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爾中國造

　　文/白玫

　　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英特爾公司于2003年5月15日宣布，正式開始向全球銷售在中國封裝的最新奔騰4電腦芯片，英特爾電腦芯片首次打上了“中國制造”標記。英特爾CPU始終是美國制造，過去從沒有過美國本土以外制造的英特爾CPU。然而，當英特爾CPU在上海完成其最后一道工序封裝測試后，便改變了血統，成了“中國制造”。

　　與大跨國公司一樣，英特爾也是一家在全球具有多個生產工廠的企業。英特爾CPU的設計，也是CPU的核心部分在美國本土；其CPU制造廠有16家，4家在愛爾蘭，2家在以色列，其余10家全部位于美國本土，亞洲沒有一家；它有7家封裝測試廠，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哥斯達黎加各一家，在中國有2家，其中一家在上海，一家在成都。這次中國制造的CPU就出自上海的封裝測試廠。

　　我們從沒見過英特爾CPU上打有以色列制造、或是愛爾蘭制造、菲律賓制造、馬來西亞制造和哥斯達黎加制造的印記，在“中國制造”出現之前，英特爾CPU只有美國制造。顯然，CPU的封裝地、測試地，甚至制造地都不是決定CPU制造國的因素。那么，是什么導致英特爾公司在中國此有如此巨大的變化，做出與以往如此不同的決定呢？

　　實際上，打“中國制造”概念的不僅僅英特爾。AMD也稱要在2005年實現AMD芯片的“中國造”，AMD的中國工廠將生產AMD第七代電腦芯片，出貨量將占全球的25%。

　　中國力量

　　就英特爾在中國的戰略布局而言，英特爾公司很好地抓住上世紀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好機遇，成功地在中國取得計算機芯片行業領導者地位。但是隨著中國,IC行業的高速發展，一方面其他競爭對手采取跟隨戰略進入中國與之展開直接的市場競爭，另一方面中國一直沒有放棄在這一領域的技術研究，并取得了明顯突破。這些都對目前英特爾的戰略地位帶來巨大挑戰，如何保持自身在未來全球芯片行業的領導地位，在中國這一潛力巨大的市場中獲取高額利潤成為英特爾需要認真思考的迫切問題。

　　為了更好的抓住增長點，英特爾全面調整了其戰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新興PC市場，主要是中國市場和印度。英特爾的戰略調整是有其原因的。

　　第一，從2002年第三季度開始，中國已超過日本成為英特爾第二大市場。

　　自從2002年一舉超越日本之后，中國作為英特爾產品銷售第二大市場的地位越發鞏固，目前中國市場的銷售量已經達到了除日本之外亞太市場銷售量的一半以上。英特爾在亞太市場的銷量占公司總銷量的20%到30%，估計中國市場的銷量應占公司總銷量的10%-15%，而日本的這一數據是9%。另外英特爾對中國市場的預期是：盡管已經達到了相當的規模，但還將繼續發展。可見中國對于英特爾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市場。

　　除了正常通過擴大市場規模在中國獲得收益外，每年英特爾在中國還獲得了近5億美元的額外收益。這5億美元來自于歧視性的價格差。據透露，通常情況下英特爾在中國售出的CPU每顆比國外同類CPU高出約10美元；英特爾提供的最新CPU產品，給清華同方的單價比給惠普的高出50美元。可見中國市場的錢要更好賺。

　　第二，中國的IC市場成長迅速。

　　截至2003年，中國半導體行業的規模達到350億元人民幣，過去4年來的年平均增長速度都超過了30%，高于全球半導體行業平均增長的3-4倍。中國已成為僅次于美國、日本的第三大芯片市場，2003年的市場需求高于2000億元，而國內的產值規模只有350億元。

　　IC市場70%的需求是來自PC和手機。中國是世界最大的手機市場，同時也是PC消費增長最快的國家。

　　英特爾中國戰略的實施并不容易。

　　首先，AMD突破英特爾“三圍”立體封鎖，芯片產業鏈壟斷被動搖。

　　英特爾最強大的競爭對手當是AMD。自從AMD公司推出雷鳥(Thunderbird)和鉆龍(Duron)，在鉆龍以超高的性價比贏得了不少用戶的同時，雷鳥以其良好的超頻性能也受到用戶的厚愛。在接下來的64位處理器的爭奪戰中，顯然又被AMD搶了先機。2004年，AMD首顆服務器CPU在市場上大獲成功，一舉拿下了10%的PC服務器市場，這一“微不足道”的業績，實際宣告一個新的競爭時代的來臨，原有的英特爾芯片封鎖局面已經被打破。

　　在過去10年時間里，英特爾利用“三圍”產品結構，實現芯片產業鏈的壟斷地位，即桌面臺式電腦、筆記本、服務器芯片。英特爾幫助下游整機制造商從三大領域全線競爭，增加了PC企業市場能力，也增強了自己在整機市場的立體封鎖。因為AMD主力只有供桌面臺式電腦使用的CPU，這樣每一個想用AMD芯片的客戶都要考慮，如果得罪了英特爾，是否會影響筆記本和服務器兩大市場的合作。

　　多家電腦廠商已先后背叛英特爾。2004年聯想、浪潮這兩家以往為英特爾馬首事瞻的中國PC制造商推出了AMD產品；清華同方等廠商已經悄悄將其產品的英特爾迅馳無線模組卸載或改作可選配置；臺灣三家主要筆記本電腦廠商宏碁、華碩和明基則改用AMD處理器。

　　第二，在計算機芯片產業中，英特爾并非處于寡頭壟斷地位。

　　對英特爾構成威脅的還不止是AMD。在中國市場上，除了AMD這一英特爾傳統的競爭對手外，臺灣威盛電子和中國大陸龍芯聯盟也構成了對英特爾的巨大威脅。

　　臺灣威盛在1999年7月，以PC133標準對抗Intel Rambus標準大獲全勝。從此，威盛電子的芯片組產品供不應求，迅速成長為全球第四大IC設計公司。2001年10月，臺灣威盛發布了威盛電子進軍中國內地市場和生產主板兩大戰略。同年12月，威盛的C#3央處理器被臺灣和內地廠家應用在筆記本電腦上，開始尾隨AMD向英特爾的核心產品出拳。威盛在大陸的擴展動作包括招募人才、設立研發機構等等，在不到.9個月內完成，并公開和內地主板廠商簽約，在內地市場推廣威盛芯片組的主板。這種競爭態勢當然使英特爾感到了威脅，從而選擇更高的戰略地點進行投資。

　　中國龍芯。由中科院計算所、海爾集團、神州龍芯等國內七大產研單位聯手發起的“龍芯聯盟”，旨在推進“龍芯”產業化進程，并打造自主IT產業鏈的聯盟，并將不斷地吸引各專業領域的優秀產研單位加盟。從形式上看，“龍芯聯盟”是一個IT產品的產業聯盟，覆蓋整個IT產品層次，同時嵌入式龍芯CPU應用，將覆蓋通信、數字家電等網絡終端產品，所以這個聯盟是在產品線的橫向覆蓋上的產品聯盟。“龍芯”的優勢在于容易得到國家和政府各方的扶持。其次，由于芯片關系到國計民生和國家的軍事和戰略安全等問題，所以“龍芯”未來的發展前景是其他外資企業所不能比擬的。

　　在英特爾眼中，未來(3-5年，或者5-10年)真正威脅英特爾壟斷利潤和長遠發展的就是中國力量。目前當然還很弱小，但是借助中國崛起的大勢，這些競爭力量的崛起只是時間問題。

　　第三，在英特爾要瓜分蛋糕的通訊領域，德州儀器、摩托羅拉、高通等老牌生產商是其搶奪市場的強大阻力。

　　在通信產品如手機和PDA產品上，英特爾還不是主導芯片廠商。作為全球最大手機市場的中國，正在成為全球計算與通信產業融合的熱點，也成為了英特爾新戰略的焦點。

　　2003年迅馳技術的推出，使英特爾向通訊領域邁進了關鍵的一步。英特爾與筆記本廠商、網絡運營商、網絡設備商廣泛合作，從整個產業鏈推動無線應用的進程。短短的幾個月下來，迅馳取得了極大成功。但是英特爾想從通信類芯片業的巨頭摩托羅拉手上分食蛋糕，或者要和摩托羅拉在這個領域一較高低，難度相當大。

　　項莊舞劍

　　IC巨頭們紛紛在中國建廠,英特爾、IBM、AMD、聯電、臺積電無一例外。是什么原因導致英特爾這樣的芯片巨頭們紛紛投資中國？用現有的國際貿易理論、產業轉移理論和直接投資理論來解釋大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IC生產工廠都顯得缺乏說服力。

　　傳統國際產業轉移理論認為，國際產業轉移的原因是勞動力導向、市場導向、資源導向。

　　第一，勞動力比較優勢理論。勞動力成本在投資上億美元的成本所占比重太微不足道了，不足以構成其在中國建工廠的動力。分析IC產業，一方面，由于芯片的體積小、重量輕,因而芯片的運輸費用所占比重相當低；另一方面，芯片的壟斷利潤非常高，因而勞動力成本、特別是芯片封裝階段的勞動力成本所占比例也相當的低。此外，我們還知道，1條12英寸芯片生產線投資要10億美元，即便是1條封裝線的投資額也要1億美元。與上億美元的投資相比，所需要的勞動力就顯得很少了。一條生產線工人多則千余人，少則數百人，如AMD投資上海1億美元的封裝線所需員工是300人；英特爾投資上海5億美元的封裝線所用的勞動力也不過千余人。僅需要千余人的封裝廠，勞動力成本與巨大的沉沒投資成本相比，微不足道。顯然，勞動力成本不會是IC產業轉移中國的主要原因。

　　第二，靠近市場理論。IC封裝前后重量的改變微乎其微，因而所需要運輸費用幾乎沒有變化。并且像CPU這樣的產品其體積和重量都非常小，而其價值卻相當高，因此運輸成本在其總成本的構成中可以忽略不計。所以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CPU的封裝與靠近市場幾乎沒有關系。

　　如果以市場導向來解釋英特爾公司在中國建立芯片封裝廠，那么巨大的中國市場為什么只能吸引芯片的最后一個生產環節—封裝測試，而不能吸引它在中國建立芯片制造廠、乃至芯片設計中心呢？另外，據英特爾稱，其成都工廠的產品，大約有90%是出口，其余10%供應中國市場。英特爾的封裝廠分別位于上海、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哥斯達黎加，沒有一家在美國，而我們知道IC最大的市場在美國。因此，用市場導向解釋英特爾封裝廠設在中國也缺乏說服力。

　　第三，資源稟賦理論。IC產業并非傳統的資源型產業，因此資源導向不適用。

　　IC產業特別是IC封裝遷移中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種力量較量的結果。英特爾在CPU上打上“中國制造”是多方力量較量后的一種妥協，也是其在中國市場上保持壟斷地位的策略之一。

　　第一，芯片產業走向成熟期，產品的成本和價格成為關鍵因素，因而也有了將IC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區去生產的內在動力。

　　多年以來，高科技產品總是在美國先行推出，一段時間之后才在別國面市。在芯片行業的創新階段，芯片的研制和生產主要在美國本土完成，銷售也主要集中在美國，消費者的數量也很少。美國以外的各個國家芯片產品的銷售量極小。計算機芯片行業從創新階段走向成熟階段的過渡期，美國企業已經不再是芯片技術的唯一擁有者，其他國家如日本、印度甚至中國都在進行這一技術的研發。消費者的數量開始大量增加，英特爾可以將產品大量出口而賺取超額利潤。但是隨著這一產品的日趨成熟和升級，產品走向標準化階段。在這一轉化過程中，產品的核心技術已經趨于標準和完善，美國在技術上的壟斷優勢逐漸喪失，產品也已經在其他國家普及，成為一種大眾消費品，產品的成本和價格在競爭中成為相當關鍵的因素。在此背景下，英特爾把產品生產轉移到生產要素成本較低特別是勞動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以延長產品生命周期，并繼續獲取既有的競爭優勢。

　　封裝測試廠是芯片行業中勞動力相對密集的部門，其建設成本遠遠低于芯片加工廠，同時它對產業環境要求也不苛刻。轉移封裝測試廠是IC產業大規模轉移的信號。從國際產業轉移的歷史經驗中，我們不難發現這樣一個規律：產業轉移從該產業的低端和勞動密集型的部分開始。全球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歷史是，芯片封裝業從美國轉移到日本，然后轉移到中國臺灣地區，現在又逐步向中國大陸轉移。在長三角地區、環渤海地區之后，集成電路產業布局將向以成都為中心的西部地區轉移。IC產業的不斷成熟是IC產業國際轉移的內在動力。

　　IC產業的不斷成熟必然會有真正的“中國制造”的CPU，也會有愛爾蘭制造、以色列制造的CPU，或是菲律賓制造的CPU。英特爾CPU的準“中國制造”，告訴了我們IC產業的轉移方向。英特爾負責生產業務的高級副總裁羅伯特-貝克爾(Robert Baker)表示，正考慮在亞洲修建一家完備的芯片工廠，以迎接英特爾的“亞洲時代”。

　　第二，在各國芯片業發展史上，政府都在其中充當著重要的主角色。

　　20世紀80年代末期，美國國防部每年出資1億美元支持SEMATECH(半導體制造技術產業聯盟)，并負責監督其工作；歐洲最大的獨立微電子研究中心——比利時微電子研究中心(IMEC)，每年從當地政府獲得資助，最多的一年占到其總預算的23%。在借鑒世界各國經驗和專家的倡導下，2000年6月，由國務院頒布了《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簡稱18號文件)，旨在扶持中國的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

　　由于18號文件的巨大導向性扶植政策，吸引了大量國內外資本和行業外資本擁入國內半導體行業之中，包括聯電、臺積電等制造大廠紛紛來內地投資。據中國半導體協會的統計，自2000年6月18號文件頒布至2004年6月的4年間，已簽署合同(含意向)的投資額高達到140億美元，相當于過去20年總和的4倍，其中80%以上為外商投資。可以說，18號文件是CPU“中國制造”的助推器和催化劑。

　　第三，IC產業的分工為IC封裝進入中國提供保障

　　IC產業的發展的早期，分工并不明確。例如，IBM既進行IC設計，又進行IC制造。隨著分工的深化，IC產業形成了可以相互獨立的三個部分：IC設計、IC制造和IC封裝測試。這種分工可以在不同地域進行。

　　IC產業分工示意圖

　　這種分工的特征主要表現為：(1)IC設計是IC產業的高端，IC產業65%的利潤在這一環節實現，在地域上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如美國。IC設計90%在美國，10%在其他發達地區，如法國和英國；(2)IC制造是IC產業的中端，IC產業25%利潤在這一環節實現，在地域上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3)IC封裝測試是IC產業的低端，IC產業只有10%的利潤是在這一環節實現，在地域上主要集中在新興市場國家。

　　英特爾6000多名科學家和工程人員組成的研發力量主要分布在三個領域：分布式協同工作的研發組；中央集成式硅片中試基地；從中試到規模生產的全程復制(分布式全球制造)制造中心。其中的第三小組研究的主要內容就是如何深化IC分工，如何實施“精確復制”的戰略，并且把這種分工在不同地域上完成。精確復制是指英特爾公司在一個地方修建好一座符合標準的生產工廠之后就會在世界各地復制這座工廠的生產模式，英特爾通過“精確復制”能夠迅速地采用新技術，并迅速地降低生產成本。

　　英特爾的全球布局中，其IC制造廠除設在美國本土之外，只分布在以色列、愛爾蘭兩個國家，而其后端的封裝測試則分布在勞動力比較充沛的菲律賓、馬來西亞、哥斯達黎和中國。前端工序是它的核心，移到中國還需要時間，但有英特爾已開始說要在中國或印度建一個IC制造廠。

　　從英特爾全球芯片廠布局來看，除了美國本土，在海外的IC制造廠分設在以色列與愛爾蘭。英特爾在以色列興建芯片制造廠約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除以色列發展經濟的因素，以色列雄踞地中海以其區位優勢，可作為英特爾切入歐洲市場的第一步。

　　英特爾目前在以色列有2座廠，分別是6英寸與8英寸廠；在愛爾蘭則有4座廠，2座8英寸廠、2座12英寸廠。英特爾在全球12英寸廠的布局，除美國的4座外，再加上愛爾蘭的2座，共計6座。

　　英特爾芯片產業的空間分布示意圖

　　第四，IC產業關系國家競爭力量對比的重新定位，半導體工業關系國家安全。

　　IC封裝和制造不斷向海處轉移，引起美國民主黨參議員Sen. Joseph Lieberman的不安。他稱，半導體生產業務不斷向亞洲IC代工廠商和海外合資公司轉移，正在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并建議對中國執行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要求中國取消對進口芯片征收增值稅的做法。五角大樓應該調查所有中國政府可能提供補貼的芯片技術，并努力采取補救措施。Lieberman同時還呼吁提供更多的稅收優惠以鼓勵對美國半導體產業的投資，并為芯片開發設立聯邦研發基金。

　　沒有一個國家肯放棄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美國既要中國的IC市場，又擔心IC生產不斷向中國轉移，也不愿意讓中國的半導體產業發展。為了阻止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為了分羹250億美元中國芯片市場，美國、歐盟、日本的跨國公司采取各種手段，當然也包括利用WTO。這一次WTO成了他們達成目標的工具。2004年3月18日，美國政府式向WTO組織提出指控，稱中國相關芯片產業的18號文件違背了WTO的貿易規則，對進口半導體產品征收歧視性關稅。美國起訴的第二點，認為中國的做法就是鼓勵國外企業到中國國內來投資，致使美國制造業外遷中國。繼美國之后，歐盟、日本也分別于2004年3月26日、31日要求加入關于集成電路增值稅政策的磋商。2004年7月1日,中國常駐WTO代表團大使孫振宇和美國常駐WTO代表團大使戴利在日內瓦正式簽署了“中美關于中國集成電路增值稅問題的諒解備忘錄”。美方將撤回在WTO爭端解決機制下,針對該問題的申訴。18號文件將于2005年4月1日終止。

　　取消18號文件中對內資IC企業的稅收扶植政策，按照國家信產部測算，在產業規模上，由此產生的投資放緩效應會導致全行業發展滯后兩年，也就是說原定2008年的發展規模要到2010年才能達到；從技術發展上而言，由于原退稅資金指定企業用于發展技術和擴大再生產，由此帶來的重大影響是：在未來6年內，全行業在技術投入上的資金投入的減少值，是2003年技術投入總額的4倍，由此導致的技術發展延緩達4年以上。

　　鼓勵接受IC產業轉入與限制IC產業轉出的戰斗永遠不會停止。18號文件的終止，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IC跨國公司在中國建立廠的步伐，但是它改變不了IC產業國際轉移的趨勢。18號文件終止了，但是還可以有188號文件，還可以有其他策略，誰也不能阻止中國制造的CPU在IC產業中跳動。不過，我們要更進一步了解國際游戲規則，了解國際競爭法則，從而在新的競爭中能獲勝。

　　橄欖枝

　　2003年11月26日，中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和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聯合發布公告，宣布兩個無線局域網強制性國家標準自2003年12月l日起開始實施，屆時將禁止進口、生產和銷售不符合強制性國家標準的無線局域網產品，該標準簡稱力WAPI。國標出臺不久，AMD即宣布將大力支持WAPI標準。

　　中國國家標準的出臺，意味著迅馳芯片組合中基于無線協議802.fiB的無線網絡模塊將與WAPI國家標準相背離，到標準強制執行后將不得在中國范圍生產和銷售。顯然，這一標準對英特爾來說是致命的。其競爭對手AMD的火上澆油更讓英特爾煩心。標準之爭其實就是利益之爭、市場之爭。作為Wi-Fi聯盟的主力廠商，英特爾為迅馳投入了3億美元的宣傳費，并從迅馳獲得了豐厚的回報。英特爾2003年度第四季入賬874億美元,迅馳芯片組合的熱賣立下了頭功。2003年的筆記本市場，“迅馳”作為輕薄、無線上網的代名詞成為筆記本廠商們宣傳產品的招牌字眼。英特爾對無線局域網代表的潛力巨大的寬帶無線通信市場覬覦己久。通過迅馳戰略，英特爾在無線局域網終端接入市場的霸主地位指日可待。

　　而中國政府將WAPI的技術標準無償的轉讓給聯想等11家國內IT企業，任何一家國外企業想要進入中國市場，就必須與這11家中的企業合作才能取得授權。很明顯這是中國政府希望保護自主知識產權，希望國有企業在技術變革中盡量少受國外巨頭沖擊。毫無疑問，聯想正是得到了這樣一個暗示，才有所謂“關聯應用”，敢于向上游廠英特爾叫板。

　　面對中國標準，英特爾豈能善罷甘休。對于WAPI這樣一個還沒有形成多大市場的國家標準，一方面，英特爾巧妙地躲在幕后，動用了國內外媒體、美國政府和行業協會等，這其中包括美國總統、國務卿、商務部部長等幾乎所有力量，不惜一切代價狙擊。英特爾請出了WPA安全協議的利益擁有者Broadcom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羅斯前來助戰。讓羅斯威脅中國政府，聲稱如果中國標準于2004年6月1日生效前仍沒有折中方案，Wi-Fi芯片制造商將考慮停止向中國銷售Wi-Fi芯片，同時也不會遵守那些規則。另一方面，英特爾CEO頻繁訪問中國，對中國地方政府拋誘餌，真可謂是軟硬兼施。

　　2004年4月21日，中美兩國就廣泛的貿易與技術問題達成協定，中方同意不在6月1日最后期限到來之時強制實施WAPI(中國無限局域網安全強制性標準)技術標準，并將無限期推遲實施WAPI的時間。站在WAPI對立面的英特爾得以絕處逢生。

　　國與國之間的貿易談判仍然是跨國公司謀取在華利益的工具。這一次，又是政府談判挽救了英特爾。在對華戰略上，好政府可能比“摩爾定律”起的作用更大。英特爾此時推出“中國制造”來緩和一下氣氛,恐怕也是其不得不出的一招，既不損己，又可討好一下中國消費者，何樂不為？

　　意在壟斷

　　多年以來，除了美國本土之外，Intel一直在愛爾蘭設有芯片部件生產廠，在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哥斯達黎加有CPU的組裝和測試廠。但是，Intel從來沒有宣揚，業界也從來沒有認同愛爾蘭、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哥斯達黎加等是“本地造”的CPU。1995年以來，Intel就開始在中國封裝和測試閃存產品，2002年又增加了芯片組的封裝和測試。但是，也從來沒有聽說Intel宣傳自己的內存是“中國造內存”。因為大家都明白，CPU的核心價值就在于設計和制造。而組裝和封裝工序并沒有多少增值空間。Intel之所以在全球各地設立組裝和封裝工廠，主要是出于供貨效率、入關和稅收等考慮。

　　雖然我們沒有對“中國造”進行嚴格定義，但是，這個問題卻不容含糊，一些法律中的規定可以作為參考的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政府采購管理暫行辦法》(財政部1999年4月17日發布)第6條中規定：“未經批準，采購機關不得采購外國貨物、工程和服務。前款所稱外國貨物，是指最終貨物為進口貨物，或者最終貨物雖在我國境內生產或組裝完成，但其增加值含量不足總價值50%的貨物。”這條規定嚴格界定了外國貨物，也就相當于界定了“中國制造”產品的含義。

　　盡管英特爾把自己的CPU渲染為“中國造”，無助于提升產品的附加值和品牌影響，但是其背后意圖卻是明顯的。深入分析，廠商的假借封裝偷換概念,意在壟斷。

　　“中國造”的核心就是“政府牌”和“安全牌”。“中國”牌可以用于對付《政府采購法》，以“中國”之名可以更好地繞過中國在政府采購和國家信息安全方面的諸多法律和政策限制。1999年，由于可能泄露國家重要信息和用戶隱私的“后門”——奔騰Ⅲ序列碼，Intel的CPU被中國政府亮了“警示燈”，并且要求安裝了奔騰Ⅲ處理器的電腦銷往政府部門不得直接上互聯網。雖然沒有給Intel“禁令”，但是國家有關部門對信息安全的重視卻越來越高。

　　在政府采購市場，英特爾面臨的挑戰與微軟面臨的問題幾乎一樣。所以，微軟也在努力“國產化”。都在政府公關。如果失去政府采購市場，英特爾和微軟在中國市場的壟斷地位就不復存在。現在AMD在中國的最大困難就是，幾乎所有重要廠商都不敢公開支持，因為怕英特爾的報復和“制裁”。如果“中國芯”獲得特別待遇，進入政府市場，AMD的空間也會敞開，這是英特爾很害怕的，現在英特爾在中國每年15-20億美元的收入是其利潤的重要支撐。

　　“中國造”的CPU突然出現，說明中國市場的力量，說明

　　(白玫，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