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能源經濟學家林伯強

　　本網記者 蔣學林 陸文輝 王飛

　　今年6月從亞行到廈門大學任教的能源經濟學家林伯強，早在2004年年初就在《經濟研究》上公開發表文章，預言我國電力今年供需平衡，明年將過剩。目前，我國電力確實像預言的一樣，達到了供需平衡，因“缺電”擱淺的電力體制改革又提上了日程。今后我國電力體制改革將怎么走？近日，本網記者專訪了林伯強教授。

　　

　　打破壟斷要有市場承接

　　記者：電力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市場化，在發電側和用戶側實現市場競爭，但是四年多來，發電側市場僅限于試點，用戶側市場無影無蹤。對此，您怎么看？國家應該如何推進？

　　林伯強：電力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是教科書上的東西，談論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關鍵問題是，中國現在處于計劃與市場并存的轉型時期。有些國家采取快的方式，完成了經濟轉型，比如前蘇聯，而中國采取了相對慢些的漸進方式，因此中國由計劃向市場轉型需要一段時間。有人說，中國的電力改革不能夾在中間，要么計劃，要么市場。我覺得這么看問題不合適，中國整個經濟都還在轉型，電力體制改革作為其中的一部分，也屬于同一情形，只能夾在中間，不可能一步跳到市場。電力體制改革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很多相關改革來支撐。當前最重要的是研究中間的過渡階段應該怎么朝前走。

　　記者：談到計劃，有人提出首先要打破行政壟斷，您怎么看？

　　林伯強：行政性壟斷屬于計劃，但現在的計劃跟以前的計劃已經很不一樣，比較靠近市場。對一些行業，要打破行政壟斷，就必須有市場來承接，市場的形成是打破壟斷的前提條件之一。至少，中國先得把市場化的思路想通了，才能說打破壟斷的問題。我覺得中國現在還不具備條件，因為很多相應的配套改革沒有到位，比如國企的改革。很多國企一心一意想做大，雖然也顧及收益問題，但因為都是國家的資金，投資時就不像私營那樣特別精打細算。例如，雖然能夠預見電力過剩，但國企還是想上一大批項目，這種情況就必須有行政抑制。

　　記者：這就是您提過的國企“以大為先”吧？

　　林伯強：對。對于電力行業來說，如果國營的份額比較小些，比如占60％，那么國營想做大，私營不想做大，市場就達到一個比較均衡的狀態。

　　電力屬于基礎設施，有其特殊性，其需求也可以有不同解釋。比如內蒙古的電很便宜，想送電到河北，但河北不一定想要，因為河北還有當地發電企業。因為電力行業資金基本都是國家的，所以投資都比較樂觀，每個可研報告出來，都說有市場。

　　企業想做大，地方政府支持，國有銀行也配合，即使過剩了，電力項目還是很受歡迎。這種情況下，中國行政管理能放開嗎？如果電力行業60％為國有資產，40％為民營和外資，就可以打破行政壟斷，因為占40％的那部分民營和外資投資會非常謹慎，同時，國企和私企之間可以形成比較。打破行政壟斷是好事，但目前還做不到，因為沒有形成真正的市場和市場主體，沒有價格信號。

　　記者：那么如何造就民營資本和外資進入的環境？

　　林伯強：第一，應該好好思考近一輪電力大投資為什么不能吸引外資和民營，甚至有外資變現。這個問題比較復雜，需要進行仔細調查，對變現的外資企業以及曾經想進入而沒有進入的民營和外資企業進行調查。弄清楚為什么民營和外資沒有進入，就知道怎樣吸引民營和外資了。

　　第二，調整政策。關于吸引民營資本和外資，在政府方面，我覺得比較極端的做法是限制國有企業投資，比較溫和的做法是鼓勵國企跟私企合資。當然還有其他方式，比如上市和轉賣。上市如果還是國有資本絕對控股，還是解決不了問題，因為國有資本控股的決策還是按國有資本方式進行。把國有資產賣給私營企業，要確保有一種機制，不能讓國有資產流失。

　　目前，政府控制電價，包括上網電價和終端電價，造成電力行業收益率低。同時，電價改革方向不明，導致商業風險很大。

中國經濟發展迅速，有著巨大的電力需求，若民營和外資不能進入，就只好由國有資本來承擔，一切風險最終都由國家買單。“國企一家獨大”是電力行業許多問題的根源，但這個問題很難解決，除非政府有意識限制國企投資或鼓勵國企與私企合作。

　　盡快設立電價區間

　　記者：如果民營和外資進入電力行業，就牽涉到收益問題，而收益跟電價直接相關。您在亞行工作期間，曾和國家電監會共同完成電價改革的課題研究，那么，您對電價改革有何建議？

　　林伯強：中國夾在市場和計劃中間，就應該有“中間”的做法。我建議在有條件的情況下，盡快競價上網，形成發電側市場。目前，電力已經過剩，競價條件已經具備。

　　當然，發電側競價不能解決電價問題，終端電價也需要盡快啟動改革。盡管國家目前不可能完全放開終端電價，但至少可以不再批電價，而是根據省、區特點，設定電價區間。按理，設定上限就可以了，只要不超過上限，電價越低，越利于消費者，但在中國還必須設定下限，因為全部是國有資本，要防止國有電力企業惡性競爭，導致資源浪費。

　　公眾的支持對電力改革非常重要。如果電價只漲不降，改不改公眾都無所謂，因為老百姓沒有看到電力改革的好處。如果能設定電價區間，讓終端電價和上網電價聯動起來，電力過剩時，電價可能往下調，老百姓就會感覺電力改革是有效的，才會支持電價改革。

　　記者：電網是自然壟斷的，電網公司會不會只選擇電價區間的上限？這跟固定電價就沒有區別了，是否有可行辦法解決？

　　林伯強：辦法就是制定合理的輸配電價。這樣可以使終端電價跟著上網電價上下浮動。其實，即使不設置電價區間，也應該制定輸配電價。沒有固定的輸配電價，電網收益率低，電網公司就無法大規模融資，除非從財政部或國有銀行融資。

　　目前，電力投資的鏈條上，電廠、電網、銀行都是國家的。電力的非理性投資，跟這個鏈條有關系，因為如果最后不行了，國家就漲電價，這是國營高度集中的弊端。如果電廠是私營的，就不會出現電力大過剩；如果銀行是私營的，也不會出現電力大過剩，因為銀行投資就很謹慎了。只要其中一個環節私營化，近期的電力非理性投資就不可能出現。

　　記者：對于成本不清導致輸配電價難出臺的問題，您有什么建議？

　　林伯強：成本問題是可以弄清楚的，但要耗精力耗時間，還要有決心。搞清楚成本問題，應該由獨立的審計機構或者其他機構進行。

　　目前主輔分離是比較困難的事情。如果電力企業有民營成分，擁有輔業不一定是壞事，因為民企做輔業肯定為了掙錢。而國企做輔業，有時候不是為了掙錢，而是為了其他目的�，F在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進行主輔分離，盡量限制國企投資輔業。

　　市場和政府共同應對能源約束

　　記者：我國電力今年平衡，明年過剩，但也有人說我國經濟發展將受到能源約束，這是否矛盾？

　　林伯強：能源約束有兩個含義：一是能源價格高，二是能源短缺。目前，看得見的短缺還沒有出現，主要還是價格上漲因素的影響。從長遠來看，能源肯定會短缺，這跟目前的過剩不沖突。到2020年，中國有3億人口要從農村搬到城市，相當于美國全國的人口，可以想象，為這么龐大數目的人口提供房屋，提供基礎設施，需要消耗大量能源。

　　記者：您認為要實現2010年降耗20％的目標，市場和政府應該如何發揮作用？

　　林伯強：我覺得市場和政府兩種力量應該兼有，單靠一方面是不行的。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政府可能會比市場重要；當經濟成熟了，市場會比政府發揮更多的作用。供給方面，主要是規定一些能耗標準，這屬于政府職責。在需求側，必須進行鼓勵，鼓勵不能只靠宣傳，比如：推廣節能燈，光講大道理是沒有用的，必須使之有財務意義，老百姓才會采用。國家發展改革委出臺了很多節能政策，現在主要問題是如何執行，以及如何使標準制定得更到位。

　　有人說，中國可以用一半的能源實現發達國家的ＧＤＰ，跟日本一樣節能，這是沒有根據的。我曾經舉例：北京要比廈門耗能，比如一般乘

出租車，在廈門10分鐘就到了，北京就得30分鐘，因為北京地域比廈門大。同樣，即使其他條件一樣，國域大的國家要比國域小的國家更耗能。因此，研究中國能源問題，不能脫離兩個基本點：一是國家地域寬廣，二是人口眾多。

　　林伯強簡歷

　　林伯強，1957年出生。1990年6月獲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為國際貿易與金融、銀行與金融、經濟發展。1993年5月至2006年6月，為亞洲

開發銀行東中亞部主任、能源經濟學家。2006年6月至今，任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