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國企加速融入長三角

　　“隨著這些企業的外移，上海與長三角產業合作與互動的新一輪高潮即將到來”

　　《上海國資》記者 苑二剛

　　2005年12月27日，上海華誼集團董事長張培璋在安徽受到了當地官員貴賓級的接待，當天，總投資達44億元的上海華誼集團安徽化工園區項目在巢湖市無為二壩開發區正式開

工建設。

　　如華誼集團看中了安徽豐富的煤炭資源一樣,上海輪胎橡膠(集團)也看中南通如皋便利的港口條件和較低的成本。2005年11月9日,總投資約4.8億的上海輪胎橡膠如皋有限公司年產50萬條全鋼載重子午胎一期項目建成投產。全新的技術,優良的設備,這一項目被江蘇省副省長張衛國稱為滬蘇合作的新樣板。

　　資源的匱乏、成本的提高⋯⋯考慮到企業未來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上海企業正把目光放到了上海以外的地方，而近水樓臺的長三角地區則成為他們的首選。

　　同時，隨著上海“優先發展先進制造業、優先發展現代服務業”(以下簡稱“兩個優先”)這一產業政策的確定，越來越多的工業園區，開始實施“騰籠換鳥”計劃：通過抬高投資門檻、調整劣勢企業來盤活有限的土地資源，聚集優勢產業，進行產業升級。2005年，僅松江開發區就通過并購重組或者向外遷移的形式調整了劣勢企業80戶。

　　而這僅僅是一個開始⋯⋯

　　“‘十一五’期間，上海將引導5000家傳統制造業企業、勞動密集型企業向外轉移，其中大部分是國有企業。”有關專家作了這樣的透露，顯然，上海的這一動作是出于對自身城市功能定位和產業升級的考慮。目前，有關部門正就產業合作與互動的方向、方法、渠道等方面與長三角其他城市進行溝通和磋商。

　　“隨著這些企業的外移，上海與長三角產業合作與互動的新一輪高潮即將到來。”上海市政協委員、民革上海市委經濟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邱華云如此判斷。

　　上海向“兩個優先”轉型

　　“著眼未來，上海市政府決定將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作為今后上海發展重點，這一點是非常明智的”

　　產業外移的背后是上海城市定位重新明確和產業結構的升級。

　　2005年10月30日，在“上海市市長國際企業家咨詢會議”結束后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市市長韓正明確表示，在上海從工商業中心城市向經濟中心城市轉變過程中，應該以服務型經濟為主,以此作為推進上海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重要載體,更好地為長三角乃至全國服務，并始終把國家利益作為根本利益。

　　2005年12月4日,韓正在《商業周刊》第十二屆亞洲領導人年會上作主題發言時又一次表示,上海要“優先發展先進的制造業、優先發展現代的服務業”。

　　韓市長的一系列講話其實蘊藏著對上海產業發展思路悄然作出的重要修正。此前的一貫說法是，上海要堅持二三產業共同推動經濟發展的戰略。

　　由上個世紀90年代初的“三二一”到“二三并舉”,再到如今的“兩個優先”，這一系列產業重心的調整，實際上濃縮地反映了上海十多年來的產業發展歷程。

　　這些年來，在產業發展的路徑選擇上,上海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側重。或許,這不僅僅是戰略決策對與錯的問題,而是思考問題著眼點的變化。

　　華民對《上海國資》表示,低端制造業無法在上海這樣的國際大都市長期占領主要地位,它的命運是必然要轉移出去,另謀出路。高端、前沿性的制造業是未來上海制造業的生力軍,是主流產業。

　　“著眼未來，上海市政府決定將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作為今后上海發展重點，這一點是非常明智的。”

　　同時，退出低端制造業競爭，也有利于上海充分發揮作為國際大都市的金融貿易功能和信息輻射功能，長三角的經濟發展前景也將不可估量。

　　現在，在選擇拓展中心城市功能，還是保全自身GDP高增長的問題上，上海明確選擇了前者。因為上海是站在更大的空間審視產業發展路徑，這樣做，不僅為其自身發展提供更多后勁，也將使區域經濟發展收益良多。而更重要的是，這座城市中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只有最終體現人均收入和生活水準提高的GDP增長，才有其真正的價值。

　　蘇北或為最大贏家

　　“以前幾次產業轉移更多惠及蘇南和浙北，這次上海的產業轉移最大的空間應該在北部，例如蘇北”

　　“上海產業結構每一次調整都會給周邊帶來很大的發展機遇。”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經濟年鑒》主編張兆安向《上海國資》表示。

　　事實上也確實如此。

　　早在20世紀80年代上海工業結構大調整和產業大轉移時期,憑借便利的地緣優勢和人脈優勢,周邊地區充分利用了上海的工業技術優勢和產品擴散機會，推動了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蓬勃發展。

　　“在此次產業轉移的過程中，主要以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為主，國有企業比較少。但是隨著此次上海城市功能定位進一步明確和產業路徑的調整，國有企業將成為產業轉移的主力，這也意味著此次上海的產業轉移即將迎來高潮。”華民認為國有企業的轉移更多體現了政府的主動性和產業結構調整的迫切性。

　　正因為多次受惠于上海的結構調整，上海周邊縣市對上海的產業政策的調整也非常關注，異常敏感，很多地方把上海的此次調整看作是地方經濟發展的一次大好機遇。

　　“我們和上海的每個區都建立了密切的聯系，由專人負責聯系，及時了解里面企業的動向。以嘉善的區位優勢，我們希望有更多上海企業到嘉善來投資。”浙江省嘉善縣縣委書記高玲慧對《上海國資》說。

　　為了讓上海建工集團下面的一個子公司遷移到江蘇省無錫縣，無錫縣的幾位主要領導數次親自到上海，想同建工集團的領導進行接觸，但一直沒有機會見面。幾經輾轉，通過《上海國資》的記者才達成愿望。事情雖小，卻可見其對上海企業遷移的重視與渴望。

　　因長江天塹的阻隔，江蘇省南通市在承接上海產業轉移的規模上一直難成氣候。隨著蘇通大橋和崇明越江隧道即將建成，南通市與上海市政府層面的互訪愈發頻繁，僅在2005年下半年各種層次的互訪就不下十次。

　　南通市政府秘書長黃建東向《上海國資》說：“要緊緊抓住上海此次產業轉移的大好機會，把南通建成制造業基地和上海工業的加工配套區。南通的企業要主動掛靠上海的大企業、大集團，主動向上海企業讓權(股)、讓利，部分國有企業可以由上海企業控股、租賃、代管甚至‘零資產’轉讓，吸引上海資金、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加快向南通轉移。”

　　“上海向周邊轉移的產業集中在一般制造業，但從現狀來看，這對于南通發展仍然很有幫助。南通需要這個階段，如同工業化初期的上海所經歷過的。這之后，或許還可以由南通繼續向蘇北地區轉移。” 南通市計委接軌上海辦公室的張建勛向《上海國資》表示。

　　從最初的被動承接，長三角的很多城市已經發展到主動規劃以尋求長三角產業梯度中的定位。例如,江蘇省泰州市就在“十一五”規劃中確立了“錯位互補，聯動合作，對接融合”的基本思路。泰州市宣傳部的孟國平對《上海國資》說:“對泰州而言,洋山深水港建設給泰州帶來了做大做強物流的機遇，泰州將以更加主動的姿態，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接軌大上海,迎接上海的產業轉移,努力建成上海的產業轉移基地。”

　　盡管周邊縣市在吸引上海企業落戶方面均不遺余力，但從現實條件來看,在長三角區域中，長江以北的一些地區極有可能成為這次轉移中的最大贏家。

　　“以前幾次產業轉移更多惠及蘇南和浙北,這次上海的產業轉移最大的空間應該在北部,例如蘇北。”上海經濟發展研究所所長沈耀晗對《上海國資》說。

　　他認為，長三角存在產業同構問題，和蘇北相比，蘇南和浙江同上海的產業落差不是很大，就某些產業來說甚至不比上海差，而且經濟發展的水平也相對較高，發展的空間已經不是太大。而蘇北地區的經濟水平剛剛達到全國平均水平，占地5萬多平方公里的蘇北占整個江蘇面積的47%，從空間上考慮無疑也是上海理想的產業轉移空間。

　　對于沈先生的看法，上海輪胎橡膠(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范憲亦深以為然。目前，上海輪胎橡膠已經在南通如皋投下巨資建設大型精細化工品生產基地和輪胎橡膠生產基地。“為了選址，當時我們在離上海兩小時的經濟圈內進行了全面的調查，包括西面的吳江、昆山、蘇州、泰州，南面的嘉善、湖州等地。但是當我們跨過長江到了如皋，發現成本就大不一樣，在長江南面每畝15-25萬元的土地，到了江北只要幾萬元。我們很快做出了選擇，用非常低的價格購買了450畝的土地。”

　　據《上海國資》了解，也正因為如此，上海紡織行業協會準備組織上海的十幾家企業整體轉移到蘇北某地，投資高達20多億。上海紡織控股公司副總裁封亞培指出：“要把傳統紡織發展成現代紡織，就要進行梯度轉移，而真正準備發展的產業，我們就要放在低成本的地方，蘇北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轉什么和怎么轉

　　“在上海企業外移的過程中，需要澄清一個誤解：上海外移的企業都是劣質的低層次的企業”

　　上海產業外移已經是不可阻擋的趨勢，但轉什么、怎么轉移仍需深思熟慮。

　　上海市政協委員潘名山對《上海國資》表示，目前上海的產業仍然處于一種自發的狀態，政府需要出臺一些框架性的政策，對需要外移的產業進行梳理，明確標準，政策要體現前瞻性。

　　目前上海的各個園區正在進行的“騰籠換鳥”改造，主要是針對制造業企業：一方面對于新進駐的企業“要價”更高了。例如，原先的標準設定在每畝土地的投資金額上(比如每畝土地投入不得低于40萬美元)，而現在改為對每畝的投資收益和產出規模設定標準，達不到產出標準的項目將被請出園區。

　　另一方面，對于過去已經入駐的企業進行淘汰。據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辦合作發展處副處長陳曉云介紹，現在上海的各個區縣都擬定了第一批企業動遷轉移的名單，對于那些環保不達標、

　　而這些項目必然要另覓安身之所，對于蘇北乃至長三角的欠發達城市而言，這些轉移的項目依然具有誘惑力。

　　潘明安認為，上海的產業轉移不僅僅是簡單的老企業甚至三廢企業的轉移，應該在技術提高基礎上進行。“一些該淘汰企業就要就地淘汰，上海現在的產業調整要有當年調整紡織業那樣壯士斷腕的魅力，一些劣勢企業即使是轉移也要在改造好、在符合環保標準的基礎上進行轉移，這樣才能更好樹立上海的形象，更好地體現服務長三角、服務全中國的宗旨。”

　　“在上海企業外移的過程中，需要澄清一個誤解:上海外移的企業都是劣質的低層次的企業。其實，上海外移的企業是因為一些制造企業用地過大，占用消耗能源過大，不再符合上海的產業定位和城市功能，而這些企業，對于發展空間仍然很大的長三角地區，仍然是很需要的。”邱華云再三強調這一點。

　　就轉移的形式和渠道而言，目前上海的產業轉移仍主要以單個企業自發轉移為主。但是這種“單打獨斗”的形式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卻缺乏效率，隨著上海產業轉移高潮的到來，整體轉移的模式或許更為可取。

　　江蘇靖江與江陰的合作形式就是一個很好的借鑒。江陰和靖江的合作類似于“飛地”，兩地打破行政障礙聯合搞開發區，由江陰提供品牌、人員，靖江提供土地，兩地共享稅收和GDP，成效顯著。

　　邱華云認為，上海的品牌效應和管理優勢要比江陰大得多，在產業外移的過程中，如果上海與當地進行合作建立類似的開發區，進行整體轉移，應該會取得很好的效果。

　　陳曉云對于這種轉移形式也深表贊同，認為以后上海應利用自身的信息優勢與周邊城市合作，實行分類定向導入。比如中小企業的轉移與外地一次分成，而大企業的搬遷或大項目的牽線搭橋將采用稅收分成模式進行合作。

　　據了解，目前這樣的合作正在上海各區縣悄悄實踐，據了解，奉賢區和連云港市、盧灣區和湖州市的合作已經展開。

　　政府將起什么作用

　　外遷企業絕大部分是國有企業，這決定了政府的主導作用不可或缺

　　“現在企業轉移都是企業單獨與當地政府談，費時費力成本也高，如果由政府出面組織企業與當地合作建開發區，企業在談判中的地位就會大大提高，成本會下降三分之二。” 范憲表示，政府應該在國有企業的產業轉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按照有關部門的規劃,在“十一五”期間，將有5000家傳統制造業企業要轉移,這將是一個十分龐大產業的轉移計劃,其中絕大部分是國有企業,這決定了政府的主導作用不可或缺。

　　歸根結底，外遷或轉移仍然是一個企業自主決定的問題，除了因為環保、世博搬遷等原因，要強制性地把一些企業轉移出去，或者淘汰掉之外，對于一些不符合上海產業定位的企業，政府也不可能強制這些企業外遷。張兆安認為，這就需要政府出臺一些鼓勵性政策引導這些企業進行轉移。

　　邱華云在年初召開的政協會上提出了一個議案，建議政府在此次產業轉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邱認為，上海應該將與產業轉移有關的思路、實施路徑和區域布局等納入到上海“十一五”規劃中統籌考慮，特別是上海要根據各區縣的產業現狀特點，對未來幾年內鼓勵轉移的產業、行業目錄以及相應的鼓勵政策措施等有明確的說法，并納入到政府具體工作計劃中。

　　同時，上海要加快與各地政府溝通，特別是要爭取長三角地區各地政府支持，盡快在上海“一小時經濟圈”內尋找配套設施完善、當地政府有較強合作意向的地區推動產業轉移的工作。

　　另外，從創造企業產業轉移的大環境和保護企業利益出發，邱建議上海要形成“市場化操作和政府引導同步實施”運作機制，建立由領導小組、工作小組與具體實施載體三個層面組成的產業轉移促進機構。

　　華民則認為:“上海應考慮好為這個調整創造一個很好的環境。如知識人才的規模聚集，讓市場完成內外部競爭，市場自動會找到適合的產業。”

　　為什么要產業轉移

　　一般而言，一個城市的產業轉移與兩個因素有關：一個因素是內部成本問題，如果一個地方的產業成本太高，它自然會向低成本的地方轉移；第二個是貿易因素，如果一個企業不是以本地市場為中心，而是以國際市場為主，那它放在哪里都無所謂，現在江浙一帶都是臺灣的IT企業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們生產的產品大部分是供應國際市場的，所以企業在那里建廠就比在上海建廠合理。

　　“上海的問題是，在政策優惠方面，上海能做到的，其它地方也一樣能做到，而上海制造業的商務成本比其他地方要高得多。這兩年江浙兩省的出口不斷增大，甚至超過上海，就很好地說明了上海制造業的這種轉移。現在上海如果不做產業調整，產業就會空心化。”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華民表示。　

　　上海產業發展思路變遷

　　上世紀90年代初，上海制定了“三二一”的發展戰略，即最優先發展第三產業，像很多國際大都市那樣，上海希望將第三產業在經濟份額中的比重提高到70%以上。

　　為此，上海開始主動將勞動密集型產業“推出去”。然而，幾年時間過去后，上海原本寄予厚望的金融、服務業發展卻不盡人意，推出去的制造企業又令周邊的江浙城市獲得了成長壯大的機遇。

　　于是，上海決定將產業重心重新向第二產業回歸。過去“三二一”產業發展的排序已轉變為目前的“二三并舉”發展戰略。2004年，上海第二產業一改此前的下降趨勢，上升14.9%，占整個經濟的比重超過了50%。

　　但是，由于資源瓶頸的約束，制造業的商務成本驟升，使上海制造業企業大規模出走浪潮再現端倪。

　　城市產業結構升級的三種模式

　　第一種是倫敦模式——經濟徹底轉型,走全球性金融、全球性旅游和全球

　　第二種是東京模式——經濟立足于本國資源,成為本國銀行、企業的總部所在地。這條路的成功可能性較倫敦模式高,但也具有一定的挑戰性。日本企業基本集中在東京圈或大阪圈,而中國企業在地理上更分散、更多樣，企業變動更受各地方政府影響。

　　第三種是香港模式——產業資金和投資資金出現置換，產業空洞化，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