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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居斕
2005年末，古城平遙，中國近代銀行發祥地。
“日升隆”、“晉源泰”兩家以老票號命名、民間完全出資的商業性小額貸款有限公司揭牌。十家農戶當場拿到了首批貸款。民間小額信貸公司，這個全新的金融組織帶著無限
憧憬進入農村金融市場。人們期望著由此打破“三農”金融的真空，并有助于引導和規范我國龐大的地下融資。
2004年，平遙縣財政收入為2.3億元，增幅為15.31%，顯然是一個經濟欠發達的農業大縣。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縣域，卻存在有龐大的民間金融市場。據平遙縣政府和縣人行聯合向太原人行提交的《試點工作匯報材料》(下稱《匯報材料》)稱，2004年，平遙有6億多元現金在銀行體系外自由流動。
一方面是巨大的民間資本，而另一方面，歷史上平遙不可一世的錢莊票號讓今天的平遙人秉承了祖宗們更多的金融意識，在料理民間金融時平遙人創造出了私人錢莊、賭場高利貸、類似“璞真”案中的財富信托計劃等多種經營方式。與此同時，平遙曾經發達的針織業經營獲利者、肉食品加工業者(平遙牛肉享譽全國)、以及焦炭和小煤窯經營者為這種地下金融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保證，也成為了真正的供給主體，令平遙的地下金融業日漸壯大，長盛不衰。
而與這種活躍的民間金融形成鮮明對比的卻是平遙現有金融機構貸款的集體低迷。據《匯報材料》，平遙縣目前有工、農、建三家國有商業銀行，以及農發行、信用聯社、郵政、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共計32家。2004年底該縣金融機構(含郵政儲蓄)儲蓄為25億元；但同期各項貸款僅為12億元，連續三年的存貸比均不足50%。其中平遙縣農信社的存貸比為69.7%，農戶貸款僅相當于其存款的58%；而大部分資金來源于農村的平遙縣郵政儲蓄則將2億元資金全部直接上存人行。幾乎停滯的縣域銀行貸款不可避免地為民間金融的活躍提供了充足空間。
按照山西的實施方案規定，作為NGO小額信貸試點工作的試點縣需要具備四個指標，一是該縣為欠發達縣，農業和私營經濟有一定基礎，有相對較多的農村經濟主體，具有較大的農村信貸需求；二是農村信用社支農資金不足，農村金融服務薄弱，依賴外部資金來源，難以實現商業可持續運作；三是資金持續外流；四是地方政府持開明態度。這四點平遙顯然擁有全部，平遙毫無懸念成為了山西此次金融試點工作的首選。。
2005，眾多宏大的金融改革，使這一年注定要被載入中國金融史冊。盡管有太多的改革不可能關涉到平遙，但是在這個年末，有著金融淵源的平遙在沉寂了近一個世紀之后，還是站在了金融改革的第一線。這似乎預示著某種復蘇！
正如“晉源泰”董事長韓士恭這一代“新晉商”所說，他們毅然選擇以千萬元試水金融，遠非看重當前的小額信貸公司，而是渴望著像祖先一樣做杰出的民間銀行家。
一種金融傳統的傳承躍然紙上。在他們說出這樣一番理想時，那些先輩們的輝煌肯定浮現在了他們眼前！
民居、商鋪：兩種風格
古城平遙，又稱龜城，位于山西省中部，距太原96公里。始建于周宣王時期，明洪武三年(1370年)擴建，建筑風格完全體現了傳統哲學思想的內蘊。城內現存完好的古縣衙署、城隍廟、文廟、武廟、道觀、寺院。并以南大街為軸線，左右對稱，反映了“人神共治”、“三教合一”的文化內涵。古城城門南北各一，東西各二，象征龜的頭尾和四只腿；“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條蚰蜒巷”，呈龜背紋狀經緯交織在一起，有“龜前戲水，山水朝陽”之說，寓意為固若金湯，吉祥長壽。城南門為龜頭，門外有兩眼水井，象征龜的兩只眼睛；北城門為龜尾，是全城最低處，城內的積水都要經此流出；城池東西四座甕城，雙雙相對，上西門、下西門、上東門的甕城城門均向南開，形似龜爪前伸，唯有下東門甕城的外城門徑直向東開，據說是造城時恐怕烏龜爬走，將其左腿拉直，拴在距城二十里的麓臺塔上。
這里的民居基本上保持了明清時的原貌，共有3797處，其中保持最完好的民居有400多處。 民居多為長方形四合院，平面或是呈“日”字型的二進院，或是呈“目”字型的三進院，高門深宅，房舍向內，外觀封閉，四周均筑有高直挺拔的高出屋脊很多的圍墻。巨商之家的圍墻更是如同城墻一般。
據說明清兩代全國十八省的舉子考試中，山西竟無一人得狀元。文化上的落后，成了晉商永遠的心結。他們所做的，就是在建筑上極力炫耀傳統文化來掩蓋內心深處的自卑。他們把宅院蓋得非常符合傳統的儒、道、釋文化，再把多年從商形成的“風水”文化融入其中，一座座長方形的封閉四合院就這樣建成了。封閉的高墻使雨水都流不到墻外，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裝飾性建筑風水墻、照壁等在美化著宅院的同時，也不經意地流落出晉商們對人生機遇無法把握的無奈。
而店鋪的建筑風格卻與民居形成較為鮮明的對比，反映了晉商兼收并蓄、追求實效的作風。
以日升昌票號的建筑為例，在采用傳統三進式穿堂樓院的基礎上，它吸收了晉中商業店鋪的風格，達到使用功能和建筑藝術的完美統一。其鋪面建筑、過廳和客廳都位于南北中軸線上，庭院和廂房沿中軸線嚴格對稱布局。三進院落形狀不一，分別呈H型、T型和I形 ，沿中軸線縱橫交錯，有前序，有主體，輔以門庭、洞門、過廳和夾道等多種空間過渡方式，使本來面積不大的庭院在空間組合上形成豐富的變化，創造了幽深靜謐的舒適環境。高低錯落的東西廂房襯托者中軸線上的三座主要建筑，使日升昌的建筑輪廓跌宕起伏，富有強烈的韻律，不僅統一了這組建筑群的藝術風貌，而且與變化的庭院空間融為一體，可稱為我國北方傳統建筑中頗具特色的藝術精品。然而，日升昌票號在展示其總體建筑藝術風貌的同時，卻并未因其資財雄厚而刻意追求華麗的建筑裝飾，無論其大門、照壁、屋面，梁枋、柱礎、門窗，還是其他室外裝修，都沒有在晉中民居中常見的木雕、磚雕和石雕，而是更加注重建筑功能的需要，裝飾古樸典雅，充分體現了日升昌票號重效求實的特點，反映了我國明清時期的商業文化對傳統建筑在思想和風格上所產生的積極影響。
正是這種兼收并蓄、追求實效的作風造就了平遙票號的繁榮。
昔日的繁榮與衰敗
平遙的西大街就是當年票號云集的地方，正是它見證了整個山西乃至當時整個中國票號的興衰榮辱。這實在是一條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連不斷，森然的高墻緊密呼應，經過一二百年的風風雨雨，處處已顯出蒼老，但蒼老而風骨猶在，竟然沒有太多的破敗感和潦倒感。許多與之年歲仿佛的文化宅第早已傾坍，而這些商用建筑卻依然虎虎有生氣。街道并不寬，每個體面門庭的花崗巖門坎上都有兩道很深的車轍印痕，可以想見當年這條街道上是如何車水馬龍的熱鬧。這些車馬來自全國各地，馱載著金錢馱載著風險馱載著驕傲，馱載著九州的風俗和方言，馱載出一個南來北往經濟血脈的大流暢。走在這條街上，隨便走進一家票號舊址，你都可能得到發生在這里的故事——關于票號掌柜的、關于票號生意上的——彷佛就發生在昨天。
票號又稱匯兌莊、票莊，是隨著明清商業發展而出現的金融機構，從事兌匯和存放銀款，初步具有了現代銀行的一些功能。平遙第一家票號，也是全國第一家——日升昌票號是在清道光三年，即1823年(一說是在道光四年，即1824年)由西裕成顏料鋪改建而成的。
當時的晉商非常富有，一些大商號在山西設總號，在外地設分號，形成了連鎖經營的商業格局。分號與總號，分號與分號以及商號與客戶之間的大宗買賣所需的現銀解運業務越來越多。而此業務由鏢局押運費時費錢，且并不安全。商業的發展已經需要一種更高級的金融業來與之相適應了，而促成這種新金融形式的殊榮就在落在了雷履泰身上。
雷履泰是西裕成顏料莊的掌柜。西裕成顏料莊是一家自產自銷、產銷兼營的顏料手工作坊，總號設在平遙，分號在北京，資力雄厚、規模較大。當時山西的平遙、介休、祈縣、太谷、榆次等縣商人，也在北京開設各種商店，每逢年終結帳，他們都要給老家捎回銀兩，一般都是鏢局押運。這時，有人和雷履泰商議，不從北京往老家捎銀兩，而是將現銀交給北京西裕成顏料莊，由雷履泰在北京寫信給平遙，人們持雷履泰的信至平遙西裕成顏料莊取現銀，這樣便省卻雇鏢費用。起初這不過是朋友或親戚之間的幫忙，后來同鄉們覺得這種辦法很便利，要求匯兌的人越來越多，就有求兌者出一部分匯費作報酬。雷履泰感到作這種兌匯生意比作其他生意更加有利可圖，于是向東家李大全建議出資30萬兩把西裕成顏料莊改成了日升昌票號。
日升昌票號業務紅火，其他晉商也紛紛效仿，票號很快就在平遙乃至山西發展了起來。到清末，山西票號在國內85個城市和日本東京、大阪、神戶、朝鮮仁川、南洋新加坡、俄羅斯的莫斯科等地設立分號400多家。中國的兌匯業務基本上由山西票號壟斷了。有人甚至說，山西票號實際上是清政府的財政部，由此可見山西票號當年的輝煌。
黃鑒暉在他的《山西票號史》中這樣評價：“這是有唐以來，中國會票經驗的繼續和發揚，是一代風流人物把會票由兼營引向專營的創舉，開拓了中國匯兌事業的新紀元，整個國家埠際間的貨幣清算，開始走向以匯兌清算為主代替運現清算為主的時代，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進步，既有利于節約社會勞動和解放生產力，又減少了社會財富的損失,大大有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所以必然為社會廣泛運用。”
可以說平遙票號的創立興起，體現了山西商人在明清數百年間走在眾商之前，開創一代風氣之先的創新精神。在發展過程中，其又不斷與客戶需求相適應創新出各種金融產品為客戶提供服務。
工商匯票在流通過程中已經發展為即票和期票兩種，當時稱“會票期票”。票號繼承工商匯票的經驗，一開始就經營會票和期票兩種票匯業務。期票是有約定兌付時間的，當兌付時間未到，客戶急需用款時，票號又創造了票據貼現業務，當時叫“認利預兌”，利率為百分之一。
為維護主客方的經濟利益，票號依客戶的要求，代客戶盤查兌取匯款人的身份，或者會票上加蓋“面生討保”戳記。為防止假匯票，票號除指定專人書寫匯票和規范匯票書馮內容外，漸漸實行密押制度。票號除客戶簽發匯票外，需用書信通知對方按票付款，無疑增加了書寫信件的勞動和郵資。為節約勞動，票匯又采用了對條的形式：一半交客戶赴異地取款，一半寄付款分號。票匯對客戶說來，匯票要從甲地轉送至乙地，如果中途匯票遺失，又增加掛失等麻煩。因此，那些多地設莊的大商業就要求改變票匯方式為信匯方式，從而在鴉片戰爭前票號開創了信匯業務，主客雙方各憑各信完成匯劃款項的手續。
19世紀80年代，中國電報事業興起，票號又創辦了電報匯兌。電報要經電報局之手，為防造假，票號在電報碼子基礎上作些改動表示銀兩數。同時，也有個別票號害怕電報造假，開辦電報匯兌后又要停辦電匯，由于認識不合時宜，最后還是照舊開辦電匯。
票號的匯兌業務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至80年代，中國票匯、信匯、電匯三大匯兌方式，都由票號繼承和創新完善起來，大大便利了工商業的發展，也使民間基本結束了運現清算的落后狀態。
票號匯兌業務的創新如此，存款業務也有它的創新。那個時代，個人存款者多為封建官吏和城鄉富有的世家。官吏流動性大，今日當差甲省明日改派乙，適應官吏這一特點，甲票號開發的存折，允許官吏在乙丙等分號取利和取款。城鄉富有世家，不乏領利者，為滿足食利者需要，常年存款，票號開出存卷和取利折，允許存戶每幾個月取利一次。
票號存款，長期是定期存款付息，活期存款(當時叫“川換”)不支利息，直到清末依然(大清銀行亦如此)。定期存款，說是常年，實際存期有幾年的。月息所見多為四厘。票號受在華外國銀行的影響，民國初年開始在京、津、滬、漢四城市試辦活期存款付息業務。
除了這種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外，對人才的重視也是票號得以迅猛發展的不可缺少的關鍵。
以日升昌票號老板李大全為例。李氏最重視對人才的挑選，對商號的經理實行聘任制，經理人選一經選定，便任其行事，平時概不過問，只是到結帳時，方聽取匯報，最后分紅取利，確定經理是否繼續聘任。
他和雷履泰之間發生的一件事情足可證明他對人才的重視程度。雷氏為人心胸狹窄，對業務事必躬親，甚至生病時也不放手。二掌柜毛鴻對雷很有意見。一次，毛氏趁財東李氏看望雷履泰病情之機，向財東建議讓雷回家休息養病。財東覺得這是對雷氏病情的關懷，便采納了。不想雷氏對此十分憤惱，認為毛氏想趁機奪票號業務大權，而財東又采納了毛氏意見，故以辭職要挾財東，便暗中通知各地分號結帳，準備向財東交待帳目后提出辭職。財東李氏得知甚為慌亂，急到雷履泰家中問候，婉請雷履泰留任，但雷毫不松口。李氏情急，忙下跪求雷。雷履泰這才取消辭職打算。從此，財東李氏獨信雷氏，雷履泰也竭盡全力經營，終于使日升昌成為票號中實力最強的一個，為財東李氏賺了大量的銀兩。
票號的繁榮在落后腐朽的大制度背景下不可能長久保持。 一九一四年，在金融界活躍90余年的日升昌票號倒閉，“于全國金融影響甚大”。當年的《大公報》上曾有人撰專文分析其倒閉原因：“一、日升昌營業之中心點，在南不在北，南省碼頭最多，兩次革命均受很大影響，此其一也。二、日升昌之款項，未革命之先均分配在南省。自革命后各省紙幣充斥，現金缺乏，由南省調回現金，往返折扣，每百兩虧至三十五兩及五六十兩。此種虧耗實足令人驚異，此又一也。三、日升昌當革命時，欠外數目約五百萬，欠內之數七、八百萬，出入相抵，有盈無絀。然欠內之數目，成本已付諸東流，遑論利息。欠外之款項，該號為支持門面，維持信用起見，三年之中均未停利，此項虧耗又其一也。以上三項，均該號中虧折之遠因。所以關閉如此之速者，尚有種種之近因。第一種之大原因為廣西之官款。廣西官府催迫甚急；動輒率兵威脅，計一年之中提取十余萬兩，猶日日前往催取。第二，該號之正經理為郭斗南，副經理為梁懷文，就資格論梁應居正。惟梁為人公正樸實，自革命后對于東家提用款項極力阻止，因此不能得東家之歡心，梁無可奈何遂于去歲出號。梁在號中素為大家所推崇，梁去人心為之瓦解。第三，京號經理因號事吃緊，托病回晉，一去不歸。”
今天回頭看，當時的分析顯然只是注重表面，而沒有抓住實質。辛亥革命前后，近代銀行業在中國興起，大銀行多以外國資本為后盾，票號根本無法與之匹敵。更由于山西票號與清政府的特殊關系，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被推翻，山西票號迅速衰敗也就不可避免了。
以平遙票號老板們為代表的晉商確實在中國的金融發展史上寫下過輝煌的一筆，觸摸著斑斑駁駁的平遙古城墻，我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晉商們當年的富庶。繁華雖已是昨日的夢，但它的余熱至今不僅還能溫暖一顆顆懷舊的心，更能激勵韓士恭這一代“新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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