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建國不斷將自己在上海逾億的產業轉移到重慶，不是一種簡單的“投資洼地”效應。雖然，他在上海的企業吸納了大量的下崗工人，無償擔負了不少殘疾人的生活費，仍然在浦東的城市擴張中遭遇到一些難以言喻的傷害，但他的主要產業——油墨，有一定的輕度污染，因此，他自己也承認，在當地已經很難有更大的規模發展。
這和上海三毛紡織廠千里入渝的道理幾近相似。上海的產業結構性調整和重慶的升級
換代，結合得如此緊密。
產業發展到一定階段，轉移到它應該去的地方，這是激活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讓企業走向一個新的上升通道的快捷方式。然而，這樣的故事在中國，還剛剛隨著“長江經濟一體化”的建設，在長江“黃金水道”物流、港口的合作帶動下開了個頭。
中國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以年均8%—9%的高速經濟增長是個奇跡。然而，專家們關注的并不是簡單的GDP，而是中國經濟的增長表現與中國企業的績效表現所形成的劇烈反差。不僅大多數中國企業的經營狀況和生產率在整體上處于不斷惡化的趨勢之中，而且至今沒有造就許多與中國經濟的規模和增長率相稱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自己的企業。
這種不是靠本土企業的增長模式肯定不會真正持久。
于是，不管是宏觀決策者，還是微觀執行者，都在考慮一個新的問題：如何改變中國的增長模式，不一味依賴政府的投資拉動和外資的強力推動，使兩者走向統一？
事實就擺在面前。
劉建國等民間資本擁有者之所以愿意到重慶來，很大程度在于滬渝之間形成了完善的港口服務配套體系，兩地集裝箱運輸也獲得綠色通道，物流成本因此降低。
也就是說，滬渝兩地因為政府的推動，為民營和國有資本打下了一條快速通道，產業的結構可以在更大范圍內調整、升級。
而新投資者在做判斷時，往往會以自己在本地區同類公司所看到的情況作為判斷依據，這將為重慶的市場帶來迥異的視角。
這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好處。國有或民營企業通過資本等要素的跨區域流動，來推動產業分工，區域經濟一體化則運用行政手段，從經濟合作和發揮相互比較優勢來推動宏觀一體化。
不容忽視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因為改變了中國現有的市場和資本分配格局，有活力有效率的民營企業將因此有了創新的大舞臺，有了成長壯大的快車道，他們可容易地“消滅”那些沒有效率但有投資價值的現有企業，這是一支對經濟可持續性增長有決定性的推動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