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吳威 來源：中國經營報
中國式管理是現實、常識和發展。
批評容易建設難。中國式管理不是什么？誰都能給出自己的答案，但要弄清楚中國式管理是什么，卻并非易事。
為什么？因為真正的中國企業自主發展僅僅20年歷史。至今沒有一家真正意義上的中國自由競爭企業進入世界500強名單。缺乏豐田之于日本式管理的企業載體，總結中國式管理模式就成了一種路徑模糊的探險。
但歸根結底，中國式管理一定是來自中國實踐，而實踐的源頭，往往是我們對自己的根本的看法、價值觀。我們把它稱為常識。
常識 1：人和人的本質差異沒有，但階段性的差異必須承認，對中國企業來說，必須承認不同階段中國組織人的行為特性，并把握這種特性。
講到這里，不能不舉海爾的例子。
海爾CEO張瑞敏回憶到，1984年剛到海爾的前身青島電冰箱總廠時，工人紀律性很差。于是張首先就規定了一個13條，其中一條就是著名的“不準隨地大小便”，其他還有“不準遲到”、“不準哄搶工廠物資”等。這些條款如今看起來很可笑，但是當你在2005年的北京街頭看看大批大批的行人冒著生命危險闖紅燈時，你就能理解這13條的意義了。
某種程度上，張瑞敏的領導力之路就是從這13條開始的。
其后，張創造的海爾的OEC管理法(OEC代表EveryoneEverything，EverydayControl and Clear，中文形象說為日事日畢日清日高。概括起來5句話：總賬不漏項、事事有人管、人人都管事、管事憑效果、管人憑考核)，也是脫胎與此。
再后來，海爾的管理體系越來越成熟。在海爾與日本著名企業三菱重工的合作中，日本帶來一整套日本式管理。張瑞敏說，他們的辦法不行，“你現在到十字路口看看，紅燈亮了，人們照樣闖，熟視無睹，視死如歸。你這幾條規定算什么？”
日本人不信。結果3個月后，還是找到張瑞敏，承認他們的辦法確實不行。
有人說，張瑞敏對中國人的觀察是一針見血。為了克服中國人做事不規矩的毛病，他發明了OEC的管理模式。但仔細想一想，這些思想，這些管理模式的來源，不就是簡單的中國人的常識嗎？之所以張瑞敏做到，原因就在于，他正視了現實，直截了當地給出了解決辦法。比如量化到每個人、每一天、每一份工作。比如“抓反復、反復抓”，比如，“誅大為威”，對干部的要求格外嚴格，等等。
常識2：中國企業剛出生，就強敵環伺，還未成人，就遭遇全球化風起云涌。這就是中國企業的外部環境。
“狼性”，是不少中國企業給自己或者被別人貼上的標簽而其中最知名的一只狼可能就要算華為了。而當我們總結和推演中國特色的管理模式，“狼”成為一個我們怎么也繞不開的動物圖騰。
狼的精神在華為主要體現在市場上的攻城略地。在早期華為的市場策略中，“群狼”似的人海戰術常常被使用，據說在1996年的全國交換機產品訂貨會上，華為抽調了400人，專門在會上服務40個參會的各省市相關領導。結果，在品牌不如外國巨頭，技術也不及競爭對手成熟的情況下，華為硬是搶去了大批的訂單。
從華為離職后寫成《走出華為》一書的湯圣平說，“狼”在華為指的是一種積極進取的擴張精神。
狼的精神，簡單、直白、有效。為什么有狼的精神，因為中國企業在弱小之時就要和國外的競爭強手抗衡。舍不得孩子套不找狼，華為的狼文化同樣是來自對中國企業外部環境的基本認識。沒有這種清晰的常識，就沒有群狼，就沒有強大的中國企業。
常識3：人性的光輝，在哪里都不會泯滅。這是人對自己的最常識的常識，它將在中國式管理中張揚。
海爾以制度管理工廠工人，華為以文化和高薪凝聚IT精英，但其核心的管理思想統統是來自對中國企業的內外部環境的現實，也就是所謂的常識。
下面這個來自深圳金堅制衣公司的案例，表明了即便是對于中國職業化和專業化意識最原始的農民工，常識或者說人性的作用在企業管理中都功不可沒。
深圳的金堅制衣公司可以說完全是家農民的企業。老板樓百金是農民出身，僅僅初中文化，員工是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民，俗稱“打工仔”。在這個勞動密集型的行業，金堅制衣本來也就是個毫不起眼的小買賣。但是樓百金卻靠著自己對中國農民的理解，僅僅用了6年時間就把50人的作坊辦成了1400人的大廠。
樓是怎么做到的呢？
一般的制衣企業，因為工人工資定價、上下工序因質量問題扯皮等問題得不到很好的解決，導致工人的效率彼此都差不多。而樓百金通過上下工序索賠制度、工價招投標預先設定制度等，充分調動了工人的積極性，使得自己的工廠生產效率始終超出同行50%左右。
樓百金說，“我是農民出身，知道農民最渴望公平，所以我們通過制度讓農民參與管理和決策，讓他們感到公平。”樓的工廠成立了5個工人自治委員會，每個委員會的領導都是由工人自己投票選舉的。
事實上，樓在創業多年之后，才第一次在書上看到了“企業文化”這個詞。但這并不妨礙他通過自己的常識和決心，解決了一個復雜的管理問題——非標準工作量的計件工資問題。其源頭，還是來自對人性根本——“渴望公平、渴望重要感”的切身體會。
所以，真正的中國式管理，絕非僅僅來自中國的四書五經，而更多的是來自人性的根本、中國組織人的實際行為特征，以及中國企業所面臨的外部環境。
真正的中國式管理，絕非僅僅來自中國的四書五經，而更多的是來自人性的根本、中國組織人的實際行為特征，以及中國企業所面臨的外部環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