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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眾所關注的中國紡織品貿易遭遇美國和歐盟的特保措施，中國商務部在關鍵時刻不遺余力，和美國、歐盟以及很多國家在這個問題上進行磋商、談判，使中國政府“服務型政府”形象深入人心。但應該看到，相比港、澳、臺地區和西方國家，我國的服務型政府建設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現場報道
開鎖也撥110？服務型政府不是“無限”政府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王紅茹
6月18日，在清雅幽靜的臥佛山莊，迎來了由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和北京大學政治發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聯合召開的兩岸四地“服務型政府與和諧社會”學術研討會。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澳門四地各大學和科研機構近100位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共同探討“服務型政府與和諧社會”的現狀和未來前景。
在素以古典四合院式建筑聞名遐邇的臥佛山莊賓館會議大廳，坐滿了來自兩岸四地著裝講究、神采飛揚的專家學者。不知是因為讓人神清氣爽的環境還是所談論的話題，這些平日里不茍言笑的專家教授此時一個個臉上都掛著溫和的笑容。
“我們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每年都舉辦一次這樣規模的國際型學術論壇，今年的參會人數比任何一屆都要多，主要原因是隨著國家‘服務型政府’與‘和諧社會’的概念提出，關注、研究這方面的學者越來越多，報名參會都越來越踴躍�！贝舜螘h的組織人之一——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佟福玲老師對記者說到。
參會的中國行政學會副研究員胡仙芝博士認為，百姓也應該對服務型政府有正確理解。她舉例說，朝陽區某社區的張大媽有一天出門忘了帶鑰匙，她隨手就撥打110求救。110火速趕到，攀沿樓層爬到了大媽所住的樓層陽臺，進到室內后卻發現大媽的兒子在床上呼呼睡大覺。當110民警問大媽為什么不敲門讓兒子開門時，大媽說怕把兒子吵醒了。
“政府的服務也是有成本的，政府也是有限政府，不是任何事都要做的�！� 來自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趙永茂教授慨言，“建立服務型政府單單依靠政府的力量是不行的，應該與民間力量相結合。政府的資源畢竟是有限的，而民間資源更寬廣。因此，政府除了行政性服務品質之外，很多服務都可以在民間展開，建立政府與民間合作的網絡。”
趙永茂教授介紹，在臺灣，政府很多的服務是民間來“認養”的�，F在到政府辦事，一進門，就有義工端茶倒水。來這里服務的義工很多都是退休人員。當這些民間的服務力量進來之后，感覺和從前大不一樣。在大陸，政府的服務也可以讓民間參與進來。有人愿意捐錢、有人愿意捐時間、有人愿意捐熱心，去參加政府各種協助的服務性工作，同時政府要為他們提供相應服務的條件。
“中國和諧社會的基礎是全民都有較高的生活水平，都能夠享受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碩果。中國現在人均GDP已超過10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已購買力基礎的物價換算，中國人均GDP已超過3000美元。這是令全世界都瞠目結舌的經濟奇跡。而在經濟發展方面，中國政府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卑拈T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理事會主席劉伯龍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肯定了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對話
學者再論服務型政府 香港特區服務最好
主持人：《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王紅茹
嘉賓：
謝慶奎
北京大學政治發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長教授
劉熙瑞
國家行政學院行政管理部副主任、教授
徐湘林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
張世賢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系教授
曹景鈞
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
調控經濟也是政府服務
主持人：近來，國內學術界有一種觀點，認為發改委近段時間的宏觀調控例如對水電價格的干預主要是以行政性手段為主，這種調控應制止。您如何看待這種觀點？以行政性手段為主對經濟的干預也是政府的服務嗎？
謝慶奎：我認為發改委對經濟的干預本身也是一種服務。政府不是無限政府，不是對什么都提供服務，應該劃清邊界，主要是對公共產品提供服務。公共產品包括基礎設施、政策法規等，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公共產品，發改委的宏觀調控不是為了本部門，也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全社會提供一種政策和框架，因此發改委對經濟的積極干預出臺的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服務。
劉熙瑞：當然是服務。從2004年溫家寶總理在《提高認識， 統一思想， 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講話中第一次提出建設服務型政府，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重申以來，我們政府的各項改革一直以建設服務型政府為目標。而服務型政府的職能則包含了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等四個大的方面。凡是政府為經濟發展而進行的調節活動，包括用行政性手段進行的調節活動，都是服務行為。
徐湘林：這要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是什么性質的，其目的為何。無論哪一個國家和哪一種經濟體制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政府干預。只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主要在于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如我們常說的提供公共物品、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和外溢性問題以及市場壟斷問題等。在經濟體制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型時期，政府還需要通過相應的手段來培育市場經濟發展所必要的制度供給。只要政府的干預是為了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使市場機制能夠正常地發揮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就是對經濟發展的一種服務方式。但這只是服務型政府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部。
曹景鈞：這個問題不應該絕對地看，這不是一個黑與白、是和非之間的對比。每一個國家政府，在不同時期考慮問題的角度是不一樣的，要看內部跟外部具體的表現來決定，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發改委的宏觀調控問題也是一樣。
服務型政府的成本與服務分類
主持人：政府的服務是有成本的，從這個角度看，政府也應該是有限政府。那政府應該提供什么樣的服務？服務型政府的范圍應該怎樣界定？
謝慶奎：服務型政府有三個邊界：一是政府的服務有限，二是政府提供公共產品有限，三是政府的服務成本有限。政府提供服務肯定是要花成本的，因此，政府提供的服務要在我們現在條件允許的范圍內，經濟的發展水平能夠提供和保障財政支出。如果現在要馬上實現社會每個人的社會保障，政府顯然做不到，這個成本實在太大。比方說我們的九年義務教育，實際上政府做得很不夠。因為義務教育應該是政府拿錢，但是中央政府還花不起這個錢，還不能全部包下來，這就需要地方政府提供支援和幫助。而目前有些地方政府提供不了，就出現九年義務教育在有些地方不能完全落到實處。
劉熙瑞：政府的服務可從以下兩方面歸納：一是增益性的服務。指政府的行為能直接或間接為提高公民生活品質帶來利益，增加公民的幸福程度，我們可稱之為積極性服務；二是政府的行為能保護公民利益免受損失，不至于因外界侵擾而降低生活品質，或自己去降低生活品質(如吸毒等)，稱為維持性服務。中央提出的政府四大職能中，“公共服務”行為、經濟調節行為，大部分屬于前者；市場監管行為、社會管理行為，大部分屬于后者。這樣理解有助于我們明確，對一切危害人民群眾利益的行為(如假冒偽劣、坑蒙拐騙)進行管理，這是服務型政府所要求的。該管的必須管好，這同樣是服務。從這個意義上說，服務型政府決不是軟政府。
徐湘林：任何機構提供任何服務都需要成本，政府也不例外。而且政府機構作為公共權力的行使者，當社會對其控制和監督不足的情況下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將過多的服務事項交給政府會提高服務的額外成本。政府提供的服務應該是市場無法解決的和市場失靈的部分。應該考慮到政府在配置資源方面的效率問題，在一些公共服務領域可以考慮發揮民間社團和第三部門的積極作用。例如在社會服務、慈善事業、扶貧和教育、社區服務等公共服務領域，政府應該將相關職能轉讓給相關的社會團體，政府給他們政策上的扶助和規范，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和一定資源的支持，讓其發揮作用。在經濟領域，也可以讓一些行業協會發揮作用，以調解行業內部關系，增強行業自律。除了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和非政府組織在互助、慈善事業、公益事業方面的作用之外，政府也應該在自己的領域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務質量。
張世賢：政府應該做回應型政府。回應型政府是指政府不是主動地為你服務，而是你有需要的時候政府才來服務，你需要什么，政府就服務什么。這樣，政府做起來輕松愉快，老百姓也會感激政府；反過來，如果政府提供的服務不是老百姓需要的，政府很辛苦，老百姓也不滿意。當民間力量不夠需要政府介入時，有限政府的理念就表現出來了。
曹景鈞：盡管政府提供服務需要成本，但這里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政府的存在跟企業是不一樣的，企業可以單純地從利益的角度來考慮，但政府考慮的是公眾和公益，而且涉及到社會不同階層的一些利益，所以，當市場失靈的時候，政府就要根據市場提供一些公共產品和服務，包括最基本的醫療等。對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政府要提供一些最低的社會保障。因此，從這個角度看，對那些關系國計民生的很重要的公共產品，比如最基本的教育和醫療方面，不要太考慮成本。
舊觀念阻礙服務型政府建立
主持人：盡管從提出“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概念以來，我國在建設服務型政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仍存在一些問題。您認為目前在我國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障礙是什么？ 該如何突破？
謝慶奎：首先是來自國際上的壓力和障礙。當今國際社會對我們的政府改革和經濟發展，仍持一種懷疑甚至敵視的態度；其次，國內目前存在的地方主義色彩比較重。比如義務教育，現在采取的是中央和地方分攤的辦法，而某些地方政府并不把義務教育擺在優先的位置，不列出財政預算；第三，東西南北城鄉發展的不平衡也是一種障礙，容易引起一些矛盾和沖突；第四，某些政府官員“官本位”意識和官僚主義作風，對建設服務型政府也是一種障礙。
針對存在的問題，政府首先要加大投入，包括基礎設施等各個方面的投入；還要花大力氣實行傾斜政策，使政策多向西部和中部傾斜，逐步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另外，要放緩城市建設，加快發展農村，解決三農問題。加快制定一些社會保障政策，逐步把廣大農民納入社保的范圍。相應地，城市發展可以放緩一些，把用于大城市建設的資金投放到農村建設中。除此以外，政府還要提供各方面的政策法規，對服務型政府進行規范。
劉熙瑞：一是來自公務員本身的阻力。它可能是觀念上的，對服務行為的認識不到位；也可能是利益上的，因為怕利益被剝奪；二是舊的行政體制的阻礙。過去政府體制是居高臨下地管理，總是命令指揮，并已形成了一套煩瑣的管理模式，現在一下很難改變過來；公務員個人所習慣的一套舊的方式方法也還有很大的慣性，對如何從服務出發來調整方法還缺乏清醒認識。三是從社會來看，公民的素質也有需要逐步提高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阻力，并決定了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長期性。
如何突破？首先是觀念的培育問題。通過各種活動，逐步培育公務員的服務理念，服務意識。其次是制度建設。要建立各種為社會、為公民服務的新制度，并以此約束公務員行為，使之逐步習慣。再次是逐步改變公務員的工作行為和工作方法。傳統的行為和方法是以管制、以居高臨下的命令為特征的，要逐漸發展和培育新的以服務為內容，以方便群眾為特征，以聽取、回應、協商、說服為主要形式的新的方法，以充實、改變乃至代替原來的老方法。最后，還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對政府權力的監督制約機制。
徐湘林：其一，各級政府和政府部門服務型意識還不高，管制意識較強。這與我國政府傳統的集權主義結構和管制型行政建構有關。其二，在管制性行政建構的體制下，政府的權力、職能和規模不受或很少受到立法機構和社會的制約，很容易造成行政權力的濫用和行政機構的尋租現象。其三，我國法治體制還不健全，社會利益表達的渠道還不完善。因此，對各級政府機構還缺乏完善的法律監督和社會監督機制，也影響到了政府依法行政程度對社會回應性的效果。其四，政府執行體制仍然殘留著傳統的自上而下的動員型工作方式和方法，例如，習慣于運用下達任務指標的方法和手段推行各種方針政策的落實；過于強調粗放式的行政執行方式，忽視行政執行的專業化、規范化和程序化等。因此，只有從政府的觀念、行政體制和工作方法等層面上深化改革，才能有效建設名副其實的服務型政府。
張世賢：要建立服務型政府，首先是民眾的配合。如果有一些公民隨地吐痰，隨地丟紙屑，政府改善公共衛生就很困難。其次，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障礙在于服務者—政府本身。政府要有雅量接受正確的批評和監督，不要怕批評。政府要愿意聽“忠言逆耳”的話，不能只聽歌功頌德的話，否則也會迷失自己。 第三，政府要增加自身服務的能力。政府要精兵減政，老百姓能做的事情，就放手給老百姓做；老百姓不能做的事情，政府來做。政府應該集中精力做好該做的事情，做出服務的品質來。 第四，政府要利用科技的手段，增加政府的服務能力。政府能盡量不用公權力的，就不要用公權力，要用市場機制的辦法，以及大力推廣電子政務。
香港特區政府服務居四地之首
主持人：如果把內地、香港、澳門、臺灣四地建設服務型政府做一個評價，哪個地方政府的服務程度比較高？
謝慶奎：如果把這四個地方的政府服務程度相比較，香港第一，臺灣第二，澳門第三，內地第四。香港雖然是彈丸之地，車輛也很多，但是交通卻管理得井井有條，其他的公共場合管理也相當好。相比之下，臺灣的服務型政府建設得也不錯，辦一些事情很方便。比如，如果按照規定準備好了三、四份文件，五分鐘就辦好了；不足之處是受政治的干擾太大，另外一些臺灣山區的老百姓生活和城區差距也比較大。在澳門，道路以及公共場所建設得也還可以，只是澳門低收入的階層多一些，有不少人為買菜過海關到珠海去買，但澳門比大陸做得又要好一些。
曹景鈞：我個人認為香港政府的服務程度在四地中是第一位的。盡管臺灣的民主化走得很快，但香港的法制很好，而且很多方面都很開放。臺灣應該排第二位，澳門排第三，內地排第四。這只是一個總體的排法。如果細分，還要看哪一個方面，比如醫療方面，香港是第一，其次是澳門和臺灣，最后是國內。就目前來看，國內有一些地方還存在一些“官本位”思想，官主宰民，甚至在有些地方，官跟民之間的關系很緊張。在香港，如果有一些報紙批評政府的某個部門，他們就會很緊張，要盡快處理一些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政府對市民的反應很快。否則，官員頭上的“烏紗”就有可能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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