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21世紀石油沖擊 我們準備好了嗎

　　胡云超

　　石油作為戰略物資，其供應充裕與否，價格高低，會影響各行業的運行狀況，通過價格傳導和轉嫁，最終考驗宏觀經濟穩定性，并影響消費者福利。

　　危險的高油價

　　歷史上發生的三次石油危機(1973~1974年阿拉伯國家石油禁運、1979年伊朗革命和1980年的伊朗與伊拉克戰爭)都曾給全球造成深遠影響。三次石油危機讓石油價格從上世紀60年代的10余美元一桶飆升到80年代初近70美元一桶，上升了4倍多。當時西方發達國家正處于重化工業鼎盛時期，石油是工業的基礎原料，其價格上升導致各國通貨膨脹、經濟蕭條、失業率上升,“石油沖擊”加上生產率下降，引發了彌漫西方發達國家經濟“滯脹”現象。

　　進入21世紀，石油供應瓶頸再次出現。第一產油大國沙特的生產能力接近其全部生產潛力；第二產油大國伊朗深陷“核危機”之中，為世界石油市場最大的不確定因素；第三產油大國

　　供應緊張和需求旺盛，再次使石油價格急速攀升，近期國際原油期貨已經連續多周維持在70美元以上的價位，石油價格下一步走向，抽緊了各國宏觀經濟管理部門的神經。

　　就目前來看，當前高油價暫時還沒有讓世界經濟增長停止腳步。今年第一季度美國經濟增長速度按年率計算達5.3%，大大高于去年第四季度的1.7%；中國一季度增長10.2%，增長速度比去年同期加快了0.3個百分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4月19日發表的《世界經濟展望》預測日本經濟將增長2.8%，印度將增長7.3%。由于亞洲經濟的強勁表現，IMF將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從4.3%調高到4.9%。

　　但是，石油供給方面存在的不確定因素是否會演變成“石油沖擊”，并引起世界經濟的停滯與混亂？已經成為各國宏觀管理部門高度重視的問題。

　　全面的資源緊張

　　經濟學家在分析20世紀70~80年代的西方世界“滯脹”現象時，把“石油沖擊”和生產率下降作為主要起因，并認為生產率下降導致市場無法吸收“石油沖擊”的震蕩，從而出現長時間的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

　　經過20多年的技術進步和經濟體制調整，20世紀90年代以來，英美等發達國家、亞洲新興經濟體國家和地區的生產率都有普遍增長；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也發生了顯著變化，制造業在經濟中的比重顯著下降，第三產業逐步成為最大的主導產業。經濟增長對石油依賴度降低。

　　盡管生產率提高、產業結構變遷和增長對石油依賴度降低，讓高油價的破壞力大為減弱，但伴隨高油價的其他資源緊張卻大大增強了發生“石油沖擊”的危險。因為其他資源的緊張將加劇高油價的破壞力。高油價加上其他工業原材料價格全面上漲，必然讓各國面對更大的通貨膨脹壓力。

　　今年以來，銅、鉑、銀、鋁、鋅等多種貴金屬的價格已達到了數十年來從未遇見的高點，鐵礦石的粉礦價格從2002年以來已經上漲了164%。2006年世界主要鋼廠與鐵礦石供應商的談判基本以鋼廠的妥協告終，鋼廠不得不再次接受供應商的大幅漲價。國際金價猶如一匹脫韁的野馬，以令人瞠目結舌的速度迅速攀升。在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高預期中，黃金其實成為國際投機資本的避風港。

　　如此全面的工業原材料漲價，必將抬高制成品廠商的成本，擠壓制成品廠商的利潤空間。原料價格上漲最終要向制成品價格傳導，帶來通貨膨脹壓力。

　　高油價對經濟運行的風險

　　高油價和資源類初級產品的漲價給世界經濟穩定增長帶來了變數，我們也不例外。雖然今年初我國主要宏觀經濟數據表現比較平穩，但潛存的風險也不容忽視。

　　第一，GDP快速增長加劇能源、資源緊張。今年一季度GDP增長數據令人振奮，但是，在粗放型增長路徑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高速度增長將加劇資源和能源的緊張局面。

　　第二，我國多種戰略資源的對外依存度高，國際市場能源與資源價格波動對國內經濟運行影響日益顯現。2004年我國原油、鐵礦石、氧化鋁的對外依存度分別達到35%、36%和46%。隨著經濟增長速度加快，發展所需戰略資源對外依存度更大，國際市場與國內市場聯動更強。

　　第三，高油價和資源價格飆升導致貿易條件惡化。我國大多數出口商品和石油存在比價關系，但隨著國際原油價格的不斷上升，出口商品價格卻不斷下跌，貿易條件呈不斷惡化趨勢。

　　第四，地方政府投資沖動強烈，對市場機制發育和完善起負面作用。政府與銀行簽署金融戰略合作協議，發放所謂的“打捆貸款”，推升地方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難以避免政府搞重復建設和銀行發生呆賬壞賬的結局。我們該做什么

　　針對經濟運行中潛存風險，宏觀調控政策既要慎重，又要積極；既要限制，又要保護。由于調控政策要“防患于未然”，主管部門對經濟數據的觀察就要綜合考慮多種經濟指標發展趨勢，不能以個別指標為中心。例如，貨幣政策不能只關注CPI指標，投資增長指標也要納入決策體系之中。因為，信貸和投資的過快增長與資金的充斥和成本太低有密切的關系。在預期

　　財政政策也需要有所作為，對受國際油價和資源價格上漲影響大的行業和企業，可以采取“一事一議”的辦法，推出臨時性稅收減免措施，保護企業的積極性。切實保障居民的消費能力，宏觀管理部門不能僅靠簡單的“聽證”程序，提高最終產品和服務的價格，向消費者轉嫁上升的經濟成本。在實施“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戰略任務期間，更要加大對農業生產的支持力度，穩定農民持續增收機制，為農民建立良好的收入和消費預期。(作者單位：中國浦東干部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