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每天百萬人涌入城市 城市化是福還是禍

　　沖天林立的高樓、燈紅酒綠的夜景，城市，現代社會的中心，現代國家的代表。提起美國，必然躲不過紐約，說到英國，哪能不想起倫敦，想到中國，上海立刻映入腦海。懷著對現代都市的憧憬和崇敬，懷著對美好生活的渴望，每天全世界都有約100萬人從鄉下涌入城市，為現代社會帶來了新鮮的活力。

　　但城市卻不會還每個人以成功，這些新鮮血液有的為每日三餐而奔波，有的干脆墮入

疾病和犯罪的深淵，貧窮讓他們進退維谷，也使城市不堪重負。如果說發達國家面對國內的貧困和不平等束手無策，連巴黎都開始燃燒，那發展中國家則背負更沉重的十字架，孟買暴雨水淹貧民窟、東非雨季霍亂肆虐窮人區。用水、排污、就業、教育、安全、住房……各種問題困擾城市新居民，高樓陰影下抹不去的是擁擠的鐵皮房，看不盡的是被貧窮逼入絕境的失業者，這樣的城市化究竟是福是禍，聯合國人居署12月1日到3日組織了一次世界網民關于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大討論，描繪出了一個網民眼中的城市化。

　　是福是禍城市化

　　193個國家的25706名網民注冊參與了這次72小時的網絡馬拉松，論壇點擊量超過了45萬次，網民們對城市化是福是禍、如果是福應如何引導、如果是禍該怎么應對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網民中有人討論為什么現代城市面臨那么多的問題。孟加拉國網民杰西卡·馬休斯說：“在發展中國家，大城市往往都是政治、經濟、娛樂和就業的中心。它們自然會吸引許多人前來居住，尤其是找工作的年青人。城市也因此面臨眾多壓力：環境問題、基礎設施瓶頸和衛生條件的缺失。”

　　網民里也有直接表達對社會不公正的憤怒的。一個使用“丹帕菲律賓95組織”網名的菲律賓網民說：“是的，貧民窟里窮人們相互幫助，是的，貧民窟除了是社會的一塊毒瘤，也可以被看作是貧困狀態下的生存機制，但沒什么能讓貧民窟的存在變得合理！”

　　不過不是所有網民都這么憤怒，有些網民還頗有些黑色

　　也有人痛數城市基礎設施滯后給居民帶來的不便。同是尼泊爾的網民肖特·拉肖德哈里留言說：“加德滿都，跟尼泊爾所有城市一樣，街道狹窄、道路失修，而且缺乏良好的下水道系統，工業和生活污水無法及時排走，飲用水的供給也有問題。這些問題相加，導致了頻繁的

　　城市用水是本次討論第三世界網民關注的重點。印度的克里什那·卡西說：“城市供水可持續發展的答案不僅在于增加財政投入，而且在于合理、節約地利用資源。”加納網民阿斯孔納留言說：“富人區的居民應該比普通市民多付5倍的自來水錢，這樣貧民區的居民用水就有人買單了。”斐濟的卡瑪爾·哈特里則建議太平洋島國收集雨水幫助婦女和兒童，并為他們提供廉價的硫化氫檢測工具。

　　不少發達國家網民對一些他們認為不太成功的城市化問題解決方法提出置疑。美國網民麥克K留言說：“國家直接向窮人提供金錢，或者撥款給面向貧困人口的住房、飲食項目并不是解決貧困的方法。美國的社會福利系統本應是向貧困人口提供暫時庇護，但現在卻變成了有些人的生活方式。”

　　在討論中，發展中國家網民表現出了解決問題的強烈責任感。巴西的納波里奧·米蘭達說：“我們都對城市的發展有責任，我們希望個人、社會、企業和政府能攜起手來，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城市。”

　　而菲律賓網民“丹帕菲律賓95組織”則始終貫徹其“憤青”架勢，除了表達對社會不公的憤怒外，他還留言說：“要想窮人真正參與到減少城市貧困人口的努力中來，就必須把窮人看作研究貧窮的專家。盡管窮人需要幫助，我們同樣也很堅強。”

　　貧民也能發表意見

　　除了批評制度的死角外，發達國家網民的留言也很注重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多個歐洲和北美的網民留言說應重視技術和教育的力量，并指出真正能參與討論的貧民區居民不多。

　　只不過他們的擔憂卻有些多余。

　　“人居署每兩年都會組織關于城市化的討論，但如果在我們討論貧民窟問題的同時，貧民窟的居民們卻對我們的討論一無所知，這種討論就毫無意義，”人居署執行主任安娜·蒂巴伊朱卡對本次的網絡討論做此解釋。

　　討論期間，人居署在內羅畢、里約熱內盧、新德里等許多城市的貧民窟設立電腦站，以使包括貧民窟居民在內的低收入人口也有機會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居民交流有關城市化、人居環境的看法，還和有關合作伙伴專門在世界各地組織基層女性參與討論，甚至在網頁上設計了頌讀功能，以使有視力問題的網民能參與討論，肯尼亞網民在討論中的參與人數排在加拿大之后，高于美國、英國，占據第二的位置，就很說明組織者所下的功夫。

　　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西南郊，東非最大的貧民窟基貝拉，人居署專門開設了一個幫助站，有工作人員聽取居民的意見，并立刻錄入到網絡討論中去。

　　“你是說就算我今年65歲了，而且不會說英語，也不會寫字，我說的話別人也能知道？”一位大媽帶著懷疑的神情問道，并得到了工作人員肯定的答復。

　　人居署執行主任安娜·蒂巴伊朱卡3日表達了她對討論參與度如此之高的感動。她說：“你們說的很對，貧民窟的問題不僅僅是研究就能解決。但是肯尼亞今天的參與討論人數在全世界排在第二，有那么多人甚至愿意排上幾個小時的隊，為的就是在討論中貢獻自己的想法，這讓我十分感動。關于貧民窟的討論從學界擴散到內羅畢、達喀爾、開普敦、孟買、里約、利馬和馬尼拉這些城市的街頭巷尾，這本身就對世界領袖們發出了一個強有力的信號，是行動的時候了。”

　　蒂巴伊朱卡的意思很明確，在現代社會，知名度和曝光率就意味著轉機，參與討論的眾多網民也許不能解決城市化帶來的問題，但他們卻代表著草根階層的呼聲，不論個人的呼聲多么微弱，只要有足夠多的人共同呼喊，所有人就都能聽到，只要所有人都聽到，就沒人能再對這種呼聲置之不理。

　　高樓的陰影里有沒有我的夢

　　盡管地處熱帶，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的早晨卻從來都有些寒意襲人。3日早晨天還沒亮，互聯網上關于城市化問題的大討論仍在繼續，這一天，參與討論的肯尼亞網民數量將在全世界排到第二，貧民窟問題也將成為討論中最熱門的話題。但對住在內羅畢西南郊基貝拉貧民窟的27歲清潔工雅各布·奧庫來說，這一天跟平時沒什么不同，太陽還沒出來，他就要動身，步行兩小時去市區恩貢路邊的一個住宅區里上班。

　　雅各布的老家在肯尼亞西部的奇蘇姆，距離內羅畢約500公里，他家有兩個姐妹和六兄弟，全都靠著父親的一片約400平方米的土地生活，種植玉米、甘薯和小米。但隨著六兄弟紛紛成人，這片土地再也養不活這么多人，他9年前就和兩個兄弟一同來到內羅畢工作，希望能掙到足夠的錢，早日回到奇蘇姆。

　　“我們全家都種地，我來內羅畢的時候就想早點掙到錢，回去買一片地，我不想呆在內羅畢，”即便對身材并不高大的肯尼亞人來說，雅各布仍舊十分瘦弱，他的性格也很內向，慢吞吞說話的時候總是低著頭，雙手不安地擺弄著墩布。

　　但9年后的今天，雅各布還是坐不起十先令的小巴(約合人民幣一元錢)，他說他每天都步行上下班，這樣可以省下些錢來帶回家給媳婦。他租住在一間十平米見方的鐵皮頂屋子里，四壁都是土墻，沒有供水、供電和廁所，房租每月要花去他折合人民幣600元工資的六分之一。

　　“有電的房子房租更貴，快跟正規房子的價錢差不多了，”雅各布說。

　　雅各布居住的基貝拉是東非地區最大的貧民窟。這片面積約2.4平方公里的貧民窟生活著80多萬人口，人均面積只有3平方米多。從周圍的高地上俯看，成片的鐵皮屋頂一個接著一個，幾乎看不見縫隙，仿佛整個基貝拉被壓在一張鐵皮下。這些銹跡斑斑的鐵皮屋頂在赤道強烈陽光的映照下泛著黃色的光芒，與內羅畢其他地方滿眼的綠色形成鮮明對比。

　　關于基貝拉的傳說充滿了貧窮、疾病、骯臟、擁擠和犯罪，而媒體最愛炒作的則是那里特有的“飛行廁所”：天黑后，一些居民因不敢外出“方便”，而在塑料袋里如廁，隨后將糞便扎緊隨手飛出，稱為“飛行廁所”。

　　雅各布說基貝拉的衛生環境的確糟糕，里面幾乎都是土路，由于沒有下水道系統，路上污水橫流，垃圾成堆，特別是那一個個的塑料兜，讓人聯想到“飛行廁所”。他們的廁所就是在泥地上挖出的一個大坑，上面鋪上木板，快滿了的時候再用土蓋上，另找地方挖掘。根據內羅畢大學社會問題專家保羅·M·西亞加教授的估算，就是這樣一個廁所，有時候也是由400名基貝拉居民共用。

　　而飲用水在基貝拉是要向被雅各布稱為“房東”的人買的，價錢是二十公升五先令(約合人民幣五毛錢)，而內羅畢的自來水價格是每立方米45先令(約合人民幣五元錢)。“房東”賣水的價格竟然是自來水官方價格的五倍！而“房東”究竟是黑幫還是官府，雅各布也說不清楚，只知道有人長期拖欠房租，“房東”就帶人手持大砍刀將其狠狠“收拾”，還鬧出了人命。

　　對于貧民窟等于沒有的基礎設施，西亞加教授說，占內羅畢250萬居民總數約六成的150萬人居住在該市約百分之五的住宅用地上，這些土地約一半為政府所有，但長期以來，一些有“關系”的人與某些政府官員達成了非正式的協議，建起了非法的建筑并將其出租，形成了貧民窟。由于不是合法建筑，這些“房東”沒有任何義務為這些房屋提供任何意義上的維護。“房東”和房客也因此都不受到法律保護，無法參與到關于他們的政策制定中去。

　　根據長期以來的傳聞，基貝拉居民大部分都沒有固定收入，有的甚至長時間處于失業狀態，別說是一天三餐，連一餐都很難保證，經常是一穗烤玉米就是一天的口糧。

　　不過雅各布說，基貝拉還是住著在做各種工作的窮人，有的是保安，有的在銀行打工，有的在飯店當服務員，還有最下層的公務員。根據西亞加教授的介紹，貧民窟里的生活一點都不便宜，這里的水、電、燃料、教育、保健、房租和金融服務十分稀少，價格極其高昂。而貧民窟居民往往掙錢不多，月花費很少超過3000先令(約合330元人民幣)，為了維持貧民窟的生活，他們做的工作從打短工到擺地攤無奇不有。

　　不過失業在這里仍然是生活的“正常狀態”。一名叫維羅麗卡的婦女隨丈夫從農村來到內羅畢追求美好生活，然而進城后，丈夫沒有固定工作，他們全家五口人擠在一間不足八平米的泥屋中，既沒電也沒水，但她仍對生活有著美好的憧憬。

　　“如果可能，我一定要讓孩子們都上大學，這樣他們就會有一個好前程，”她說。雅各布說，他雖然不喜歡基貝拉，但這里很多東西他都可以接受，唯一接受不了的是糟糕的治安。“警察根本不敢來這里，”他說，“而你兜里只要有東西，就有人來搶。”

　　基貝拉盡管規模最大，但它并不是內羅畢僅有的貧民窟，在全肯尼亞，這種貧民窟還有100個左右，全世界則總共有約9億人住在城市里的貧民窟中。這9億人中有許多都有正式的工作，只是他們掙的錢并不足以讓他們搬出貧民窟，住到體面一點的房子里去。而在世界范圍內，每天都有約一百萬人從農村搬進城市，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會成為貧民窟的新居民，這種速度超出了目前大多數國家的基礎設施和住房規劃所能接受的極限。以內羅畢為例，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到2020年，這里的250萬人口將翻翻，其中300萬人將居住在貧民窟中。

　　在地獄中仰望天堂

　　每個人都有做夢的權利，也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盡管不知道高樓的陰影里有沒有自己夢想的立足之地，還是有那么多人像雅各布一樣從農村來到城市。如何為他們建設負擔得起的人道居住環境，如何為他們創造能糊口的工作機會和相關培訓，如何為他們提供供水、供電、排污等基本生活設施，是擺在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面前的一大難題。對他們置之不理不但是對他們不負責任，也是為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

　　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從農村遷入城市的移民有的是為了躲避戰爭，有的是為了逃過饑荒，但更多的是為了逃出日益破產和貧困的農村，尋找更好的生活，這些滿懷希望的農民，懷揣著一個夢想來到城市，但等待他們的，卻依舊是駭人的凄涼。

　　每年兩次的雨季為東非地區帶來了農作物成長所需的水分，但對基貝拉這樣的貧民窟來說，雨季卻不啻為地獄。大雨將貧民窟中累積的排泄物沖刷得四處都是，有的流入了居民們自己打出的水井中，因此每到雨季，霍亂必然橫行。

　　1997年末到1998年初的東非雨季，短短幾個月，從貧民窟中流傳開來的霍亂橫掃東非，肯尼亞、坦桑尼亞和烏干達三國，成千上萬人丟掉了性命，農產品出口和旅游業都飽受打擊。而霍亂并非東非特有，1991年在秘魯首都利馬，從貧民窟中發源的霍亂重創捕魚業，加上旅游業的損失，秘魯在三個月期間損失超過15億美元。

　　如果說流行疾病能讓貧民窟元氣大傷，那這里等于沒有的排污系統和過于密集的人口則更經不起一次洪水。今年七月，強降雨在印度造成上千人死亡，而基礎設施薄弱的孟買則受災最重，其中，孟買的棚戶區首當其沖，齊大腿深的積水多日不退，還造成了傳染病的流行。

　　就是這樣的生存環境，許多人仍然因為在農村走投無路或者懷著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進住貧民窟。城市的擴展對所有人的生存環境都帶來了挑戰。聯合國環境署非洲地區主任賽庫·圖雷告訴記者，非洲面臨的環境和經濟問題里很大的一塊就是城市環境問題。

　　“非洲是世界上城市化最快的地區之一，每年大概是在百分之三到四，極高的速度。但不幸的是經濟發展并沒有跟上城市化的腳步。隨著城市的擴展我們看到了許多脫節的地方，交通問題、垃圾問題、污水問題、

　　正如圖雷所說，貧民窟是城市的一部分，其存在帶來的生存環境問題并不僅僅由貧民窟居民承擔，而是關系到所有城市居民，而由此衍生的諸多問題更會輻射到農村，消滅貧民窟，消滅貧困關系到整個社會、整個世界的發展，這也是人居署為什么會不辭辛勞組織城市化問題網上討論的原因。貧民窟居民在地獄中仰望天堂，但天堂中的居民就真的那么“安全”嗎？(完)(王豐豐 作者系新華社內羅畢分社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