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華

　　《中國經濟周刊》2月5日報道說，建設部今年一季度將會同全國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部際聯席會議成員單位，對各地落實住房建設規(guī)劃尤其是廉租住房開工建設等情況進行檢查。調控政策落實不到位、房價漲幅沒有得到有效控制、結構性矛盾突出、拆遷問題較多及未把新建住房套型結構比例分解到區(qū)域，未落實到具體地塊、項目的城市，將被要求限期整改，相關地方領導將被“問責”。

　　伴隨著一系列重、特大公共事件的發(fā)生，“問責”開始進入我國的政治生活，進入社會公眾的視野。問責制的引入，更是曾被社會各界廣泛視為我國政府邁向“責任政府”的重要一步。但“問責”以往多是在非常時期以非常措施的面目出現，房市宏觀調控中，也用上了“問責”，在公眾的記憶里，好像還是頭一遭。盡管目前公眾對“究竟怎么個問責法”、“執(zhí)行能否切實到位”、“此事還有無下文”尚不得而知，但作為一件“新事物”，終究還是值得關注。

　　

房地產暴利、投機炒作風盛行、地方政府與民爭利，早已成千夫所指，這也早已被各界公認為導致

房價過高的根源。可長期以來，有關方面始終就拿不出什么良策來應對，而地方官員對房市調控的“積極能動性”更是無從調動。作為“各項組合拳”的具體執(zhí)行者，其“積極性”倘若都調動不起來，“房市調控”又怎么能奢望“擲地有聲”？

　　這樣想來，怎樣能充分調動起地方官員的“積極性”，就成了關鍵中的關鍵。曾有人出招：將抑制房價作為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內容———這一招固然可能給地方官員以動力，但在國內絕大多數地方都以房地產業(yè)為當地經濟支柱性產業(yè)、地方官員均以經濟數字增長為第一要務的當前，此一動力明顯不足。換言之，地方官員大可不必選擇以抑制房價來換取自己的名與利。相反，房價漲得越高、房地產市場越“繁榮”，地方官的名與利看起來就越有保障。于是，我們就不難發(fā)現，單純甩出提升政績這一“誘餌”，地方官員“這條魚”是不大可能“上鉤”的。

　　前任香港特區(qū)行政長官董建華曾經說過，“問責制會讓行政長官不能大權獨攬”。避免地方高官大權獨攬，這其實亦是房市調控真正出實效的題中應有之義。而就當前來看，惟有對那些敷衍塞責的地方官員進行問責，對其調控房市不力以不作為或不盡職論處，才有可能迫其正視房價這一關乎國計民生、關乎民心向背的大事，才有可能使其暫且放下自己的“小九九”。

　　也正是基于此種認知，筆者以為，問責地方官員或可成為房市調控的“硬招”，而那些調控措施，才真正有可能發(fā)揮出其應有的效用。更重要的是，在部分民眾甚至已對房價依然持續(xù)快速上漲感到無望之時，對國家

宏觀調控政策配合不力者進行問責，意義就顯得格外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