的重要縫隙，在缺乏嚴格約束的情況下，它會成為與稅收爭奪財源的另外一只手。不幸的是，在稅收剛性的征管程序之下，私權對公權的利益讓度將是雙份的———臺面上的稅與臺面下的費。這種超負荷支出的直接后果是，民間財富造血功能的衰竭，最終也將傷害公權的稅收汲取功能。

　　在稅法上，不僅要有作為稅收依據的實然法規體系，更要為保證稅收的合法性和正當性而保證稅法的制定、執行符合最大程度的公共利益要求。但如今，在那些不能說沒有瑕疵的收費法源依據背后，則是亂收費現象嚴重、秩序混亂、收費審批隨意性大、管理體制存在缺陷等種種令人擔憂的現狀，一個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既沒有在法律依據的形式意義上達到公平的起碼要求，更欠缺在實質意義實現公平的嚴謹法律路徑安排。

　　在利益剝奪上形同稅收卻政出多門，這種欠缺程序約束的制度安排，使得收費制度幾乎必然會突破所謂“成本補償”、“非盈利原則”的底線，并具有不斷“攻城略地”與民爭利的天然屬性。從這種意義上而言，個體戶數銳減的例子是一種必然。

　　因此，要回歸行政事業性收費“成本補償”、“非盈利原則”的本源，一需上收法源制定之權，惟最高權力機關得授權收費之范圍與目錄；二需收縮其法源層級，惟法律為收費之確鑿依據，其余層級法律淵源只能在法律之規定范圍內定其細則；三需控制和減少收費所占財政收入之比重，或改費為稅，或廢除不合理之費，防止以公權對私權實質上的二次剝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