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激辯房地產是否存在泡沫 如何解決空置率

　　博鰲·21世紀房地產論壇系列之反思篇——

　　本報評論員 王梓　歐陽覓劍　主持

　　本報記者 陳宜飆

　　　香港報道

　　地產問題重大，關系國計民生。肇始于改革開放之初的我國城鎮住房制度改革醞釀了近20年，于1998年正式破題。當年，國務院23號文件明確提出：從1998年下半年開始，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此后，2000年初住房實物分配在全國停止，中國地產市場化進程也全面、迅速啟動，并在短短幾年的時間里成為我國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

　　中國地產市場領跑經濟大盤也使它自然立在了輿論和理論的風口浪尖，“地產泡沫”之爭、調控之爭、地產原罪之辯無一不是一呼百應的焦點話題，公平與效率、政策與市場、反思與改革這些關系中國經濟基本走向的爭論也在這里以放大的效應呈現。至今為止，地產泡沫破裂的預言并未得到驗證，但地產市場的轉型正在成為各界的共識：讓政府與市場各歸其位、商家與民眾各得其所、效率與公平各得其道，已經迫在眉睫——中國地產業需要迎接它的成熟。

　　地產市場邁入黃金時代，居民們卻在望房興嘆。“城市居、大不易”。目前部分地區住房價格飛漲，讓人們深感恐慌：儲蓄存款被迅速掏空，工資積累往往趕不上房價的上漲，居民正常的住房需求甚至在轉化為“被動需求”。

　　涉及地產市場的住房、土地、財政、金融等一連串問題都面臨反思。本報對地產市場的關注始于地產市場化之初，下月，“博鰲·21世紀房地產論壇”即將舉行第六屆年會，藉此，我們特別策劃專題討論，期待由此形成中國

　　本期，本報邀請

　　房地產泡沫？

　　《21世紀》：現在全國房價漲聲一片，是不是存在全盤泡沫？還是僅僅北京、深圳等“一線城市”存在泡沫？

　　陶冬：我們認為，中國經濟今天已出現相當明顯的過熱，并主要集中在房地產領域。這幾個月出現的投資反彈，一是基建投資，一是房地產投資。基建投資是必需的，因為中國的基礎設施不夠。它對于生產力提高，把增長推向農村地區、內陸地區至關重要。但是房地產過熱卻很令人擔心。說北京、深圳的樓價上升明顯，主要是因為媒體的關注，實際上這一輪房地產熱是從二線城市開始的，只是今年熱度蔓延到了一線城市，甚至連去年房地產新政重災區的上海，樓價也開始蠢蠢欲動。

　　政府認為房地產熱基本限定在“個別大城市”。我個人認為現在的房地產泡沫遠比政府意識到的規模更大、范圍更廣。其根源不在發展商和市民，而在政府，房地產泡沫的真正原因在于過度的資本流動性。

　　一方面，銀行存貸差過大，一旦信貸控制有所放松，貸款便出現井噴式增長。另一方面，利率水平低，除掉通貨膨脹和利息稅，儲蓄的收益為零，老百姓以腳投票去炒樓是正常的。在零利率、負利率的情況下，世界經濟歷史上無一例外地制造出房地產泡沫。最終當房地產泡沫破滅時，經濟、社會無可選擇地會面臨一次重大、痛苦的調整。我對這個問題非常憂心。

　　徐滇慶：如果說中國房地產市場有泡沫，就一定要講清楚它的崩潰時間和崩潰方式、沖擊力度和相應措施，如果沒有這些后續內容，泡沫的學術含義就不清晰。全國房價如果要崩潰，一定是大量資金撤出，地產被拋出來變成現金。但這資金能流動到哪里？現在銀行存貸差10萬億，股市最近進去1000億，最樂觀的估計是今年年底進去4000億，這和10萬億的大盤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從這個大趨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房價還得漲，因為資金走不了，拋了沒地方走，放在銀行里面是負利率。我贊成陶冬、哈繼銘等人提醒人們要防范金融危機，但是絕不要危言聳聽，說現在房地產就要崩潰了。從現在北京上海的情況看，在一個合理的價位上，房子基本上很容易出手。在這種情況下不要盲目地判斷要崩潰。崩潰是金融問題，而不是簡單的房地產交易問題。從資金流看，目前還有大量資金沒睡醒，睡醒后還要進入房地產。

　　我贊成防范金融危機。中國的金融危機恐怕不會因為房地產資金外逃而導致，金融危機恐怕會以另外一種形式發生。

　　龔方雄：我覺得沒有泡沫，也不能說房價高得離譜。

　　房地產有高、中、低端市場。北京高端市場的市值和平均家庭收入相比，可能是20倍，甚至30倍，而不是通常的6至8倍，如果按這個指標來衡量，當然是泡沫。但問題是，北京高端市場的購房者往往不是北京的“平均家庭”，而更多是投資者，或者是一些企業家、富豪等，他們愿意在北京、上海或者深圳購房，也就是說高端市場的購房者往往是外地人而不是本地人。這種情況在全球各地都有，比如倫敦，主要購房者是俄羅斯和中東的油商，他們占據了倫敦市場的高端市場，結果倫敦當地人向郊區轉移；紐約的房子在1980年代都是日本人買，現在則是中東的油商買；香港情況也是如此。

　　北京中低端平均房價也就是6000多，這是什么概念呢？一般來講，一家三口買個100平方米的房子，按國際標準都應該是很奢侈了，但它的支出不過60萬元人民幣左右——北京人均GDP是5000美元，一家三口就是15000美金，約是12萬人民幣，60萬的房子不過是其5倍而已，所以我說它不是泡沫。

　　對于什么叫“買得起”，什么叫“買不起”，我認為要有一個理性判斷。內地現在盛行“房奴”概念，它的潛臺詞是說最好房子能一次性購買，一次付清——事實上，還沒有哪個國家、哪個經濟體，能達到這種水平。現在很多大學生剛畢業，就抱怨買不起房子，可即使在美國，一個大學生也要奮斗好幾年才能買房子。所以，我覺得不是泡沫，不必擔心，我們尤其不要被一些平均主義、計劃經濟的思潮所影響，并促使政府干預市場，這是不好的。

　　目前國內很多人對計劃經濟和平均主義還留戀有余，對市場經濟不太熟悉。比如說硬性打壓房地產的價格，這是不按市場經濟的規律辦事，這種例子還有不少。我們搞市場經濟就要全心全意去搞。現在有些人，不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怕投資者賺錢，這種心態是不對的。

　　中國與世界冷熱對比

　　《21世紀》：從趨勢上看，中國地產的未來走向如何？

　　趙曉：中國的房地產是從1998年開始發展的，而真正住房形成氣候是2000年，到現在是五年多一點；而中國經濟則從1980年到現在保持了20多年的高增長。1980年到2000年中國GDP年均增長率是9.8%，人口增長1.3倍，人均收入增長8.6%，這是一個持續、高速的增長階段，在全世界都是沒有的。中國房地產的增長首先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房地產業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滯后于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它是一個后發的力量。所以說中國房地產的發展首先有追趕式的宏觀背景。

　　有些學者去年說地產泡沫要破滅，泡沫沒有破滅的時候，又會說泡沫還在繼續，這就陷入自我強化了。房地產增長百分之三四十就說過熱，這是有問題的，因為這是追趕型的增長，而不是市場的均衡增長。在討論房價的時候，要考慮這些非均衡增長性因素。

　　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是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潛力。中國現在處于工業化中期，如果真正完成工業化，大概還有15年到20年。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的整體完成，至少還要有十年的快速發展，之間可能有五年發展得特別快。中國人均收入剛剛過1000美元，日本在上個世紀1985年就已經達到13000美元了，你能說中國發展到頭了嗎？沒有一個人會這么說。從整體發展階段來看，我們認為在未來五年之內，仍然處在快速的黃金增長時期，處在一個結構迅速轉換、效益迅速提升的時期。有人認為2008年之前北京估計不會有什么問題，但是2008年之后就會有問題。這是從政治周期看的，如果從經濟增長周期來看，這個黃金增長時期遠遠沒有過去。

　　全世界范圍內，中國經濟增長是最快的，已經有非常好的增長基礎，又有一個非常強的增長前景，全世界的資金一定往中國跑，所以中國引進FDI年年保持世界第一，其他的資金流動也會很大。

　　現在有一個概念是超級流動性，說全世界都是處于超級流動性，有的是錢。原來美國新經濟吸納了很多錢，但是這些錢釋放了，它們又在尋找新的出路，這個流動性很大，其中一部分到了中國。中國房價上升的同時，全世界房價都在上升，因為流動性很大。

　　中國投資回報率最高，所以很多資金首選中國。這些資金會優選重點地區，這些重點地區可能是投資回報率更高的地區，或者是投資風險更小的地區，譬如上海，法律很規范，制度很完善，中小城市沒有這個條件。所以，資金優先進入上海，就把上海房價提上去了。現在，又進入北京。北京是和上海同一個級別的城市，而且北京的房租價格比上海高，但是北京房價比上海低了30%，于是資本就流到了北京。當然北京市場還不完全是因為這些，因為房地產商也看到這個前景，會囤積房產。

　　《21世紀》：很多國家和地區都經歷過房地產泡沫，我們可以從國際比較中獲得哪些經驗？

　　陶冬：前段時間人民幣升值問題是焦點。日元在廣場協議之后大幅度升值，對于1990年代日本經濟長期不景氣有一定影響。但問題的真正關鍵是1980年代后期，日本信貸的急劇擴張，由此制造出一個資產泡沫。日本央行對此的政策應對一錯再錯，貽誤戰機。當資產泡沫大到難以維持的時候，一旦破裂，對于銀行系統、消費信心的沖擊是震撼性的。我認為不管人民幣升不升值，如果對今天出現的房地產泡沫不盡快采取措施，任其蔓延、膨脹，中國經濟早晚會重蹈日本的覆轍。

　　中國投資熱和東南亞當年有類似之處，過度投資、低回報、負利率、匯率機制不健全。但有一個本質的不同：東南亞的投資熱由外債支撐，一旦外國銀行、投資者撤出，就導致了經濟猝死；中國的過度投資是靠內部資金拉動的，很難由于大量短期外資逃離而導致一場危機。由于中國資本項目的不開放，這個泡沫的制造過程可能持續時間更長，幅度更大。但凡事總有一個限度，當這個泡沫太大時，早晚會出現一個調整。

　　之后，可能出現大量的銀行呆壞賬和消費的長期不景氣。如果中國房地產泡沫崩潰，最終結局很可能更接近于日本模式，而不是香港模式。但無論任何模式，都會對經濟、社會造成巨大的沖擊。

　　龔方雄：我覺得中國房地產相對危機少一些，因為首先人民幣還有升值潛力，中國還是在發展的初期，增長的潛力還很大，另外還有7億農民，每年可能有兩千萬要流入城市，只要經濟保持強勢的話，長遠來講我們認為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是全球最值得投資的市場。

　　中國每年的名義GDP增加15%，實際增長率是10%，而且這個增長是可持續的，已經保持了20多年，全球有哪幾個經濟體系能保持這么長時期的增長？從這點來看，房地產市場每年漲10%都不算泡沫。當然上海前幾年是不正常的，每年都漲20%到30%，甚至幾個月就漲20%到30%，這肯定是不正常的，目前上海的價格處于調整期，我覺得可能是要“休息”一段時間，等上海的居民收入上來，然后租金提升，租金回報率提高到5%、6%水平時，上海的房地產可能才有投資價值。

　　北京市場來看，危機并不大，只要價格平穩增長，即每年增長10%左右，都是很正常的，不過不能過分，尤其如果房價超過了北京每年名義GDP增長就要小心了，總體上看，我們認為整體的房地產市場不用擔心。

　　東南亞方面，如果經濟不能保持強勢增長的話，房地產不會增長太快，我覺得東南亞比較好的就是它對銀行體系進行了深刻的改革，尤其是金融風暴以后，而且它整體的市場化程度提高了很多，目前也沒有房地產的危機。

　　至于香港的房價，我覺得現在貴了一點。因為香港像現在的上海一樣，租金回報率很低，約為3%左右，那么這個房子就不值得買了，此時買房還不如租房。我們JP摩根的亞洲房地產研究團隊去年被權威機構評為全球第一，他們去年一直對香港的樓市都比較看淡，對中國的樓市就看得比較好。

　　調控之辯

　　《21世紀》：政府部門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遏制房價過快上漲，你們怎么看待這些措施？

　　徐滇慶：我把需求分三類：第一類是正常需求；第二類是投機需求；第三類是被動需求，就是拆遷。

　　為解決第三類需求,政府可以調控一下，減緩拆遷的速度,避免大規模集中拆遷。

　　第一類正常需求不僅不能壓制，還要鼓勵，因為我們內需不足。海外人士拿外幣來買房子，將美金換成了磚頭瓦塊，只要它跑不出去就沒有多大的問題。至于老百姓的住房需求，堅決要鼓勵，所以，有人提出來要增加首付的比例，我完全不同意。國際上通行的首付比例就是20%。目前我國內需不足，老百姓房地產需求是內需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打擊正常需求，會產生報復性反彈，變成“一抓就死，一放就亂”。房地產泡沫是指當需求曲線具有正斜率，在泡沫經濟狀況下，價格越高買的越多，價格越低買的越少。投機性需求占的比例很高，這時就要注意房貸危險了。只有在確認出現了泡沫經濟的時候才需要將房貸的門檻提高以壓制需求，但是目前國內房市的需求曲線還是負斜率。因此不需要提高房貸門檻。

　　再說第二類投機需求。投機只有在交易中才能發生，沒有交易就不叫投機，叫投資。房屋買賣是受法律保護的，但是交易過程應該加稅。特別是在交易過程中的增值應當交稅。現在二手房交易只要交5.5%的交易稅，而所得不交稅，這是不合理的。企業所得稅33%，為什么房屋增值不交稅？這個問題現在不嚴重，因為二手房交易并不旺盛，數量很少。在房地產市場出現泡沫經濟的時候業可以使用印花稅，這是國家在行使財稅手段的時候應當考慮的經濟學問題。

　　趙曉：目前宏觀調控針對的是房價，這不是政府最應該做的事情。第一，房價很難調控。如果房價超過了正常的價位，大家就會投資，如果限制了中國富人不去投資，海外的富人也會投資，各種資金都會進來。

　　第二，房價即使調控下來，老百姓就能買到嗎？老百姓買不起房可能是房價太高，但是也有可能是老百姓收入太低，國家統計局承認，我們已經到達基尼系數國家的警戒線。這么一個收入差異分配的格局，怎么能夠支持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一種選擇就是把收入分配做好，你要調整收入分配。另一種選擇就是政府要用住房保障辦法來保證低收入的人有房子住，比如廉租房。政府應該有兩個輪子發展，一個就是市場化，但是另外一個就是政府住房保障體制。

　　效率和公平、增長和民生都應當兼顧。土地瓜分的過程會很快，大概再有十年就差不多瓜分完了，然后儲蓄存款全部進去，中國社會矛盾也要到達空前的情況。發展模式到了必須叫停的時候，重點不是房價的調控，而是游戲規則的重建、發展模式的重構。

　　龔方雄：一些地方的房地產價格不應該漲得那么快，比如說它本身的成交并不多，這個可以從印花稅來看，到底收了多少印花稅，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從而可以了解成交金額大小；另外，一些房子空置率在增加，但是房價又在上升，這當然是一個市場環境的問題，但這不是說需要進行硬性打壓或硬性控制房貸。

　　政府不要過多地直接干預市場，政府要做的事情是完善市場的環境，和對市場參與者的監管，加強信息披露，提供這些完備的市場環境，讓購房者自己進行比較理性的選擇，在信息比較完善的情況下進行一個理性的選擇。

　　《21世紀》：哪些措施可以使房地產市場更平穩地發展？

　　徐滇慶：整體來講，因為有大量的資金可能會進入房地產市場，房價上升的趨勢很難逆轉。但是目前這種暴漲，特別是一季度暴漲17%的現象，是有問題的。現在理論界有些人像網民一樣使用情緒化的語言，譬如說“要把房價壓下來”，他們的情緒應該得到尊重，但是這么說卻沒有提供解決問題的辦法。但如果用行政手段去限價，那就走回計劃經濟的老路了。房價是市場的產物，政府限價一定失敗。因為信息不對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如果硬性限制房價，地產商沒準會蓋豆腐渣工程。

　　那么價格能不能壓下來呢？我主張用土地政策。土地出讓的是使用權，所有權是國家的。現在的土地政策是“招拍掛”，有問題。房地產商沒有地就等于沒有活路，于是大家就競拍，一拍就拍出高價來。在高地價的狀況下，一定蓋高檔房。現在北京市小戶型低檔房幾乎看不見了，這是政府土地政策失誤造成的。

　　我認為，政府可以拿出一定百分比的土地面積，規定必須建60到80平米的住宅，給中低收入者使用。其他事情政府就不要管。讓市場去決定地價和房價。北京市的房價要壓到什么程度，就決定這個百分比多大。政府政策就是要照顧大多數中低收入人群，要滿足工薪階層的需求。

　　龔方雄：目前的現狀是和市場不透明、信息不完備有關的，所以國家要完善對房地產的監管，不能讓市場上假信息橫行。在美國，這種不規范的市場行為是站不住腳的，監管部門一定會追究，披露虛假市場信息是要承擔責任的。政府一方面應該從監管的角度，從加強市場信息量的披露，另一方面要改變調控方式，增加供應量，這很重要，但這個度也要把握好。

　　政府不能一手控制信貸，一手又控制土地。政府一控制土地，地價一定會上升，建房成本也增加，發展商則會把這種成本轉嫁給消費者。但是這一輪“國六點”出來以后，可能調控方式會有一些轉變，我覺得會從供應方面解決問題。

　　從金融系統來說，中國的銀行可以通過上市和商業化改革，慢慢地控制風險。我覺得這方面的一些工作還是要做，但最重要的是要讓銀行的體系真正地商業化，實現真正的商業行為，而不是跟當地政府、發展商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照目前來看，我國在全面推進銀行商業化的改革，我覺得這種風險在減弱，而不是在增加。

　　《21世紀》：現在空置率是個嚴重問題，有什么辦法可以解決？

　　徐滇慶：空置率有不同的原因，就要采取不同的政策。空置無非分為二種，賣出去的和沒有賣出去的。賣出去的在購房者手中，這些房子已經進入了消費領域，對于房價沒有直接的沖擊。有的購房者，買了兩三套房閑在那，就像一個人買了100雙鞋，這是他的選擇。我們提倡勤儉節約，不贊成鋪張浪費。那就要用稅收政策，即物業稅來限制住宅空置。物業稅在全世界都征收，是穩定的稅收，為什么在中國遲遲不能出臺？

　　如果出臺物業稅政策，空置率肯定下來。物業稅最容易征收，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住宅大的，占地多地就多繳稅。對于住宅的產權問題要明確，要改就快改。物業稅在國家的財政收入中是一個很穩定的長期的稅收，有助于削減貧富差距，富人多交稅，窮人少交，租房子的人就不交，這是很清楚的政策。

　　空置率是動態的。在銷售住宅的時候，空置是營銷過程的產物，怎么計算空置率？空三個月，還是空四個月？很難統計。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空置率的國際警戒線”，世界上沒有這樣一個標準。世界各國的房地產市場很多指標都是根據各國情況定的，西方空置率的定義和我們不一樣。所謂國際警戒線，是一個學生隨手寫的東西，但有一些專家卻信了這個所謂國際警戒線，被小青年領著兜了一大圈。

　　我個人覺得，房地產商的目標就是利潤最大化，他們空置一定數量的房屋是正確的，這是商學院傳授的營銷策略。由于市場營銷的信息不對稱，政府就是累死，最后還查不明白。即使查到房地產商空置房屋，又怎么樣?沒有法律依據可以懲治。

　　空置率過高是有問題。有的房地產商故意提高空置率，囤積居奇，拉高房價，這些必須要制止。但是，之所以房地產商敢于抬高空置率，關鍵在于他們能夠弄到流動資金。我們有金融紀律可以懲治騙貸。房地產商自己只有25%的錢，75%的錢是外面融資來的，資金鏈非常緊張。在沒有還清貸款之前，房地產商是沒有資格借新債的。地產商以空置的房屋做抵押進行貸款就是騙貸，責任在第二家放貸銀行的行長。所以，我的建議就是懲治幾個違規的行長。要么行長坐牢，要么銀行向房地產商逼債。一逼債，房地產商的資金鏈就要斷裂，就要被迫賣房子，就可以降低空置率。

　　如何使“國六條”落到實處？

　　《21世紀》：最近出臺了“國六條”，諸位做何評價？

　　趙曉：“國六條”沒有具體措施，是導向性的。如果沒有發展模式的轉變，還是現在的調控，我認為很有可能重演上一輪調控的結果。“國六條”基本上是以前內容的重復，無論是土地政策、市場政策、信息政策，都是以前談到的。在具體措施方面，我估計還是會比較弱，因為“國六條”強調的是局部市場的問題。

　　徐滇慶：我還是比較樂觀的。在制度創新方面，經過一年的實踐，“國六條”知道要把調控房地產的辦法具體落實到稅收、信貸、土地政策，這就是一個進步。控制合理拆遷規模程度、進度。加強制度創新，最后做到有法可依。要照顧社會上的弱勢群體，要增加廉租房的供給。經濟適用房要搞，但是要特別注意分配政策。主要是定向照顧那些拆遷戶。除此之外，還要照顧警察、護士、小學教師等對社會有貢獻但是工資比較低的群體。應該對“國六條”充分肯定。

　　這次“國六條”中我評價最高的是第六條，“完善房地產統計和信息披露制度，增強房地產市場信息透明度”。現在房地產研究的學風不正，有的人信口開河，造成混亂。學風一定要嚴謹，要不唯上、不唯外、不唯風。

　　趙曉：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第五條，“加快城鎮廉租住房制度建設，規范發展經濟適用住房，積極發展住房二級市場和租賃市場，有步驟地解決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難”。這是第一次在房地產調控中出現民生導向、公平導向，以前都是效益導向。對于地方政府，要有體制性的約束，我認為完全可以借鑒計劃生育的做法，采取一票否決。住房問題比計劃生育嚴重多了。徐老師認為開發商囤積，政府可以不要管，而是通過其他方式，其實我認為政府還是要管，尤其是在地方層面上。在目前，房地產市場化其實是又不市場又不政府，我覺得行政力量還是要發揮一定效益的，但是以后主流還是要逐漸讓市場發揮效益。

　　龔方雄：“國六條”綜合來講還是一個比較平衡、務實的措施，下一步主要看具體實施的細則，會不會走樣。

　　“國六條”的一個重點是調控思維的戰略轉變，也要從增加供給的角度來解決問題，比如它提及由政府來提供廉租房，或者低價房，這有點像香港和新加坡，它是一個解決問題的重點，也很有效。香港目前的最高端市場房價已經超過了1997年，但中低端的房價仍比1997年低40%，原因是金融風暴以后，香港政府推行了一個計劃，每年新增加85000個住宅單位，這個政策持續了一段時間，現在雖然廢除，但是已經對房價起到了平抑作用。至于高端市場，那是有錢人的游戲，你就讓他們玩好了，他們是作為投資也好，消費也好，都是要承擔風險的，而中低端的市場由于政府提供公屋，波動會少一些，風險就少一些，所以不同的市場有不同的消費群體，應該從這個角度來看待中國的市場。

　　對于“國六條”提到的土地、信貸調控，我覺得它效果不會太大。中國國內的錢很多，真正買得起房子的人可能不需要房貸，買不起房子的人你反而要增加其信貸，支持他們買房。前一段時間有謠傳說要把首期付款提高到50%，這不是加大第一次購房者的負擔嗎？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不可能實施的。

　　政府有可能對第二套、第三套房子實施這種政策，但是中國的情況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消費者可以以家人的名義來購買，都是“第一套房子”，你怎么樣控制？

　　政策出臺之前要想想它有沒有效果。現在的問題根本在哪？根本原因是中國經濟增長很強勢，體系內的錢很多，但是又沒有合適的投資渠道，現在國內股市暢旺了，或許房子不需要做過多的調整，很多炒房的錢會慢慢地流入股市，這樣的話，股市可能會旺幾年，房市反而會停幾年，這樣會自然調控。

　　總體上說，這六條比較務實，沒有妄下結論，而且它的基本點是保證樓市的平穩健康發展，而不僅僅是打壓樓市，因為政府也承認樓市是中國經濟一個很重要的產業，你打壓容易要把它再弄起來就難了，香港就是一個現實的例子，當初年增85000套公屋的計劃使香港房價比其他的亞洲經濟體系掉得都厲害。

　　中國內地也是這樣的，要鼓勵內需型經濟的發展，要鼓勵消費的發展，把房地產市場打下了，你能有內需的發展嗎？所以我覺得在宏觀經濟的層面要很注意。

　　陶冬：“國六條”對房地產市場可謂是晴天中的一個霹雷，不過雷聲過后是大雨還是回復晴天，現在還看不清。

　　《21世紀》：那么，對比“國八條”，怎樣保證“國六條”落到實處呢？

　　趙曉：要從政治文明高度來審視中國房地產發展模式，各地區、各部門要統一思想，增強全局觀念，齊心協力做好房地產市場的引導和調控工作。各地區特別是城市政府要切實負起責任，把調整住房供應結構、控制住房價格過快上漲納入經濟社會發展工作的目標責任制，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這包含將來進行問責的可能性。

　　徐滇慶：我覺得要靠制度創新。用制度創新來把握宏觀調控的方向，保證房地產調控效果，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我們希望“國六條”能落實下來，在制度創新上做一些工作。也別太樂觀，趙曉說的問題是一個長期戰略的問題，想短期轉變這個歷史階段，不那么容易。眼下該做的是制度創新，飯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

　　(實習記者徐丹、戴建軍、吳陽春、吳瑋惠參與整理,因時間關系趙曉談話部分未經過本人審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