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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 曹康林 黃偉祥 實習記者 魏歆偌
煙王酒鬼——在湖南人的眼睛里，酒鬼酒與芙蓉王煙一樣，讓湖南人很有面子。一位來自酒鬼酒產地湘西的省委高層領導說過：酒鬼酒不但是湘西的名片，也是湖南的驕傲。
可如今，酒鬼酒這張名片讓湖南人自己撕爛了！輿論的焦點集中在一個叫劉虹的資本
玩家的身上——此人恰恰是湘西人，因涉嫌在湘酒鬼“虛假出資”和“抽逃上市公司資金”兩罪而被正式刑事拘留。
劉虹無疑已被當做湘西老鄉中的“家賊”——將多好的一個“酒鬼”敗了！但《商界名家》注意到，至今仍有人替劉虹抱屈，喊冤。為還原事實真相，《商界名家》記者赴長沙、湘西，一點一滴地去拾起悠悠歲月里的酒鬼酒事……
王錫炳做酒：困境始入貪大圖快
列車如蛇般地在群山間游走，山洞一個一個地迎面而來，晚點三個多小時的列車，第二天凌晨2時才達到湘西“首府”吉首市。這里曾被文學大師沈從文稱為“邊城”，酒鬼酒并不在城區，而在離城區還有幾十里遠的振武營，舊時這里是軍隊屯駐“戍邊”的地方。
如果在“九五”期間，給中國白酒業的大哥大們稱稱體重、度量一下資產，湘泉至少應排在前五位之內——那時湘泉集團擁有的總資產達35億元，實現銷售收入30.96億元，創造利稅16.09億元。憑借這一業績，湘泉集團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財政收入中占據了85%以上的份額。
在吉首采訪，一位酒鬼酒的老職工語音顫抖地說：“王錫炳原來在三線建設修鐵路時當會計，1972年招工進酒廠任會計，后來成為副廠長。他脾氣雖暴躁，但敢做敢當，腦子活，比如他請黃永玉(湘西籍著名畫家)來設計瓶子。1988年與州政府簽訂了3年承包合同，湘泉由此開始井噴，產品供不應求。記得那年，深圳機場工作人員找上門來要酒，說是不少貴賓在機場乘機時點著要買酒鬼酒。1995年茅臺也派出副廠長一行8人來酒鬼酒考察，說是要學習酒鬼酒的創業精神。”
據“酒鬼酒”辦公室李主任給記者提供的資料得知：王錫炳上任廠長那年只有27歲，高中文化，廠里只生產一種叫紅薯的白酒。突然有一天，同屬一個自治州的麻陽縣酒廠生產的“錦江酒”奪得了省優稱號，成為湖南名酒，這給王錫炳很大刺激，一股造“名酒”的強烈欲望油然而生。于是，他帶領著一支攻關隊伍，跑遍全國名酒企業，嘗遍天下所有名酒，最后決定在原料成分上借鑒五糧液，在發酵工藝上借鑒董酒，采取大小曲結合的方式，選用振武營獸坎塘的三眼泉水，盡量保留湘西傳統釀方純度來生產自己的酒。王錫炳的實驗很快就成功了，從此吉首釀酒廠有了自己的第一個品牌——“湘泉”。然而，品牌是有了，但這個品牌只能算廠品牌，要讓這個品牌走出吉首，走出湘西，走出湖南，卻不是一件易事。
初涉酒業，還沒有多少營銷經驗的王錫炳采用原始的營銷方式——和同事們背起酒壇子走街串巷的賣酒。如此賣酒雖然收效甚微，然而他邊走邊看，突然發現了另一種營銷模式——“文化營銷”。湘西是文學大師沈從文、美術界泰斗黃永玉、著名歌唱家宋祖英等人的家鄉。王錫炳就利用這些文化名人“借風行船”，譬如在黃永玉的幫助下，創制了定位相當準確、很能契合白酒消費者心理的高檔精品品牌“酒鬼”，巧妙地繞過了以低檔酒帶動高檔酒所難以逾越的那道“坎”，將自己的角色由中低檔酒的供應商轉變成以高檔酒帶動中低檔酒的高、中、低檔酒種齊全的供應商。由此，湘泉、酒鬼兩個品牌的市場迅速擴大。
在酒鬼酒，記者聽職工講過“牛抵死老虎”的故事——當老虎張牙舞爪撲向牛時，不愿等死的牛就拼命反抗，用頭角把老虎抵在巖石上，一動不動，直到把老虎頂死。
這是發生在湘西的故事，王錫炳經常用這個故事來告誡全廠職工：牛虎之斗，不是虎死，就是牛亡，兩者必居其一。王錫炳把“牛抵老虎”的意識演繹成“掙扎競爭”的企業精神。
這種企業精神后來發展成一種難以控制企業擴張的興奮劑——1985年(創建“酒鬼”的那一年)，企業的白酒總產量還只有500噸，1991年發展到2000噸；1992年，王錫炳到美國轉了一圈歸來后，立即開始設想“萬噸湘泉、千噸酒鬼”工程；1995年，湘泉的產量就達到了8000噸。
有人說，那是王錫炳“激情燃燒的歲月”，他將“牛抵死老虎”的精神發揮到了極致——1996年，王錫炳又確立了1.5萬噸湘泉和1500噸酒鬼的目標，為支持自己的這一目標，王又領導湘泉集團獨家控股發起成立了湘酒鬼(0799)，并于1997年上市。最年輕的員工也可購買1600股，公司上市后，每股的收益不少于30元。獲得了資本市場強力支持的王錫炳，在追求產量的路上越走越遠，1998年，生產目標被確立為2萬噸湘泉和2000噸酒鬼……
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采取一些配套措施——
變革渠道。那時候，湘酒鬼一改過去由各省代理商經營的做法，在北京、上海等地設立了一些辦事處，自己分銷。因此出現了批發價比市場價還高的怪事。新疆烏魯木齊糖酒公司曾以268元每瓶的價格進過一批酒，在柜臺上打出了300多的標價，結果卻發現另一家糖酒公司的標價才248元／瓶。另外，在營銷方式上改“坐銷”為“直銷”——直接派人到各主要城市設立辦事處。“企業里14位縣處級干部，只留下了兩位看家，其他每位帶2至3名科長，每名科長再帶幾個業務員，負責一個省或者一個大區的銷售工作。由此大大增加了營銷費用。為了能夠迅速打開市場，湘泉人又不得不大量采用賒銷手段，這對企業的內部組織與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做大企業。在變革渠道的同時，王錫炳又在常德、貴州收購酒廠；在長沙建了座湘泉大酒店投入近3個億；在吉首湘酒鬼旁邊擴建的“2020”工程(即年產2萬噸湘泉和2千噸酒鬼)更因為沒有市場而根本未曾投入使用過。除此，還發展了占湘泉集團半壁江山的藥業、酒店業、包裝業、陶瓷業、彩印業等。
當然，在王錫炳做大做快的行動中，也摻進了一些政府行為：兼并虧損企業淀粉廠，就是當地政府熱心充當“紅娘”促成的“姻緣”。本廠職工不理解，王錫炳告訴大家：“要看大局，算大賬，不管兼并眼前有利還是吃虧，我們對兄弟廠要盡力扶持，不然，還叫什么社會主義！”然而，王錫炳的慈善行動反而被淀粉廠職工看作是自己“出賣主權”，堅決“不當亡國奴”，最后還得王錫炳“多角度、多方位與對方上下溝通，幾經周折才最終促使兼并成功！”
另外，在王錫炳的承包條款中，一年比一年高的要求令他沒有喘息的機會：1990年代末，按合同只需上交1個多億，湘泉已經實交了2個億，但州政府希望他們能再多交1個億。盡管王錫炳對職工們下了死命令，但當年還是未能達標，最后上交利稅共2.8億。
任何事情都是有極限的，超過極限就會出事。到了2000年，王錫炳的“快車”終于力不從心了——集團同比銷售收入、利潤突然出現較大幅度地下滑，而應收賬款則高達7億余元，存貨達3億余元，頓時公司陷入從未有過的困境。
離任前的王錫炳是以一個承包者的身份擔任湘泉集團董事長的，這個職位始于1987年。當時，王錫炳和湘西自治州政府簽定的承包合同是以1987年的利稅為基數，按一定的增長比例確定各年指標，承包期定為三年。這一合同在1990年和1995年被兩次續簽，期限都是五年。在這些承包合同的執行過程中，王個人曾經有兩次收益：1995年，自治州政府獎給他人民幣10萬元，他將這筆錢捐助給了老家保靖縣涂阼鄉，用于修建一條公路；2000年底離任后，得到了30萬元獎勵。
田家貴整酒
政企不分企業難以解困
“打個噴嚏，都會使湘西感冒”的酒鬼酒，政府是不會讓它倒下去的。于是，政府采取了用政府官員置換企業家的辦法——2000年12月底，原湘西自治州常務副州長田家貴取代王錫炳出任湘泉集團董事長。田家貴1955年生，碩士，曾任龍山縣經委主任、龍山縣縣長、縣委書記、湘西州常務副州長。2001年2月，湘酒鬼(0799)召開董事會，除原來就有政府背景的董事保留之外，其余六名董事全部更換，新任董事長田家貴同時擔任著湘西自治州的州委常委。這一切給人的直觀印象是：為拯救面臨困境的湘酒鬼及其第一大股東湘泉集團，政府主要官員“委身下嫁”到企業中去。這正像人們對國企發展所總結的那樣——企業飛速的發展壯大；壯大后立即陷入困境；陷入困境后立即更換領導，而新領導是位政府官員。
如果說企業的領導人更替是一場接力賽的話，新上任的董事長田家貴的這一棒，最需要跑出的成績就是：率領湘泉人完成企業產權治理結構的調整，建立起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從而走出王錫炳時代——在做大的基礎上，將品牌做強做優。
然而，湘酒鬼在當地財政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這家上市公司所上繳的稅收占了當地政府財政收入的85%以上，其經濟總量占當地總產值的1／3，擔負著當地政府在行政、人事、重大項目的經濟支持大任——這個大任甚至需要湘酒鬼適當上繳利潤來補充政府的需要！不難理解田為什么會以常務副州長的身份“下嫁”到企業中去。但是，這也正是田最不好處理的關系之一。政府指望田的上任能夠以最短的時間扭轉企業利潤大幅下滑的狀態，效果最好是能夠在2001年的年終財稅報表中就體現出來——地方政府急需企業交納更多的真金白銀！從這一點上講，政府更強調的是“短期效益”，但以企業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要做到這一點談何容易？從具體的數字來看，集團1997年的利稅總額約4億元，1998年約3億元，1999年也是約4億元，而2000年“同比有較大幅度的下滑”。如果田家貴不能在2001年將這一數字恢復到1999年的水平，地方政府甚至有可能陷入“經濟危機”！
由此，田家貴不得不為自己規定明確的數字指標：瞄準白酒業前三強，“十五”期間，將再增加1000噸“酒鬼”酒、1萬噸“湘泉”酒的生產能力，使生產規模在行業中的排名躋身前20位；經過三年努力，整個湘泉集團釀酒業的銷售收入要穩定在10億元以上；以藥業為主要支撐的第二支柱產業和其它產業的收入也要達到10億元以上。
為達到這個目的，田家貴也下了一番功夫。首先是人事改革：全國21個辦事處被并為12個；繼王錫炳將600多人的銷售隊伍削減為300余人后，再一次性削減至90人；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均要與公司簽署《競爭經營承包合同》或《崗位目標責任書》，并按職務大小和崗位級別交納相應的“風險抵押金”，一律實行年薪制；將公司的絕大多數高級管理人員(包括自己)“攆到”市場一線親手去抓終端營銷……
然后，又實行了從“酒文化”到“文化酒”的轉變。他說：湘西是一個多民族地域。湘西猛洞河流域自古以來居住著一個勤勞勇敢的民族“畢茲卡”即土家族，土家族的文化的遺存，先后屬于“大溪文化”和“龍山文化”，土家族在遠古的人類黎明時期可能是女性氏族原始社會，把女性生殖器作為圖騰崇拜。在今天的土家族擺手歌舞中，有一種毛谷斯舞，由男人全身裹著稻草或茅草，圍著一個女性生殖器圖騰的代表物邊歌邊舞，以取悅于女神。酒鬼酒瓶乍一看粗獷豪放，有男性象征，但從側面看，它造型曲線優美、細膩柔和，又具有女性特征，稱得上陰陽合一、天人合一。這種深刻的民族文化內涵，像謎一樣隱藏在酒瓶的外觀中，酒鬼酒因此而具有生命。由此，他開始啟動“湘酒鬼洞藏文化酒工程”——洞藏酒鬼酒的核心價值在于其擁有收藏和投資價值。經過田董事長一年多的打拼，不但效益沒有上升，反而管理費用開始飛快地膨脹，2001年全年銷售額4個億，財務費用就用去1.9億，為歷年之最。
田從上任伊始，有一個問題是他所無法回避的，那就是，“在王錫炳時代，企業雖然沒有建立起比較規范化的運營模式，但是，企業仍舊取得了驚人的發展，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這個企業的員工們對于王錫炳個人的高度信賴、認同和歸屬，從而煥發出巨大的創造力和責任心。人們之所以對這個企業抱以高度的期望，是因為他們對王錫炳這個人抱有很高的期望。”田如何讓企業的員工們理解自己，并且支持自己？如何重新塑造員工們對企業的信心？事實上，這樣的問題是每一個發生領導人更替的企業都必須面對的。 田副州長盡管在酒鬼酒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而酒鬼酒仍呈下滑趨勢。2002年，州政府換屆選舉，湘西副州長彭善文接替田家貴擔任董事長。
彭善文敗酒：賣股還錢，腐敗落馬
彭善文接手酒鬼沒有像田家貴那樣給自己定指標，他滿門心事就是尋找買主，將酒鬼灑的國有股份轉讓出去。當時湘泉集團連年虧損，長期占用上市公司大量資金導致湘酒鬼也虧損，控股公司不得不賣股還錢。
彭善文是湘西永順人，在當副州長前，做過永順縣副縣長、保靖縣縣長、縣委書記。在其當永順縣副縣長期間，他去中央民族學院進修，在同鄉會上認識了當時在中央財經學院進修的永順同鄉劉虹。而在湘西的駐京辦事處落成典禮時，經彭善文引薦，劉虹又認識了當時的另一位副縣長全永明。經彭、全兩人舉薦，劉虹如期來到永順縣實習，在縣財貿辦工作。彭劉兩人交情越來越深，彭善文一個女兒甚至認劉虹為干爹。后來劉虹離開永順，在資本市場上撈了不少，曾被《福布斯》中國內地富豪排行榜排在第6位，在湖南為僅次于張劍、張躍兄弟的第2號富豪。彭善文接手酒鬼，要賣股還錢，自然而然地首先考慮到了劉虹。
劉虹對機會從不放過，以好友身份4次送給彭善文391萬英磅，資助彭的女兒去英國留學。彭善文投桃報李，將州政府與其它分公司談判內幕悉數相告，且透露談判底線，使劉虹的成功集團一舉獲得了湘酒鬼的控股權。
2003年5月14日，彭善文因私生子一事受到省紀委召見，進而牽出腐敗問題。2004年12月23日，彭善文被長沙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1年。
劉虹騙酒：聰明反被聰明誤
劉虹的發家與一級半市場(介于股票發行市場和流通市場間的中間環節)密切相關，至少在湘酒鬼上市之時他就賺了一大筆。“說實在話，那時候劉虹確實幫了酒鬼酒不少忙，他懂證券，跟那個領域里的人也熟，同時他從中也撈了不少錢。當時，湘酒鬼貼出公告，宣布向2000多職工發行550萬股內部股，可在三天內購買，每股8元。實際上，這些內部股一天內就被認購一空。精通證券的劉虹很早就意識到這些股票的價值。他迅速派人來酒廠收購，頭一次出價是每股12元，第二次來的時候，他的出價漲到了每股27元。大部分職工都在這兩次收購中將股票賣給了劉虹。膽小一些又急等錢用的早在12元時就出手了，因為其中很多人原本是借錢買的；另一些職工在后來看到27元每股的價格時，就再也按捺不住出手了。1998年1月19日，湘酒鬼550萬股內部職工股上市，收盤價38.07元。沒有人知道劉虹總共收購了多少股，亦無從知曉他那次到底賺了多少錢，一個普遍的估計是上千萬。那次我們等于都幫劉虹打了一次工。”一位職工對《商界名家》記者說。沒想到的是，五年后，他們真的得給劉虹打工了。
2002年9月，成功集團以3.53億元的代價，拿到8800萬股權，占比29%，成為酒鬼酒新東家。另外鴻儀投資又斥資1.2億元，以3000萬股占比9.90%，成為酒鬼酒第二大股東，據《商界名家》了解，鴻儀只是幫劉虹代持股份，以規避要約收購，1.2億資金是成功集團自己解決的。
湘西州政府當時承諾，湘泉集團在收到成功集團、鴻儀投資股權轉讓款4.74億元后，7個工作日內，向酒鬼酒償清所占用的公司資金。遺憾的是，時間過去一年多，直到2004年年底，酒鬼酒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一欄仍有合計5211.2萬元來自于湘泉集團及其子公司。當時最初的股權轉讓協議條款多有限制：成功集團先付3億元轉讓金給湘西州政府，雙方誰違約，便要賠償相當于股權轉讓款20%的違約金；受讓方不得將轉讓款用做公司流動資金。陰錯陽差，最后的協議中已無任何對于成功集團的約束條款，所以，成功集團得以將資金轉來倒去。
酒鬼酒2005年2月16日公告的整改報告披露，公司大股東以股東權轉讓款歸還占用公司資金問題未切實解決：成功集團于2002年9月將股權受讓預付款匯入長沙市商業銀行建湘支行某賬戶，但這筆資金在2002年12月28日到2003年1月7日期間被轉出。成功集團股權轉讓款以3億元形式到賬，實際使用受到諸多限制。上海鴻儀股權轉讓款1.2億元，僅在2004年6月30日報表日以過賬方式名義到位，實際隨后又轉走。
“這些錢根本就不是劉虹自己的。”一知情人士透露，“成功集團的3億元受讓資金，其中1億元從它控股的岳陽恒立(000622，SZ)挪用，另外有2億元是向工行湘西自治州分行借貸，不過，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此項貸款竟然是由酒鬼酒擔保。”
湘酒鬼一位獨立董事透露：“董事會、監事會功能缺失，所有的董事、監事都成了擺設，實際上酒鬼酒這段時間來都是劉虹一個人在控制。表面上酒鬼酒有兩個印章，劉虹自己拿了一個，酒鬼酒總部拿了一個，但實際上拿錢只需蓋一個章就行，而股權轉讓款的賬戶被劉虹一個人控制，上市公司干的事情總部都不知道。而且酒鬼酒內部的管理體制沒有理順，酒鬼酒有一個重要的子公司酒鬼酒供銷公司，這個公司的董事長又是劉虹兼任的。酒鬼酒供銷公司的經營情況連上市公司董事會的人都搞不清楚。公司內部治理結構不健全，由過去的國有股一股獨大變成了現在的民營股一股獨大，大股東瞞著董事會一手遮天。”
劉虹在“竊取”湘酒鬼的控股權后，也曾有過“真心實意”的“作為”。《商界名家》記者了解到，劉虹成為酒鬼酒最大的股東后，曾帶上“酒鬼”和湘泉集團的高管人員一次又一次去找銀行、找國家經貿委、找證券會、找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找省政府、找州政府，一輪一輪地談，整整跑了9個月！ 2003年3月，“兩會”召開間隙，劉虹帶著省委書記的親筆信來到北京通州區藝術大師黃永玉老先生的家中，暢談了幾個小時。臨別時，劉虹對黃老說：我要重塑“酒鬼”品牌、再振“酒鬼”雄風，懇請您老出山呀。黃老握著劉虹的手，爽快地說：為家鄉做事，義不容辭！為請大師出山，闡釋“酒鬼”真諦，劉虹先后在北京和湘西鳳凰古城五顧“茅廬”，終于把黃老先生也請進了重振“酒鬼”文化雄風工程的“策劃班子”。湘酒鬼現任董事長楊波坦言，劉虹上任后做了不少事情，如他干凈利落處理了與深圳一家公司高達6000多萬元的經濟糾紛，如他彌補了酒鬼酒一些市場空白……
有一種說法，劉虹可能還想把酒鬼酒賣給州政府；當時他買的時候是4元多，現在酒鬼酒市價也只有3元多，在這兩年多酒鬼凈資產下降了幾個億，肯定賣不了原價的。劉虹很可能是將錢轉走，增加籌碼再和政府談判。然而，他萬萬沒想到自己會在2005年中秋節那天被刑事拘留。
至于湘酒鬼，它的酒事還在繼續。新上任的董事長楊波透露：酒鬼酒資產負債率為48%，現有2000多畝地，30000噸酒，還有品牌價值等無形資產。要想盤活湘酒鬼首當其沖的問題是資金。目前，政府已經派出了以主管工業的副州長秦湘賽為組長的一個工作組，下設四個小組，分別負責生產經營、處理劉虹、穩定職工以及尋找新的投資者。 不過，與這些工作同等重要的恐怕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建立一套健康的公司治理結構。只有這樣，酒鬼酒才能防止“劉虹事件”再度發生，才能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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