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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開始的中國“鞋事件”調查，最終以歐盟征收臨時反傾銷稅而告終。“鞋事件”只是中歐貿易爭端的冰山一角，從未來發展看，中歐之間的貿易爭端甚至要超過中美之間貿易爭端的激烈和頻繁程度。中歐之間的貿易爭端根源于歐洲的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就業狀況以及中國在國際生產網絡中的尷尬位置。
歐盟成員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均衡，決定了政策目標的多元化特征。隨著歐盟成員
國從15家擴展到25家，新增的中歐和東歐成員國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制造業占有更大比重。排名靠后的斯洛伐克、立陶宛、波蘭和拉脫維亞的人均GDP大約為歐盟平均水平的一半，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遠遠超過歐盟核心國15%左右的水平，特別是制造業集中在勞動密集型而非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制造業。這些相對落后的國家不僅在歐盟以外的國際市場上和中國存在競爭關系，而且對中國產品進入歐盟市場高度敏感。一旦觸及這些國家的利益，必然要求歐盟采取更加強硬的態度制裁中國。
歐洲的失業率很高，勞動力市場僵化，而且各國之間發展不平衡。10年前，歐盟國家的平均失業率在10%左右，高于美國同時期的失業率。10年后的今天，歐洲國家的平均失業率仍然維持在9%左右的較高水平。一些國家比如英國、丹麥、荷蘭和芬蘭的失業率得到了顯著改善，下降到比美國更低的水平。另外一些國家，甚至是歐盟大國中的德國、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仍然保持了10%左右的高失業率。一方面失業人員和空缺職位難以匹配，結構性失業嚴重。另一方面勞動力的工資彈性很小，勞動力的流動性遠遠落后于其他方面的一體化進程。高失業壓力之下，歐盟不得不反復拾起貿易保護的大旗。
中歐之間的貿易爭端，起源于中歐之間的貿易格局，中歐之間的貿易格局決定于中國在國際生產網絡中非常尷尬的地位，中國從兩方面扮演了國際生產網絡“中轉站”的角色。一方面中國從東亞、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原材料生產國進口初級產品，在中國生產制造品，然后出口到美國和歐盟的終極消費市場。實質上是其他國家的出口能力通過中國作為中介，最終反映在了歐盟市場上。近年來，中國一方面對美國和歐洲的貿易順差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對其他原材料生產國的貿易逆差卻越來越大正好印證了這種分工格局。原材料生產國不斷批評中國掠奪他們的資源，歐盟消費國則指責中國傾銷商品，中國成為兩面不討好的冤大頭。
更重要的是，中國還扮演了發達國家“中轉站”角色。美國和歐盟的制造商在中國投資建廠，生產出來的產品返回到本國進行售賣。這一過程實質上和發達國家本國生產、本國消費沒有什么兩樣，但是卻把他們自己的生產能力算在中國的出口能力之上。如果按照企業“原產地”來溯源，剔除外資企業在中國創造的凈出口，中國的貿易順差將大幅縮水甚至可能是貿易逆差。
這種出口導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資，也是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格局的根源所在，雙順差條件下的外匯儲備積累不斷成為外方抨擊中國匯率操縱以至實施貿易制裁的借口。事實卻是，雙順差條件下，中國和外國進行了兩種置換：經常項目順差帶來的外匯儲備，意味著中國用貿易商品和外國的債權資產(主要是美國國債)相交換，資本項目順差帶來的外匯儲備意味著中國用股權資產同外國的債權資產相交換。尤其是后一種資產置換給中國帶來的巨大福利損失卻讓我們有口難言。
這樣看來，中國背負了各方的罵名，卻并未享受到應得的收益。為了解開中國面臨的死結，唯一的辦法就是必須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跳出國際生產網絡“中轉站”的角色。只有實現了投資和貿易的雙向平衡流動，才能真正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國內、國外兩種資源。現實的政策舉措包括兩方面，一是要取消資本管制上“獎入限出”的不對稱性，二是要取消貿易流動上“獎出限入”的不對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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