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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將最終嚴重扭曲中國銀行機構體系的生態環境,窒息最具活力的股份制銀行,并刺激地下金融繁榮
特約作者 張慧/文
財政擴張拉高第三產業稅負
“十一五規劃”表明，我國政府未來5年經濟工作的重心是，解決經濟發展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以及致力于新農村建設。因此，擴張性財政政策將得以持續，并將繼續保持稅收增長。從產業部門來看，農業將成為擴張性財政支出的重點，同時，農業或農村方面的稅費減免將擴大，擴大稅式支出的范圍與幅度；由于交通、能源與原材料等的價格上漲，工業企業的下游利潤出現下滑，以及人民幣對美元的匯價將持續上調，工業企業的出口會受到一定影響，企業稅負難有大的變化；近年來，第三產業的增長極為迅猛，在相當程度上改寫了各地方GDP來源的構成，其結果也必然促使各級政府稅收向第三產業傾斜，故強化稅收征管，乃至提高稅負都是有可能的。最近，提高汽車消費稅表明，政府將更為積極地運用稅收手段來調整經濟社會中的問題，之前，在有關房地產業的一系列的稅收調整中，這一點已見端倪。
銀行業高稅收狀況難以解凍應當看到，在整個第三產業中，金融業對于國家稅收的貢獻是很低的，事實上，還是大量依靠政府財政的注資，緩解資本約束的壓力。由此，降低第三產業中金融服務業的稅負似乎并不符合“大潮流”。
我國銀行資產占金融資產總規模的80%左右，以流轉稅為主導的銀行業稅收負擔較大多數國家為重。在資金成本上升、銀行資產規模放大、同業競爭加劇、金融開放擴大、居民儲蓄持續攀高等諸多因素的作用下，銀行業稅負過重的矛盾將越來越突出。2005年9月，標準普爾指出，中國主要銀行的盈利能力正在改善，改善中的資產質量和效益有助于提升銀行的稅前利潤，但是，提升的利潤有很大部分因高水平的稅務負擔而被侵蝕。
我國銀行機構的實際稅負不僅包括5%的營業稅,還包括33%的所得稅，實際稅負達到60%。沉重的稅負事實上消耗了銀行機構的資本積累能力，削弱了銀行機構競爭與發展的能力。根據歷史經驗數據推斷，經濟增長保持7%-8%的增長速度，至少需要金融機構貸款16%-18%速度的增長。銀行業在實際稅負60%的情況下，何以實現這一目標呢？如果不能夠快速地增進資本金，就需要減輕稅負。
不同所有制銀行機構稅負差距拉大
國家控股的大型商業銀行占中國銀行業資產總規模的80%左右，但其減輕稅負的愿望遠不如股份制商業銀行強烈。原因在于，國有控股的大型商業銀行在發行2700億特別公債和剝離數千億元人民幣的不良資產之后，國家財政再先后共計注入600億美元的資本金，支持建行(939.HK)、工行和中行海外上市募集資金，這些政策措施大大緩解了資本約束，全面穩固了資產規模，自然也沖淡了稅收負擔過重問題的困擾。不僅如此，根據國家稅收政策，對國有商業銀行賦予特別稅收優惠，經過財政部和國稅局批準，可以用稅前利潤核銷不良貸款。而其他的非信貸類損失，如房改損失也可以在稅前列支，因此基本上并不需要繳納所得稅。
著眼于銀行產業組織結構等基本狀況，稅負過重的問題便突出地反映在諸如民生銀行(600016)等股份制商業銀行方面。事實上，單純依靠中小型的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力量尚難在有關稅收博弈的大格局中取得優勢或實績。
應當說，一系列的重大銀行改革措施事實上拉大了國內銀行機構之間的稅負差距。
金融開放激化中外金融機構稅負矛盾
2006年底，中國將進入全面的金融開放時代。但是，在經濟有限開放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是否保留存在許多疑問。
以產業為例，外資企業在稅收方面存在“三減兩免”的稅收優惠和土地使用優惠，但是，中資企業則不具備。就家用電子工業為例，外資企業具有品牌優勢，還有稅收優惠，這樣，中外資企業同時進行生產線上的加工競爭和營銷競爭，中資企業何以戰勝外資呢？依靠的就是實際關稅水平的銳減(因為要大量進口器部件來在生產線上安裝組裝)。就是說，名義上中外資企業的關稅稅負是一樣的，但是，對于中資企業而言，僅是名義關稅水平而已。由此，中外資企業才能夠進行積極的成本競爭和市場競爭。
為什么不直接依靠公平稅負來調整產業競爭呢？
首先，鼓勵外資進入目標在于迅速地提高國內相關產品的產能。當有關產品的產能有了大幅度提高后，鼓勵中資積極進入、有效競爭，才成為目標，所以，中外資企業的稅負差距是一種激勵措施，也就是說，超國民待遇有其積極的一面；其次，當外資進入的產業產能逐一飽和后，有關當局只能逐個行業地調低中資的實際稅負水平(特別是關稅水平)，而不能從根本上動搖中外資企業的稅負差距。因此，中外資企業的稅負差距是一個企業口徑，而不是一個產業口徑。
就金融產業而言，中外資金融機構的稅負差距將會格外突出，難以克服。與任何其他產業所不同的是，金融服務產業幾乎完全在國內市場完成，不需要像其他產業那樣進口原材料或器部件，不可能通過調節進口關稅來彌平稅負差距。簡言之，中外資金融企業的稅負差距是“剛性的”。
銀行稅負過高事實上是稅負不公
嚴重的稅負差距不僅存在于國有大型商業銀行與中小型股份制商業銀行之間，還存在于中外資銀行機構之間。中國銀行體系不僅浸泡在高稅負的壓力中，還面臨更為激烈的稅負不公的問題。高稅負、高稅差，優先解決誰呢？
相較其他產業而言,中國銀行產業事實上也同樣存在兩種稅負體系：名義上的高稅負和實際上的低稅負。國有大型商業銀行雖為名義稅負的承擔者，實際上享受著較低水平的實際稅負；股份制銀行實際上承擔著高水平的名義稅負；即將進入的外資金融機構則實際上享受著低水平的稅負。
銀行改革形成了國內銀行機構事實上的稅負差距;金融開放將促成中外銀行機構的稅負落差。這一稅負格局一旦形成，將最終嚴重扭曲中國銀行機構體系的生態環境,窒息最具活力的股份制銀行機構,并在事實上刺激地下金融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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