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韓彥 實習記者 吳國金 北京報道

　　中國民主建國會的會員主要是經濟界人士和其他專家學者，是解放前一些老工商業者組織起來的中國最早的 “老板黨”。翻開民建會員歷界兩會的代表委員，人才濟濟，榮毅仁、王光英、孫孚凌等都是民建的老會員。

　　民建副主席陳明德在政協會議的最后一天接受本報專訪時告訴我們，現在民建全國10.8萬名會員中，解放前的老工商業者已經不多了，但新一代國有、民營企業的領軍人物正不斷充實進來，在民主黨派中，他們可以說是對經濟問題研究最深和最有發言權的政黨之一。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協商民主在中國的推進，民建正在為

中國經濟發展貢獻越來越多的智慧。

　　從 “老板黨”到民建

　　《經濟觀察報》：請您介紹一下民建會員的特色和參政議政的重點？

　　陳明德：我們的大多數會員都從事經濟領域的工作，起初是解放前的老工商業者組成的 “老板黨”，文革后直到80年代，民建恢復工作時，將發展會員及工作的重點都從工商界轉向了經濟界。我們的會員70%從事企業工作，還有工商界的管理人員和專家學者，也吸收過一批優秀的小私營企業者和個體戶。

　　上世紀90年代民營經濟起來以后，我們會員中非公經濟的代表人士越來越多，現在大約占到了11%-12%，我覺得這個比例今后肯定還會提高，30%也不算多。

　　由于是一個政黨，所以我們對成員的層次和政治素質要求還是比較高的。

　　鑒于這樣的會員結構，我們參政議政的重點就是圍繞經濟結構變化、金融體制改革、財稅、民營非公經濟發展以及社會保障等方面，介于宏觀到微觀之間的層面的經濟問題。

　　關注投資體制改革

　　《經濟觀察報》：我們看到民建對投資體制改革一直很關注，也是今年提案的重點，請您談談對目前投資體制改革的看法，民建中央在調研中發現了哪些問題？如何解決？

　　陳明德：投資體制改革是我們去年提出來，并在民建中央全委會上征求意見并最終確定為當年三大題目之一的。我們每年會確定三個題目，由三位專職副主席領銜調研，成思危主席會參加其中的一個，而那個就會是我們的重點課題。去年我領銜的正是這個投資體制改革的調研，成主席參與的也是這個。最近幾年中央雖然在投資體制改革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我們始終感覺到企業的投資仍不能主要在市場的機制下去進行。

　　我們分別在發達地區江蘇、浙江和落后地區內蒙選了點，成思危主席參加了江蘇一站的調研，也去了徐工集團。

　　在調研中，我們發現，投資體制上還存在很大的問題，政府主導還比較厲害，而這是一些產業過熱的一個重要原因。今年的 《政府工作報告》說防止了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但我個人認為還是存在過熱的。所以我們提出要對投資體制進行市場化改革，政府應減少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干預，更多地讓市場去引導投資方向。

　　近年來政府的投資體制改革主要是在方便投資者的法律法規上做得比較多，過去投資一個項目要報告、審批、登記、注冊，需要很長時間，非常麻煩，2005年在程序上將審批制變為審核制和備案制，看起來是便利多了。但我們調研中發現，企業對此的感覺是僅僅改了個說法，沒有方便多少。

　　政府的想法是好的，但問題是最近幾年國家對資金、土地、環保等的宏觀調控在加強，以前沒改時只要去發改委一個部門遞交申請，由發改委協調其他部委走完程序就行了——— 雖然會在時間上拉得很長，但現在要跑三個部門，要去國土資源局、環保局，認可后才能拿到發改委備案審批，時間上沒節約，程序上更復雜了。

　　《經濟觀察報》：這是不是也給行政部門留下了更多的尋租空間？使企業必須花更多的錢才能走完程序？

　　陳明德：是的。過去只進一個門，現在要進三個門。但是在程序方面我們沒有辦法做提案，只能向中央打報告反映情況，你說我們該替誰說話？替企業還是發改委？

　　我們把提案的重點轉向另一個方面。我們發現，現在這種事后備案制與國外一般通行的事前備案制相比有很多不夠優越之處。我們現在的備案制是要在滿足所有條件后才能備案，其實還是審批制，如果將來出了問題也不好說，有問題你當初為什么要批準？而國外的備案制是事前先備案，非常容易，然后如果你出了問題再追究你的責任。所以我們的提案是對那些大方針、大方向符合國家要求的項目應采取事前備案、事后追究的制度。

　　協商在決策之前

　　《經濟觀察報》：近年來我們看到成思危主席越來越多地發表對經濟問題的看法，您是否感覺到現在民主黨派的聲音得到了中央高層更多的重視和認可？

　　陳明德：最近幾年來，民主黨派參與高層協商越來越頻繁了，對這一點我們深有感受，也覺得工作壓力大了，因為成主席經常要去參加有總書記、總理參加的高層協商會議，每次會議上都要發言，其他的各種經濟、金融工作的會議上，一般人家也會說： “思危同志請您給我們提一些意見。” 我們就要提前作些準備。

　　不過大部分還是成主席自己在準備，他是個很勤奮的人，每天上網上到很晚，也會利用各種高科技手段，在大多數人還不知互聯網為何物的時候，他就很習慣上網了。

　　《經濟觀察報》：您如何看待協商在決策前的意義？這是否已成為未來的趨勢？與以前相比，在效果上有什么明顯的變化？

　　陳明德：我們國家在協商民主方面與二十年前相比，有了非常大的變化。現在大家都比較關注政治體制改革，有人認為力度不夠大，不如經濟體制改革的力度大，其實，經濟體制改革之所以有這么大的成就，正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結果。

　　民主是一種目的，但更是一種手段，形式可以有很多。在決策前與民主黨派充分協商對推進社會主義民主發展有著很大的好處，去年中央5號文件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要求各地政府在重大活動重要工作進行之前協商和主動協商，使政協的參政議政工作進一步加強，我們認為，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相結合的觀念將來會更深入貫徹下去，優勢也會進一步發揮出來。

　　記得20年前，自由化的思潮在民間已經比較厲害，由于對黨內、黨外的不同意見沒有正當的出口，一味堵塞壓制，反而使得思想更加混亂，而現在的協商民主是把很多國家大事協商在前，廣開言路，便可以在各種不同意見形成思潮之前將其化解疏導，消除了社會動亂的隱患。充分溝通有它的好處，對比亞洲一些表面看起來很民主的國家和地區，包括臺灣，這種民主方式更利于政治體制的穩定。

　　中國民主建國會

　　1945年12月成立，成員主要是愛國的民族工商企業家和與他們有聯系的知識分子等。現有成員10萬人。陳明德

　　男，1940年6月生，漢族，浙江寧波人，大學學歷，高級經濟師。1986年6月加入民建。現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副秘書長。

　　1962年于

浙江大學電機工程系電機電器制造專業畢業。1962年9月畢業后分配到中國科學院電工研究所工作。1981年—1983年以訪問學者身份在美國紐約理工學院進修、講學。1987年2月增選為民建中央委員。1992年當選為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兼秘書長，在民建全國六大當選為民建中央常委。1993年任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政協常委。1998年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2002年12月任民建中央專職副主席。2003年3月任全國政協常委。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