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善廣，1966年出生，廣東佛山南海人，獨立學者，《新青年·權衡》雜志特約撰稿人。曾任業務員、副廠長、集團公司辦公室主任、廠長、公司總經理。 1998年獲“廣東省優秀鄉鎮企業家”稱號。2000年起辭去公職自辦企業，并自由研究學習，研究興趣為公共經濟和農村問題。曾發表論文于《遠東中文經貿評論》、《中國城市化》、“中國改革國際論壇”論文集、《中國三農問題報告》、《政府轉型與社會再分配》、《中國農民問題(新農村建設與農民問題調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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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安全與農民收入問題探討     11月23日 星期四

　　文/孔善廣

　　【摘 要】：我們既重視糧食安全也重視提高農民收入，但一直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確保糧食安全與提高農民收入存在矛盾。我國相對稀缺土地耕地資源不能體現其真正價值，糧價一直被調控在“合理”的范圍內，農民在承擔糧食安全的壓力。如果在糧食不能完全市場化下確保糧食安全，就必須加大糧食補貼，能提高農民收入特別對提高主要產糧區的中西部地區的農民收入能起到積極作用，在目前的小農經濟下糧食比較效益低、農民種糧積極性不高、甚至將耕地拋荒的現狀下，加大糧食補貼對于提高農民收入和確保糧食安全并行不悖。

　　【關鍵詞】：糧食安全 農民收入 糧食補貼

　　三農問題，其實最終是農民的收入問題，簡單地說，如果農民的收入接近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何來三農問題呢？必須承認，政府、官員、專家學者們都希望提高農民收入，而且是千方百計想提高農民的收入。

　　對于“糧食安全”問題，也牽涉到農民收入問題，因此就有“既要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又要下大力氣保護和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確保國家糧食安全”之說。

　　一、保證糧食安全與提高農民收入的矛盾？

　　國家的對于糧食安全的確很重視，“我們既要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又要下大力氣保護和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最為根本并需要著力解決的是，糧食比較效益低，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不高，地方抓糧的積極性不高；最為關鍵并需要研究探索的是，有利于糧食生產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尚未建立起來。如果這些問題任其發展下去，加上目前糧食市場信號的放大效應，各地各方面糧食購銷的同步效應，以及糧食生產的滯后效應的影響，就會危及我國的糧食安全，就會對國民經濟發展全局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既然“糧食比較效益低，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不高”，“危及我國的糧食安全”，那么推理下去，糧食價格上漲種糧收益就大，肯定能提高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又可以提高農民收入，也就可以保證糧食安全了。

　　但是，實際上又如何呢？“糧價適度上漲對增加農民收入、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有促進作用。但必須看到，糧食是生活必需品，糧價一頭連著農民，一頭連著市民，糧價的漲跌應該調控在合理的范圍內。糧價一價帶百價。如果糧價上漲過快過多，就可能帶動整個物價的上漲，甚至引發通貨膨脹，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全局。”

　　這樣的確充滿辯證關系，但最終糧價就“應該”調控在“合理”的范圍內了，那么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全局的壓力還是要由農民承擔。因糧食安全原因糧價被調控不能上漲，農民的種糧收入難以提高，保證糧食安全與提高農民收入的矛盾就一直“存在”。

　　二、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在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政策下，中國實現了(過)糧食自給，用占全世界約7%的耕地養活占全世界約22%的人口，我們以往一直深感自豪。但是，農民的收入呢？根據《中國農業發展報告》的數據，2003年，全國的小麥種植平均每畝虧本36.4元，平均每百市斤虧6.6元。 1994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多2499元，到了2005年擴大到7238元，差距越拉越大，對比倍數由1995年的2.46倍加大到2005年的3.22倍(表1)。若將城市居民的一些隱性福利、優惠如教育、醫療、養老等折算成收入，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則達到6：1，這與我們要“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的指導思想充滿了矛盾。

　　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已經包括非農收入，如果農民不是有非農收入的話，這個差距就更大。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非農收入，中國的小農經濟早就破產了。資料顯示，2000年至2001年，湖南省農民每生產100斤早稻，平均虧損達6.77元；2002年費改稅后，每100斤早稻含稅成本高達58.54元，農民每生產100斤早稻虧損12.77元。

　　《中國農業發展報告2005》 的數據顯示，2003年全國的小麥種植平均收益是虧本，在2003和2004年的農村經濟數據，純粹農業收入(這包括糧食及經濟作物等的種植業)占總收入11%，就可以知道種糧食的收入是多少了。就算加上林牧漁業的收入，2003年占總收入不到19%(2004年為18%)。如按家庭人年純收入中的生產性純收入(林牧漁業的收入)計，2004年人均為1398.1元，占全年純收入2936.4元的47.6%，不到一半。

　　三、糧食安全與石油安全的關系

　　的確，糧食具有剛性需求，人的生存第一位是要吃飽穿，這需要具基礎性的農業提供。吃飽后需要什么呢？需要工商業和服務業。現代工商和服務業的基本“血液”是石油。中國目前是世界排行第二的石油進口大國，我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已達到40%，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對外進口需求將不斷增加，如果與糧食對比，石油安全更為嚴峻。

　　但我們從來沒有以石油安全嚴峻為由限制工業發展和城市發展，反而石油產品價格更不斷要與國際接軌。在國內需求保持增長的、甚至出現“油荒”的同時，我國國有兩大石油巨頭卻反而減少了進口量，甚至還加大了出口量。據海關統計，中國在2005年“油荒”前6個月共出口了759萬噸成品油，同比大幅增長48.6%；而同期成品油進口卻從去年上半年的增長34.1%，轉變為下降了21.1%；6月份的同比降幅更達到了22.6%。而其中占主導地位的燃料油的進口上半年同比下降了17.6%，至1347萬噸。 國有壟斷企業為了贏利就可以置“石油安全”于不顧？中石化2005年實現凈利潤395.58億元，反而得到中央財政補貼100億元彌補中石化煉油項目虧損，而面對糧食安全問題和幾億低收入農民，2005年對糧食的直接補貼才132億元，糧食安全與提高農民收入難道就不重要？

　　“面對遠為嚴峻的石油安全角勢，即使對各種安全問題憂心忡忡的人，大概也不會以此要求限制工業發展和城市化。真這樣做，固然會大大提高中國的石油安全，卻會嚴重損害城市居民的就業和收入。面對石油自給率的急劇下降，唯有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維護和完善現存的開放型的自由貿易體系和世界秩序，發展多邊能源貿易和對能源開發的投資。”“為什么同理不適用糧食問題？為什么要用糧食戰略的名義嚇唬收入已經十分微薄的中國農民，要他們繼續做這種犧牲？”

　　本來，糧食和石油也是一樣，既可以面向國際，又面向國內，采取國內與國際結合的辦法解決糧食安全問題，讓部分耕地生產更具優勢的農產品，或發展二三產業，用部分勞動密集型生產的工業品在國外換回糧食。而且進口糧食實質上是等于進口我國短缺的土地資源和水資源，適當解決我國存在的土地等資源稟賦問題。

　　很多專家分析目前中國糧食國內與國際供應有缺口，但如果真正有缺口，糧價應該是穩定或者上升的，可是市場實際表現出來的總感覺到是供大于求，糧價在下跌。對國內石油供應現實上明顯感覺不足，出現“油荒”現象，油價就不斷上漲。那么到底中國糧食是多了還是少了，到底中國每年國內需要多少糧食，這需要科學的、準確的、權威的數字，以便于國家的糧食調控政策的制定。

　　其實，全球的糧食安全只是局部問題，包括北美(美國和加拿大)、南美等地區仍然有巨大的生產供應潛力，而糧食短缺造成營養不良的地區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和部分東南亞主要是氣候和戰亂造成，以及貧窮原因不能進口造成。《環球時報》( 2006-10-13 第03版 )報道：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專家曾通過計算說，全球耕地的潛在供應力為360億人口。最近幾年，多數學者認為，按當今的經濟發展速度和科技水平，糧食供應的極限人口應在110億左右。以中國的經濟基礎，完全可以部分進口來解決糧食供應。筆者完全同意一些專家的觀點，如果國際上不供應糧食給中國，那肯定是我們的問題。何況，在確保一定的耕地保護面積下，那些精耕細作生產具有競爭力的非糧食農產品的耕地，完全可以轉為糧食生產供應國內。

　　四、農民在承擔糧食安全的壓力

　　國家對“糧食安全”一直高度重視，甚至提高到影響到國家安全的戰略角度來考慮，因此就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要保證一定規模的糧食播種面積，但最終出現幾年來耕地凈減少一億多畝的“悖論”，出現農民增產不增收，農民種糧收入水平仍然在徘徊，甚至將耕地丟荒的現象。因此，“雜交之父”袁隆平提出這樣的疑問：“在中國，誰對耕地、對糧食最有感情？是農民，是幾千年來將耕地和糧食當成命根子的農民。為什么時至今日，連最珍愛土地的農民都棄糧而去了呢？”

　　本來，我國土地相對稀缺，按經濟學的原理，地租(土地價值)應該相應較高。我國人均耕地僅占全世界人人均水平的1/3，是世界上耕地最稀缺的國家，本應體現出耕地產出的巨大價值。但是，為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全局”，糧價被調控在“合理”的范圍內，實際上就是壓抑糧食價格，通過價格管制減少農民收入。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農產品的價格是由劣等的生產成本決定的，當糧食價格比較低時，產量不高的土地就會撂荒。本來農民耕種沒有多大的收益或負收益，將耕地丟荒另某出路是正常反應，但在發達地區耕地非農用途可以比種糧食產出(收入)更大，卻又不能作非農用途；在欠發達(邊遠)地區耕地拋荒卻仍然要交那些稅費，甚至有地方法規規定，造成承包耕地拋荒的，應依“法”繳納“荒蕪費”，如“荒蕪1個作物種植周期的，按畝年產值的1至2倍收取土地荒蕪費；荒蕪1年以上的，每年按畝年產值的2至3倍收取土地荒蕪費”等。對農民收取荒蕪費，目的還是要農民繼續耕種來維持“糧食安全”。

　　既然農民在種糧無利可圖的情況下仍需保證糧食播種面積維持糧食安全，那么糧食安全主要是由全國農民特別是產糧區農民來承擔，但承擔糧食安全的壓力、保障糧食安全的付出誰作補償？雖然現在免農業稅和實行糧食“直補”，但平均每畝20-30元根本抵不上農資的漲價。因此，農民仍在承擔糧食安全的壓力，農民仍在對保障糧食安全付出。

　　因此，如果糧食不能完全市場化，繼續維持小農經濟，就不能將糧食安全的壓力置于農民身上，既然要提高到影響到國家安全的戰略角度來考慮，就需要加大對小農經濟的補貼，間接提高種糧收益以增加農民的收入。

　　五、歷年糧食進出口狀況分析

　　根據歷年的數據反映，從1993年到2004年，按主要糧食分類的進出口量算，大米出口量大于進口量，小麥的進口量大于出口量，玉米的出口量大于進口量，大豆的進口量大于出口量。幾類合計進口14803.5萬噸，出口11535.2萬噸，進口大于出口3268.3萬噸，但平均每年為272萬噸，而且主要是作油料用途的大豆進口大于出口8484多萬噸所致。從1983年到2004年，我國平均每年的糧食生產量是44334.68萬噸，糧食進口量是1190.4萬噸，出口量是1265.1萬噸，人均占有量維持在370公斤(表2、表3)。

　　從表2的數據可反映出，歷年我國的糧食進口與出口、人均占有量相對平衡，各年的平均出口量還稍大于進口量。表3的數據反映出大米出口遠大于進口，而小麥的進口又遠大于出口；玉米與大豆情況一樣。因此，影響我國糧食安全的，其實并非是國內供應的總量問題，而是結構問題，前我國的糧食供給還基本可以在國內解決，并不存在嚴重的糧食安全問題。但是，我國經濟在快速發展，也正在加速工業化、城市化的步伐，必然要占用大量土地耕地，而且在中國維持現有的小農經濟條件下，農民耕種收益甚微甚至是負收益，就會將耕地丟荒另某出路，必然影響到國內糧食供應，進口量加大也將成為必然。因此，無論今后進口量是否加大，只要我們繼續維持小農經濟并不受國外市場沖擊，就必須讓農民種糧有利可圖，需要加大對小農經濟的補貼，間接提高農業收益保證農民的收入。

　　六、提高糧食補貼對農民收入的影響

　　在表4中的2004年為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是2936元，其中包括工資性收入999元，轉移性和財產性收入192元，家庭經營純收入1746元，三項合計為人均純收入。而在家庭經營純收入1746元中，有1040元是家庭農業經營收入，即農業收入只占人均純收入2936元的35.4%。

　　從以上數據可以分析到，中西部地區農作物總播種面積占全國的68%，其中糧食作物播種面積占全國的70.3%，農作物產量占全國的67.2%，我國的產糧區以中西部地區為主。而中西部地區的農業收入占人均純收入近一半，鄉村人口占全國總數的59%，那么，以2004年全國對種糧農民直接補貼的金額僅116億元，按中西部地區糧食作物播種面積農作物產量占全國的70%計算，這116億元中有81.2億元補貼到中西部55813萬人，人均約為15元，中西部地區人均農業純收入分別提高1.2%和1.7%，而東部地區僅為 0.85%，所以，加大糧食(農業)補貼對提高這些地區的農民收入作用更大。

　　對于真實人口狀況又如何呢？根據5月份出版的《2006中國統計摘要》提供的數據，2005年末全國城市人口總計56212萬人，比上年同期增長1929萬人，增長率為3.55%。與此同時，全國鄉村人口總計74544萬人，比上年減少1161萬人，增長率為-1.53%。而鄉村人口的減少主要是中西部地區。依據統計摘要提供的數據，四川、湖南、安徽、河南、重慶、湖北、廣西、貴州八個人口大省(市)總人口出現大幅減少，合計人口減少2596萬人。因此，中西部地區的鄉村人口占全國鄉村人口比例還會減少。加大糧食(農業)補貼對提高這些地區的農民收入作用將進一步加大，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才能進一步提高，才能保證糧食安全。

　　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最新研究，2005年，該組織各成員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費用高達2250億歐元，占各成員政府產業支持總支出的59%，占各成員農業總產出的29%。美國新農業法即《2002年農場安全與農村投資法》規定， 2002—2007年各項農業補貼達1185億美元。日本農產品根本談不上出口，2005年，日本的國內支持占農業總產出的56%。 目前，美國政府對農用土地每公頃高達100至150美元的補貼，我國加入WTO后，爭取的可補貼比例為8.5%，而目前補貼只有2%，每公頃補貼合25美元，還有很大的余地。

　　2004年全國對種糧農民直接補貼的金額僅116億元，對于15億畝的糧食播種面積來說，平均每畝不到10元，也只占26396.47億元國家財政總收入的0.44%。國家加大糧食的直補力度，既有利于保證一定規模的糧食播種面積，也就有利于糧食安全，也是“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中的“一方”和“一計”。

　　《中國城市人口增長周期研究報告》的研究顯示，人口大量流出對上述8省市經濟發展總體上是積極的，不僅沒有造成經濟減速，反而促進人均生產總值大幅提高。以安徽省為例，2005年該省總人口凈流出379萬人，但當年全省生產總值按年增長幅度仍達到12.95%，由上年4759.3億元增長到5375.8億元；人均生產總值由上年的7681元提高到8810元，按年增長14.7%。作為當年總人口減少數量最多的省份，四川省2005年凈流出人口564萬人，但當年全省生產總值按年增長幅度高達15.76%，由上年6379.6億元增長到7385.1億元。與從事農林牧漁業人口日益減少所不同的是，相對應的農林牧漁總產值在急劇上升，2005年總產值達到39450.9億元，比1995年的20340.9億元幾乎翻了一番。因此，即使屬于鄉村非剩余勞動力的外流，鄉村人口進入城市也并沒有阻礙農業發展。這似乎表明，農業生產效率提升不僅彌補了勞動力外流形成的農業生產增長缺口，還促進了農業生產增長。也大大提高農村人均土地占有率，有助于提高農民的生產效率，同時，國家用于扶持農村的錢分配在較少的農民身上增加了人均補貼收入，這也能夠提高農民的人均勞動收益。 這樣，加大對農業補貼提高農民收入的效果將更加明顯。

　　七、結束語

　　本來確保糧食安全和保證農民收入上是統一的，但一直以來，我們卻人為制造出糧食安全問題，使糧食安全與農民收入形成矛盾，因為不可否認的是，我們過于重視確保糧食安全而忽視了保證農民收入，反過來導致農民種糧負收益或低收益出現拋荒、糧食種植面積減少而影響到糧食安全。

　　確保糧食安全，我們完全可以用國內與國際相結合的辦法解決，一是用豐富的勞動力進行精耕細作生產具有競爭力的非糧食農產品在國際上換取糧食；二是通過耕地集中進行規模經營、以用規模化降低平均生產成本、提高效率和人均耕種收入，并用部分勞動密集型生產的工業品在國外換回糧食，以此減輕就業壓力。就算讓部分耕地生產更具優勢的農產品會造成糧食國內供應不足，并且國際糧食供應出現問題，但在保證農業(包括非糧食農業)耕種面積的前提下，也隨時可以轉為糧食生產確保糧食國內供給。

　　對于一些觀點認為增加糧食進口會使國際糧食價格上漲，造成我國的損失。如果真的是這樣，價格上漲也就會刺激國內的生產，同樣也就增加農民的收入。另外一些觀點認為加大糧食直補后會出現糧食供大于求的問題，造成市場上糧食價格下跌，如果真的這樣，我國的糧食安全問題也就可以解決了。事實上，糧食具有剛性需求，糧食增產與減收在宏觀上對農民收入影響很少，我們應該需要科學的、準確的、權威的糧食需求數據，以此制定出嚴格的區域性的糧食種植保護(面積)區，不能用于其它用途，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確保糧食耕種面積，并通過政府補貼的辦法保證保護區內耕種的居民收入。

　　本來，加大糧食補貼有違筆者自對由市場制度的一向支持，但是，在現有土地制度和目前小農經濟種植糧食的比較效益低下及農村大量的隱性失業情況的現狀下，在中國不斷融入世界經濟的前景下，確保糧食安全就必須讓國內的糧食生產有利可圖，必須加大糧食的補貼來確保農民的收入。

　　——本文是討論初稿，未經作者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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