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岳

　　SK-Ⅱ終于因有害物質尚在合規范圍內的結果而可以放行了。在這件事情中，筆者認為相關專業管理部門、媒體與寶潔公司均有可以檢討的部分。為什么說寶潔可以以更高標準要求自己做得更好一點，理由就在于我們早已把寶潔當成一個扎根中國的公司。而扎根中國也正是本年度第一財經、零點公司與上海外服合作進行的“2006最具影響跨國企業”(MIM)評選的主題。

　　我們一般社會上的人交往，要有禮貌、守承諾、踐行公德、講點大家接受的規則。按照法律來論，我們行事做人，一是一、二是二，擺事實講道理，這就是所謂規矩。外人到我們的地盤上來，送點禮、表示點意思，我們就覺得可以了。但如果外人變成了扎根一家的內人，姑娘娶來做了兒媳婦，愣小子收養做了義子，這個時候交往規則也有了極大的調整：一則作為更緊密的家庭成員，就有了更嚴緊的義務，不能說你是外姓的女婿媳婦你就不承擔贍養老人的責任；二則在一個家庭倫理的范圍內，關鍵的還不是一個簡單的擺事實講道理的問題，而需要更多的溝通、忍讓、妥協，家務之事清官難斷，固執一端則無寧日。

　　我們用這個來衡量一下跨國經營的公司。遠道而來的投資者，我們在招商的時候待他們是熱情的，投資者初來的時候也有新媳婦的那種光榮感，而在來到這個社會成為這個社會的一個組織成員(以及投資者個人作為社區個體成員)以后，就要實現相應的心態上乃至行為模式的轉變：其一，應積極學習了解本地社會的法律道德及其他行為規則，積極承擔其作為本地社會的“企業公民責任”。有人問企業的社會責任何時休？社會存、企業續則其社會責任不息，企業社會責任已經成為像微軟、

可口可樂、強生制藥、摩托羅拉這類公司的常規職能，并有年年翻新的項目與持續的計劃，這個非常值得許多日本、法國、韓國的跨國公司學習；其二，在其與本地社會組織、消費者及各種角色發生爭執的情況下，是不是一定要有一個水落石出，一清二白？比如SK-Ⅱ、蘇丹紅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因為某法律與規則上的不周全，某個階段可能會處在相執不下的局面，但也可由一方或幾方的積極互動與建設性妥協推向有利于問題解決的方向。按照扎根的道理，很多時候即使在得理的地方也要妥協讓步。

　　在源自他國的跨國公司扎根中國與源自中國的跨國公司扎根他國社會的時候，很容易因為以下四種角度而發生跨文化爭執：其一，在母文化(包括制度文化)與本地文化沖突的時候，做何選擇？其二，在這種沖突發生并且由衷認為母文化更代表先進合理規則的時候，如何選擇？其三，如何在超出自己生意之外，為本地社會創造一個兼容并蓄多文化的社會環境做出貢獻？其四，如何在有限的生意之外，成為對本地文化的相對透徹的了解者、理解者進而成為尊崇者和建設者？實際上這四個問題不管有沒有客觀或者主觀上的文化落差，都很容易演變成為問題與沖突。

　　文化在一切繽紛的定義之外，其實也可理解為一種共認共享的習慣，人們對于自己習慣的東西處在遵守成本最低的情況下，從而加強了其反對適應其他文化的惰性，加強了其推崇自己文化的優越感。人們常常以強有力的商業背景作為文化發言權的支撐，而且也常常以商業力量作為加速與干預文化變遷的工具，這在當代的發展中國家已成為一種常景。但是，不管怎樣，文化仍然具有教化的特點，因此任何在本地文化中尋求發展與扎根的外來力量——商業的與非商業的，都應積極尋求對話、說服與表達，同時也應學會傾聽、采納與妥協。而這正是今天中國社會所期望于源自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的首選責任——有所積極的擔當，同時保持適度謙卑的姿態。

　　同樣是美國總統，在對華基本政策相似的前提下，克林頓與布什在中國普通公眾中得到的認可度差異相當大，究其原因是在于兩人的姿態之別——友好與尊重的姿態，還是刻板與優越的姿態。姿態、做法與做派決定了對象在主體心目中可獲得的認可空間，這在注重“面子”的中國文化場景中尤其如此。因此，在實質性與明確的商業利益與生意規則之外，每個跨國公司——無論是跨入中國還是跨出中國，我們都要問他們一句話：你的友好姿態與妥協心理準備好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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