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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鳴
6月11日至6月14日，北京幾千平民排隊死守“天通苑”4天，就為了一個經濟適用房的購房號。據說，一高校教師為此竟然在帳篷中住了五十天來排隊等號。而與此同時，上海每平方米售價24054元的房子，一人竟然買了49套房。其他人因為買不到，甚至還四處告狀。就算上海市收入水平高，去年人均也才16683元，在一年的收入買不了0.6平米的房子的情
況下，出現這樣的行為，這恐怕就不是為了居住了。
當房價已經變異成了投機的場所和攫取暴利的場所，甚至一些普通購房人也參與到購房投資，結果在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中就出現了以上這樣的現象。盡管我們承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被炒作是不可避免的，房子也不例外。但房子與一般商品、特別是投機性商品最大的不同在于，人對它的需求是剛性的，“居者有其屋”是現代社會公民最基本的權利，更何況是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日中國。
所以，看到了房價被炒作只是問題的表面，在它背后是不同利益群體利益的角逐。我們要意識到目前中國房地產存在的問題并不是市場行為導致的，而是背后有著深層的利益色彩。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對財政收入的考慮，有意減少經濟適用房的建設，因為經濟適用房的土地是無償劃撥的；某些地方政府官員甚至違背政府公職人員應該承擔的公眾利益與房地產商聯起手來，某些學者和理論家不惜違背學術良心和科學底線為一些群體搖旗吶喊，形成特殊利益集團，通過炒高地價、房價來賺取更多的利潤。
從理論上講，出現不同的利益群體是好事情，利益多元化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征之一。只有存在多樣性的利益沖突、競爭和協調，才能使政府的決策行為建立在對社會各個方面的利益和需求的綜合考慮并加以平衡的基礎之上，使政治權力的發揮不能夠“隨心所欲”，而在各方妥協的基礎之上產生的社會規則以及建構起來的社會秩序也會得到各方更大程度的認同、遵守和維護。但是我國社會改革過程中，不同利益群體的發育是極端不均衡的。其中極少數的利益群體利用體制轉軌中的不完善和政治生活中的漏洞，形成了具有特殊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或者因為市場經濟的不規范而得到了好處，或者利用所處的壟斷地位正在牟取暴利，或者利用政府行政管理的漏洞而損公肥私，有的甚至直接運用公共權力謀取私利。這些既得利益集團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最大的受益者，他們的活動破壞了市場的公平原則，他們的存在損害的是其他社會群體的利益。
對于最大多數的群眾來說，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利益雖有漸進的改善，但永遠無法與既得利益集團相比，如無改變，長此以往，這種人民群眾的“不舒適”、“不滿意”、“受壓抑”將直接導致改革與政治的合法性危機。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宏觀調控，抑制房價說白了是為了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與少數既得利益者之間的一次斗爭。國家七部委迅速做出的《關于做好穩定住房價格工作意見的通知》，意圖毫不隱諱，就是針對某些投機炒房的人和其背后的特殊利益集團及其利益相關者。面對日益飚升的房價和民眾不理解乃至不滿情緒的積累，任何猶豫、軟弱都是對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犯罪，是對一些既得利益集團的退讓。
但是，實事求是講，在和諧社會環境下處理處于對立狀態的不同利益群體的關系，對于執政黨來說還是一項新的工作，一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力量之強大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當年央行的“121文件”不就被一些房地產商圍攻而被迫不了了之。為了避免重蹈當年的覆轍，我們必須以更加堅決、更加有力、更加持續的態勢實行房地產新政。在這方面無論多急、多堅決，乃至于矯枉過正都不為過。畢竟保持住房價格特別是普通商品住房和經濟適用房價格相對穩定，是政府和職能部門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政府駕馭市場經濟能力的具體體現。
(作者為中央黨校研究室調研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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