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的產業轉移已成為從中央到地方都極為關注并極力推動的大事。在日前廈門舉行的推動產業轉移座談會上，與會的官員和學者們關注的是如何轉、轉什么以及相關的利益分配機制等實際問題。

　　國內產業二次梯度轉移規模較小

　　南開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教授葛順奇表示，當前的產業轉移發生在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面，其中國際產業轉移十分顯著，中國成為全球最重要的產業轉移接收地，特別是制造業。世界平均年新增生產能力的1/4轉移到中國。較之國際產業轉移，目前國內產業轉移并不明顯，國內產業的二次梯度轉移規模較小，轉移有單個項目發生，但在不徹底改變區位要素的前提下，特定行業群體性投資項目很難轉移。

　　“當前國際產業轉移仍給我們提供有利機會，對于中西部地區來說，其分享產業轉移‘紅利’的有效途徑在于源頭產業、服務業，而這取決于主觀因素和區位有吸引力環境的塑造。”葛順奇說。

　　湖北省商務廳副廳長阮繼清表示，近期國家對加工貿易政策進行調整，主要目的就是推進沿海地區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既是引導也是迫使沿海加工貿易向中西部梯度轉移。

　　阮繼清說，我國的沿海產業梯度轉移是一種綜合性的驅動模式，包括政策驅動、資源驅動的因素。因此這次轉移在形式上還呈現出以下新態勢：一是由傳統的就近轉移、沿交通路線轉移，轉變為向具有較好產業基礎和科教優勢的地區進行跳躍式轉移。二是由小規模、比較分散的企業轉移，轉向大規模轉移，轉向以產業鏈條為紐帶的整體轉移和配套轉移。

　　廣東省外經貿廳副廳長吳軍說，產業轉移應該走政府引導、市場驅動的路子，企業應該成為轉移活動中的主體，政府應該盡量少用行政手段，多用市場的、法律的、服務的手段促進相關產業和企業有序轉移。

　　有效推動產業轉移需要三個環境

　　上海市外經貿委促進處處長宋錦標說，現在上海正處于進一步提升經濟運行質量和產業化水平的關鍵時期，也是通過產業轉移和發散性投資，輻射帶動長江流域、中西部省份和東北老工業基地共同發展的重要時期。

　　對于上海來說，當前的產業轉移不是關于一廠一企的小事，也不是簡單的針對“兩高一資”企業淘汰性的轉移，不是平移，而是跨越式的轉移，其轉移對象不僅包括單純的制造業，而且包括服務外包和部分服務業，不僅包括成熟階段的大部分行業，而且包括創新階段的產業和行業。

　　“從目前發生的產業轉移活動中可以看出，從上海轉出去的企業、項目包括各個方面各個領域，梯度特征不明顯，而是全方位的。其轉入地也包括全國大部分省市。”宋錦標說。他同時表示，當前上海的產業轉移仍處于初步階段，存在意識不強、信息不暢、缺乏統籌等不足，有待于規劃安排、加大轉移力度、做好轉移雙方的對接等。

　　廣東省外經貿廳副廳長吳軍說，自2003年“泛珠三角”戰略提出后，地域相鄰的

　　“能否有效推動產業轉移，轉移之后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關鍵要看幾個環境。”吳軍說，一是政策環境，法律法規、產業政策應透明且相對穩定，朝令夕改和“暗箱操作”都會挫傷投資者和企業家的信心。二是要有一個好的通關環境，如果通關時間長，條件苛刻，沒有企業愿意承擔這種消耗，產業發展自然無從談起。三是要有一個好的配套環境。如園區建設、政府效能建設等都要及時跟上。

　　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應主動作為

　　阮繼清說，在這一次沿海產業轉移過程中，中部地區區位優勢明顯，既可以成為沿海產業轉移的承接地，也可作為沿海產業向西部轉移的“橋頭堡”或“中轉站”，但這并不意味著中部地區可以坐享其成。

　　阮繼清分析說，受經濟全球化的影響，產業轉移的聯動性增強，產業轉移的過程加快。尤其是區域間的產業轉移，企業通常是選擇區域內最適合的地方進行整體轉移，而不會一個接一個串聯式地轉移。因此，承接產業轉移，是稍縱即逝的機遇。此外，周邊國家也在參與競爭，越南、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盯上了這次產業轉移，這些國家和我國中西部地區相比并無太大劣勢，甚至在政策上、用工成本上、資源稟賦上比我們更有吸引力。

　　同為中部地區的江西省在近年承接國際和國內產業轉移時，取得了可觀效益。據江西省外經貿廳副廳長伍再謙介紹，據不完全統計，去年江西約40%左右的新批外商投資企業是承接東部地區轉移的企業。

　　伍再謙說，近幾年來，江西先后組織黨政代表團和經貿代表團赴廣東、上海等東部地區和日本、新加坡等國進行學習考察，分別達成了加強產業對接和區域合作的框架文件。與此同時，在開展產業招商、降低商務成本、提高通關效率等方面進一步細

　　“承接產業轉移的渠道還不夠多，承接產業轉移的質量還有待提高，產業配套能力亟待加強和完善，投資發展環境需進一步改善，中部地區要做的功課還很多！”伍再謙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