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少文

　　所謂招標、掛網，都是通過集中談判降低藥品交易成本的一種方式，也即賣與買的一個中間平臺。而影響買賣成交的因素，無非一是信息是否對稱，二是買賣雙方的話語權。信息不對稱，就可能導致坑人蒙人，話語權不對等，就可能導致強買強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充分的競爭這兩點都可以得到限制。然而，藥品集中采購不是。

　　所謂信息不對稱，一是藥品生產成本不明朗，二是流通成本不明朗。但以全國現有4000多家藥品生產企業和1萬家商業企業的情況來看，通過市場競爭來規避并不難。在這一點上，制藥行業與其他行業并沒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不同，來自零售終端。也即是

醫院和藥店。按道理，零售終端同樣可以通過充分的競爭從而使行業達到合理的利潤率。這一點在社會零售藥店已經呈現，但這僅僅限于非處方藥(OTC)和極少部分的處方藥。藥店在整個零售終端僅占20%份額，80%則在醫院。

　　而醫療消費恰恰是最大的信息不對稱，再加上消費行為的“剛性”、“無限性”和“盲目性”，使得消費價格不具備彈性，市場競爭作用發揮不明顯，形成事實上的供方壟斷，醫院有了可獲取高利潤的空間。

　　既然有可獲取的高利潤，“醫藥合謀”的空間就可能存在，虛高定價、流通高暴利的現象就會存在。

　　但藥品畢竟不是饅頭或衣服。藥是用來治病救人的，是保證公民公平享受“基本醫療”的產品。也就是說，藥和醫療服務，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既然是公共產品，就應該是免費或者廉價獲得，至少不能允許高利潤，要在大多數人可承受的范圍之內。

　　拿“公共產品”的概念一套，市場競爭的理論便失去效用。生產環節和流通環節的利潤合不合理，由埋單者說了算。那么，“公共產品”的埋單者主要是誰？毫無疑問是政府。提供者是誰？就是目前的零售終端，公立醫院。

　　但事實是，政府并不給醫院足夠的提供“公共產品”的經費，也并不提供給消費者足夠購買“公共產品”的經費。

　　這正是以藥養醫格局的形成。沒有占總收入50%的藥品收入，醫院無法提供廉價醫療服務和藥品，更勿談生存和發展。

　　這使得集中采購交易中的談判已然變味，一方面，賣方和買方可能保持同一陣線，共同分享高利潤；一方面，買方占據壟斷地位，“終端為王”，以己之利奪賣方之利。

　　但當政府從前端介入買賣，作為直接面對產品提供者的談判人時，其當然是希望企業提供廉價的產品。為此一是通過行政手段制定“政府定價”，二是招標、掛網降價。然而，政府如果僅作為談判人，卻不充當埋單人時，集中采購交易中具體的交易雙方——醫院和藥廠之間的交易天平將更加傾向壟斷者，即醫院之利奪藥廠之利。

　　來自國家發改委的藥品價格監測數據顯示：在醫療機構銷售的藥品，以零售價格100元計算，出廠環節占30%，商業流通環節占20%，醫院環節占50%，其中醫生個人灰色收入占了15%。

　　在這樣的利益分配鏈條上，針對前端的降價將不斷壓縮藥企的空間，而由于以藥養醫格局不變，就使得降價變成“空降”。藥企在一定程度被賦予了公共產品提供者的角色，這顯然并不符合他們以“追求利潤”為目標的屬性，所以，一方面，以改頭換面、虛報價格應付之，一方面，激烈地“抗議”之。

　　不廢除“以藥養醫”、不改變這種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這種利益割裂的博弈必將繼續存在。說到底，

醫療體制改革并不是光靠降低藥品價格就能實現。沒有整體的推動，再“完美”的采購方案，執行起來都可能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