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雜志：正視民企海外找油沖動

　　民營企業海外找油的戰略選擇看似冒險，但如果仔細審視國內石油行業的發展歷史與現狀，則一方面不能低估“從沒有路的地方開出路”的中國民營企業的創造力，一方面也警醒決策者必須正視民營油企這種沖動背后的無奈

　　□本刊記者 王以超/文

　　龍都赴海外找油的故事并非個例，就在龍都宣布與俄羅斯油都石油公司簽署協議的兩周之后，一家由50家中國民營企業聯合投資的長聯石油控股有限公司(下稱長聯)也在京宣告成立。在成立大會上，長聯董事局主席龔家龍明確表示，公司會首先側重于到國際市場為中國尋找油源。

　　連續兩家民營石油公司不約而同地提出了海外找油的戰略設想，頗為引人關注。盡管民營企業躊躇滿志，視其為未來發展的戰略選擇，但海內外頗有一些專業人士質疑其可行性。先期出發的龍都便備受質疑，不僅被俄羅斯媒體暗示其俄方合作伙伴缺乏深厚的石油從業背景，還被一些俄羅斯石油行業人士認定“不是一個現實的項目”。

　　聯系到近年中國三大國有控股石油公司進軍海外遭遇的種種磨難，民營企業的戰略選擇看似冒險；但如果仔細審視國內石油行業的發展歷史與現狀，則一方面不能低估“從沒有路的地方開出路”的中國民營企業的創造力，一方面也警醒決策者必須正視民營油企這種沖動背后的無奈。

　　沖動溯源

　　民營油企將目光投向海外，基本動因在于在國內找不到發展機會。在短短十幾年的發展過程中，中國的民營石油企業一直在為爭取生存權而掙扎。

　　20世紀80年代后期，不少民營企業，從液化石油氣(俗稱“煤氣”)領域切入這一行業，并且掘到了第一桶金。進入90年代之后，隨著經濟的蓬勃以及石油產業的興起，民營企業也漸次進入加油站、石油批發、煉油乃至石油開采領域，并在不少地方繁榮一時。

　　但隨著1998年兩大石油集團的組建，國家政策為之一變。此前由商業系統、地方為主進行調控的格局，變成了國家經貿委宏觀調控，兩大石油公司話事權大增。

　　1999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就向國家經貿委等八個部門轉發了《關于清理整頓小煉油廠和規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意見》(下稱38號文)。這份意見要求，將成品油的批發權全部集中到中石油和中石化兩大石油公司手中，并禁止煉油廠直接向零售商銷售成品油。

　　自此，民營石油企業的命運急轉直下，進入了一個嚴酷的寒冬。很多經營多年的石油企業，一夜之間陷入“無照非法經營”的狀態。此后，國家經貿委又發文，將新建加油站的權限也集中在兩大石油公司手中，進一步加劇了民營油企的困境。

　　這些政策的出臺，公開的理由是小煉廠肆虐，產品質量、環保等存在隱患；加之小企業偷漏稅，“嚴重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其背后的潛臺詞，則涉及到中央和地方上的分權，以及為兩大石油公司的重組、整合，乃至進一步獲得海外投資者的青睞，提供政策上的“保駕護航”。在這種情況下，一盤散沙的民營石油企業，理所當然成了犧牲品。

　　整頓之后，只有極少數的石油批發企業得以幸存，但條件是必須委身于中石油或者中石化。龍都即是一例。龔家龍所執掌的湖北天發集團則遲至2003年9月，才拿到據說是國內民營石油企業第一張獨立的批發牌照。

　　但此時，中石油和中石化寡頭壟斷的格局已成，幸存者的日子并不好過。成品油的實際批發價掌握在兩大集團手里，零售價掌握在國家手里，夾在中間的民營企業無論怎樣閃轉騰挪，也是“八仙桌下打太極”。尤其隨著近年來油價暴漲，“批零倒掛”現象嚴重，民營企業油源告急，難以為繼。據《中華工商》時報報道，遼寧省17家有批發資質的民營石油企業大部分已不能正常營業。

　　在一向壁壘森嚴的上游開采領域，除了陜北地區由于特殊的儲油結構和歷史背景，有近千口油井控制在民營石油企業手中，其余均是兩大石油公司的天下。近年來，陜北地方政府也啟動強制措施，半數個體油老板已被收編國有。中國民營石油企業在壟斷和制度陷阱中愈陷愈深。

　　在很多民營企業看來，2005年2月《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的出臺，為民營油企帶來了一線曙光，其中明確指出石油等重點行業應該向非公經濟開放。

　　但時至今日，堅冰仍然難破。油氣資源的勘探開采將如何開放，目前仍沒有任何可以期許的時間表。在入世承諾的壓力下，中國雖然已于2004年12月11日向外資開放了成品油零售業，并將于2006年12月11日開放成品油批發業，即使享受與外資同等待遇，由于無法進入上游資源，民企仍然缺乏足夠的安全感。

　　此外，在新文件出臺之前，包括1999年38號文在內的許多舊文件仍然有效，民營油企在石油批發、零售、運輸等領域實際受到的準入限制不勝枚舉。比如，鐵道部2003年“鐵運函150號令”明確規定，沒有兩大集團同意蓋章，各鐵路局不準受理成品油運輸業務；國家發改委2004年230號文件規定，乙醇汽油只能由中石油和中石化兩大公司負責生產供應。

　　在國內的油源已經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國有企業壟斷的情況下，如果政策環境沒有根本改善，民營油企除了海外冒險，又能有多少投資機會？

　　布滿荊棘的海外險途

　　在劉立柱和龔家龍看來，國家石油公司在拓展海外市場時，其身份很容易引發一些所在國政治上的憂慮。而石油這樣的戰略資源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治因素，因此單純依靠國家隊，不可能充分滿足中國的石油安全。民營企業可以在很多方面發揮補充作用。

　　2004年，中國的石油凈進口量已經超過了1.3億噸。由于國內原油供應增長乏力而需求上揚，到2020年，中國每年的石油進口量可能會高達4億噸，即占到消費量的三分之二左右。對在夾縫中生存的民營企業來說，如果能從海外找到油氣資源轉而銷往國內，的確是中國現有格局下最可能的一條做大途徑。

　　然而，海外之路同樣布滿荊棘，不僅在進出口、外匯管理等問題上受到國內政策的嚴格管制，國外的市場和制度環境也極為復雜，突破難度不容樂觀，而且不乏國際掮客從中混水摸魚。以龍都選擇的俄羅斯為例，其管制程度之嚴恐不亞于中國。龍都可能遭遇的重重障礙和因合作方身份模糊而產生的種種不確定性，只是所有民企海外之旅的預演。

　　更值得民營企業注意的是，中國在石油進出口上實行的嚴格管制。除了燃料油的進口略微寬松一些，迄令為止，不管是原油進口，還是汽油和柴油這些成品油進口，都有嚴格的非國營貿易配額限制。

　　2005年，商務部公布的成品油非國營貿易的限制只有700萬噸。按照入世協議，所謂的國營貿易，只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化集團以及珠海振戎四家，其余的哪怕是國有企業，也只能去爭奪“非國營貿易”的配額。

　　這樣算下來，真正能夠供民營石油企業去爭奪的，業內人士估計，可能也只有200萬噸左右。對于全國近4萬家民營加油站而言，這顯然是一個象征性的數字。而且，即使配額內的進口，民營石油企業也沒有自主貿易權，只能委托四大國營貿易公司代理進口。

　　民企自身的實力也是制約其海外拓展之路的一個要素。在舊有的管制格局下，先天不足的中國民營企業根本沒有得到充分發育的機會，很長時間在生存邊緣掙扎，無論是規模、技術還是融資能力都處于劣勢。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取得海外合作方的信任，如何操作投資動輒幾十億上百億的原油開采煉化項目，道道考驗都不簡單。

　　不過，無論前路如何艱險，海外找油對小企業而言仍然不失為淘金之旅。現在，從俄羅斯到中亞，從中東到拉美，都有眾多的小型公司在四處淘洗“黑金”。實際上，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進入俄羅斯淘金的歐美企業中，大部分都是小型企業。他們更愿意冒政治和匯率等種種風險，憑借反應速度和適應能力來博取超額回報。

　　從這種角度來看，雖然長聯這樣的企業相對幾大國有石油公司仍非常孱弱，面臨的資金、技術乃至政治上的風險也可想而知，但在管制和壟斷夾縫中生存下來的民企決意放手到海外一搏，未始沒有機會。畢竟，中國的民營企業，幾乎在任何行業都是以“弱者”的身份起步的，從來不缺乏“不顧一切地生存下來”的本能。

　　同時，也應當看到，民企的海外戰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國內石油領域難覓機會而萌生的無奈之選，其中雖然裹挾著種種不規范和不成熟的運作方式，背后凸顯的民營油企的生存與發展困境足以引起重視。關鍵是決策者如何以公正的尺度，來降低民營企業海外投資的風險，疏通石油貿易的渠道，并進一步切實開放國內石油的勘探、開采以及加工流通環節，健全平等監管，從而為國內消費者創造更富競爭性的石油消費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