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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啟林/文
又一家臺灣背景的芯片項目落戶北京，這回是一張全然陌生的新面孔
一張芯片業的新面孔——Fullcomp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阜康國際投資有限公司，下稱阜康投資)來到北京。
時值2006年年初，根據已公布的規劃，阜康投資將在“北方微電子工業基地”之一的北京順義林河工業開發區投資6億美元，建設兩家8英寸芯片制造廠，設計規模為月產5萬片芯片。公司宣稱，項目將分兩期完成，其中一期計劃投資3億美元，將于近期開工建設，計劃在2007年二季度實現批量生產。這是繼2002年中芯國際12英寸芯片項目之后，北京市引進的第二個芯片項目。
盡管北京市和阜康投資選擇了頗為低調的露面方式——簽約儀式的舉行選在了北京工業發展促進局四樓的一間會議室內，但項目甫一問世，還是引起了業內的極大關注。
8英寸姍姍來遲
芯片制造業因對投資和技術要求都非常高，被公認為高門檻的行業。目前，國內芯片制造廠(Foundry)不過十余家，皆為芯片業中的“老人”。而阜康投資全然是新來者。該公司的注冊地為南太平洋薩摩亞群島，此前從未在芯片行業現身；公司董事局主席吳立國在上海長期經營一家“阜康商務有限公司”，但該公司與芯片業無涉。
由于吳立國來自臺灣，有猜測稱，阜康投資的背后可能是臺灣著名芯片制造企業，如臺積電或臺聯電等，由阜康投資“代言”，目的是規避臺灣的“總量管制”的投資限制。
臺灣當局規定，臺資企業不得在大陸投資建設8英寸以上(不含8英寸)、0.18微米以下(不含0.18微米)的芯片，且每在大陸投資建設一條8英寸芯片生產線，就必須在臺灣同時投資建設一條12英寸芯片生產線。為規避這一政策，很多臺資企業選擇了在開曼、維京或薩摩亞等島國注冊公司中轉，進入大陸投資。
吳立國有據可查的與芯片業的聯系，在于其胞兄——中國南科集團(下稱南科集團)董事長吳緯國。吳緯國畢業于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材料科學博士，1981年從當時美國最大的芯片制造企業之一RCA公司引進了一條4英寸、6微米的芯片生產線，在有著“臺灣硅谷”之稱的新竹科學園區建立起了島內第三家芯片制造企業——大王電子。
1989年，吳緯國開始轉戰大陸，在廣東省珠海市成立了珠海南科公司，專事芯片制造業的最后一道工序——封裝測試；此后，南科在珠海投產了一條4英寸的芯片生產線；2000年，南科在珠海再度投產了一條6英寸線。其時，大陸的芯片制造業者僅有三家，即首鋼NEC、無錫華晶和上海貝嶺。南科的出手不可謂不早。
吳緯國雖染指芯片制造業多年，卻尚不成功。上個世紀90年代，臺灣大王電子因經營業績不佳，取消了在臺灣上市的計劃。到2003年5月，大王電子更被臺灣“科學園區管理局”以“經營不善”為由，逐出新竹科學園區。
吳緯國屢屢對外宣稱，自己是由于違反臺灣當局對投資大陸芯片業的限制規定，遭到陷害而被驅逐；但在2001年接受臺灣媒體訪問時，他坦承，由于“受到外在大環境及內部4英寸廠不具競爭力的影響”，大王電子“營收及獲利均出現衰退”。其時，吳緯國宣布，大王電子將采取“臺灣接單，大陸出貨”的方式營運。顯然，吳緯國已經決意將其生產重心移出臺灣，轉投大陸。
吳緯國在大陸同樣沒能創造“奇跡”。
在1996年投產4英寸生產線、2000年投產6英寸生產線之后，南科曾計劃于2002年上馬一條8英寸芯片生產線。當時，8英寸芯片生產技術在大陸尚屬領先。南科一度規劃投資4億美元，“規劃月產4萬-5萬片8英寸芯片，第一期以月產2萬-2.5萬片為目標。”
這一雄心與當地的發展規劃一拍即合。珠海市政府為此將一塊近9萬平方米土地無償劃撥給了南科使用。然而此后兩年時間里，南科始終沒能將8英寸線建起來。2005年，這塊土地被政府收回。
幾乎就在操作珠海8英寸芯片項目的同時，吳緯國宣布了另一個投資計劃：投資1.86億美元，在廣州科學城興建華南地區首個8英寸芯片項目，并“計劃2004年底前投產”。然而，位于廣州東郊白云山畔的“廣州南科集成電路項目”在幾度延遲后，2004年方才正式動工。
正當哥哥吳緯國急于在南國開疆之際，定居上海、同樣出身于伯克利的弟弟吳立國突然殺向了北方——其先是與天津西青經濟開發區洽淡上馬8英寸芯片項目事宜，并正式成立了天津海原集成電路有限公司，計劃于2005年一季度開工，2005年年底建成投產，規劃產量每月2萬片8英寸芯片，但此后又迅速與北京簽約，天津項目不了了之。
吳立國否認阜康投資有臺灣資金的背景。在接受臺灣《經濟日報》采訪時，他表示，阜康投資的資金來自他本人和一些海外華人，以海外資金為主；同時，吳立國暗示自己的公司與哥哥無關——“他是他，我是我。”
據悉，阜康投資在北京承擔8英寸項目的公司，為“阜康同創(北京)微電子公司”(下稱阜康同創)。但截至本刊發稿時，工商部門尚無阜康同創的注冊記錄。
北京造芯
從2001年開始，北京便確立了發展“北方微電子工業基地”的目標，重點發展區域包括了以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亦莊)、石景山、林河工業開發區為中心的三大芯片生產制造基地，以及以中關村為中心的設計研發基地。
阜康同創的8英寸芯片項目，恰好填補了三大芯片基地的最后一個空白點。目前，中芯國際12英寸項目落戶于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首鋼NEC項目則早在1994年于石景山建成投產，只有林河工業開發區作為規劃中的芯片生產基地此前始終沒有項目落定。
同時，阜康同創項目也補足了北京芯片制造業的一個“斷檔”。據業內人士介紹，“已經擁有首鋼NEC6英寸項目與中芯國際12英寸項目的北京，尚缺一個8英寸芯片項目。”
北京的引入決心是顯而易見的。據了解，在阜康同創項目中，北京市提供了相當優厚的產業扶植政策——
前期，北京市將投入1億美元作為配套資金，用于提供“五通一平”(通電、通水、通路、通通信、通暖氣、平整)的土地和建設廠房；
后期，北京市還將以15%的比例進行跟進投資，即外方每投入1000萬元，北京市將提供150萬元的資金。但同時，這筆跟進投資不參與阜康同創的分紅和決策；
此外，北京市還將提供政府貼息，對于批準建設的芯片項目建設期間實際發生的貸款，補貼貸款利率1.5個百分點直至項目設計達產。
政策優勢正是為了彌補天然的劣勢。業內人士指出，與許多地方相比(特別是上海)，北京在芯片制造業上存在著諸多先天不足。
首先，從產業基礎來看，國內最早的芯片制造企業——九五計劃中的“908”工程華晶項目、“909”工程華虹NEC項目，選址都在上海周邊；而北京的第一個芯片制造項目首鋼NEC，直到1994年才開始投產，且迄今為止只有首鋼NEC(6英寸)與中芯國際(12英寸)兩個成功的項目。
其次，在上海周邊的杭州、蘇州、南通、無錫，半導體企業發展已形成產業集群；北京周邊，包括天津和河北，無論從經濟、人才，還是半導體行業的產業氛圍，都要略遜一籌。第三，從自然條件來看，北京嚴重缺水，要應對“用水大戶”的芯片制造業，顯然存在困難。
目前，國內近20家芯片制造企業中，有70%左右將生產基地選在了上海周邊。也正是認識到自身的不利條件，北京將自己芯片產業的方向調整為以發展設計業和高端制造業為主，重點發展12英寸項目。
根據北京市政府制訂的《北方微電子產業基地規劃方案》，到2010年之前，北京市將要建設成20條半導體生產線、20家封裝測試廠和200家IC設計公司；北京市的微電子產業總產值將超過1000億元人民幣。
阜康的門檻
據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信息交流部主任李珂介紹，芯片生產線的投資巨大。例如，上海力芯的8英寸芯片生產線投資總額高達10億美元，中芯國際在北京的首條12英寸線投資總額也高達12億美元。雖然8英寸生產線的成本近年下降了一些，但“阜康同創6億美元的投資要做兩條8英寸線，恐怕只能上二手設備。”李珂說。
此外，目前國內的芯片制造企業從投產到盈利，至少都要經過兩到三年的發展。“(整個過程中)需要逐漸把產能填滿，從實現量產到產能飽和，然后才可能實現贏利。而這段時間內需要持續的投入巨額資金。”中芯國際一位人士透露。
其次，新進企業要面臨工藝技術的障礙。在芯片設計中，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識產權)指可以重復使用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功能的集成電路設計模塊，其初始形態被稱為標準單元庫。這是芯片代工企業(Foundry)的核心競爭力之一——他們用精心設計并經過工藝驗證的標準單元來吸引其客戶(芯片設計企業)；同時，芯片設計公司也愿意使用成熟、優化的單元來完成其設計，以此提高效率，并減少設計風險。
“生產線只能代表產能。芯片制造企業關鍵還是要看它的工藝能不能加工出客戶需要的產品，能不能達到盈利所要求的成品率——至少要達到90%以上的成品率，才算是合格的芯片生產企業。”李珂表示。
第三，客戶的管理。對于芯片制造企業而言，尋找客戶必須先于上馬生產線——必須根據客戶的需求來選擇工藝技術，規劃產能和產量。
客戶的爭取正在變得困難。目前，芯片制造的訂單主要來自國際廠商，而為了避免泄密，英特爾和三星等國際巨頭往往選擇自己建造芯片制造廠，只將一些非核心產品交給代工企業生產。同時，面對國內芯片制造廠家的參差，國際芯片設計商的眼光正在變得越來越“挑剔”。
在公布北京投資計劃之時，阜康投資還宣布，IBM將成為其主要客戶。這是一個不錯的開始，但還遠遠不夠，因為“一條8英寸生產線，至少要好幾家設計公司才能養活。”李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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