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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春洋 鄒瑞霞/文
20年，我們造就了商業；今天，你是否發現：商業也改變了我們？
“企業化”與“被企業腐化”
過去的12個月， 沸沸揚揚的“胡楊公訴”把醫院的潛規則昭示天下，在公益醫療的公信上無異于雪上加霜；
席卷全國的“假專家，掛牌研究”，極大傷害了科研在公眾心目中的正面形象；
某大學校長接受采訪時大講致富經，結束后追到樓下，囑咐記者“教育是公益的”
……
醫療、教育等國家公用事業部門，不得不面對是“公益”還是“商業”的窘境。
當“利益”遭遇“公益”
“非盈利組織的盈利模型”是一些行業潛規則的學術叫法，“不以盈利為目的”不一定不盈利。在少數人眼里，依托于一個公益色彩的組織，實現商業企業的盈利目的，遠遠比苦心經營一個標準的公司誘惑力更大。這條路不僅擁有得天獨厚的政策優惠，逃脫所有的商業競爭對手，還能免費得到公信口碑，而這一切，幾乎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不用巨大的資本支撐、不用組織優秀團隊，只需要“控制、操縱”，也就是所謂的“合理”使用資源。
一些醫務工作者不僅是白衣天使，還孕育了置人生死于不顧的斂財高手，自稱“醫院經理人”；一些科研單位的苦心研究提高了中國人的生活品質，也幫助黑心藥廠榨人錢財；一些行業協會是成員利益的代表，卻不免被少數利益組織控制，成了互相傾軋的工具；一些國人景仰的大學招牌下面，養活了無數的以挖墻角為畢生目標的教育蛀蟲。他們為利益而聚攏在公益機構周圍，對公益主張沒有絲毫認同。
2005年4月18日，印度的一位母親最終同意為自己的聯體嬰兒做分離手術，手術前，一位醫生解釋說：“如果不徹底分開，兩個都會死，放棄是為了更好地活下去。”或許，這句話也適用于 “國家公益”以及依附其上的“商業蛀蟲”。
從公用到公敵
在《中國財富》的采訪中，讓專家和記者觸目驚心的是，無論是醫療還是科研，那些為數眾多的秉承醫德、恪守科研精神、教育精神的人，面對商業入侵所表現出的無奈和彷徨。“或者選擇同流合污、或者選擇成為‘邊緣人物’”，遭受排擠、失去發展的機會，于是，一些人最終選擇了“加入”，進入小團隊中的主流，卻邁進了道德與法律之間的危險地帶。
專家提出：或許我們可以考慮用商業規則來造就道德。一個國家對道德的規劃水平不僅取決于制度和文化，也取決于調節公信與道德的商業水平。例如：依靠醫療保險制度，由保險公司來審查醫院的收費是否合理；如果某個公益色彩的個人因為私利而傷害了公眾，將被終身禁止從事此類的工作等等。疏導勝于圍堵，積極商業技術在公益領域的應用，或許是走出“公、利”圍城的唯一出路。
誰為國家品牌負責？
《中國財富》采訪中發現，所有對于醫療、教育、科研、環保等機構的抱怨，最終都被歸結到“國家、社會”的層面上，以上“非盈利機構”的商業化過程中，不同程度傷害了國家的內在品牌。一些專家表示：合理商業化是這些機構良性發展的必經之路，但是目前所呈現出的混亂，如同一個沒人管理的市場，我們既不能因為混亂而禁止交易，也不可能眼見顧客抱怨而置之不理。金錢上的損失可以計算，無形資產的損失可以評估，但是，誰來管理道德、公信的損失，誰為國家內在品牌的傷害負責？
醫療：“商業病毒”入侵
當公益的醫療遭遇商業病毒的侵襲，他就不再是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而是一個有著清晰商業動機的生意人，你無非是他要擺平的“客戶”。
背景事件：“胡楊公訴”進程表
2004年12月，湖南省婁底市醫生胡衛民從婁底中心醫院辭職，對外披露醫院院長“楊志毅醫療腐敗”，“潛規則”進入公眾視線。
2005年1月21日到25日，省、市兩級政府組織的調查組展開專項調查。
2005年2月1日，被指院長為調查組報銷萬元招待費傳聞，被媒體稱謂“貓鼠結盟”。
2005年2月4日，婁底市同意“楊志毅”轉正。
2005年2月21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播出“胡衛民醫生”的節目，部分官員表示，將對“楊志毅”作出查處。
2005年3月，調查組結論浮出水面：胡衛民反映的問題“只是發展中的小問題，算不上醫療腐敗”。
2005年4月，各界呼吁重新對事件進行調查，胡衛民得到了眾多媒體和專家學者的聲援。
胡衛民不希望只有自己一個人失眠，他發起的 “胡楊公訴”至今雖然懸而未決，卻早已震動全國。按照我國醫療體制的慣例，他的勝利是可以預期的，但是成果卻要“等等”，直到有一天，即使還他公正，卻早已無人喝彩。胡衛民成了獻身的“白血球”，他一個人對付不了，向中國醫療領域洶涌襲來“商業病毒”。
2005年4月，記者采訪了一位北京某醫院的副院長盧永剛，他對“胡楊公訴”的理解讓人聽了不寒而栗：“其實醫院是間公司，胡衛民只是個不合格的業務員”。而盧永剛本人從一個學營銷的本科生，在5年后成長為控制兩家醫院的“醫院經理人”，可謂“在醫療潛規則”里游刃有余。
商業病毒攻城奪地
盧永剛說：“我理解的醫院經理人就是以贏利為目的，運用商業手法，使用醫療公益形象，運做和包裝醫療機構的商人。他們可以讓一個年營業額不到10萬的醫院，一年內盈余超過100萬。”
貼牌：業務員成為副院長
1999年，盧永剛只是山西一家藥廠的推銷員，常年和醫院打交道讓他親眼目睹了醫療領域的腐敗和暴利，也促使他決心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醫院經營者”。
2000年6月，盧永剛瞄準了北京一家社區醫院作為自己進入醫院領域的切入點。他找到醫院的領導要求承包科室，為期一年，談出的條件是：每年不僅不用醫院投資，還上繳50萬，并且每年以醫院名義在各媒體上的廣告投入不少于90萬，承包科室財務獨立核算，如果贏利超過預期，還可以給醫院多回報10%，也就是多回報5萬元，作為院長本人的“管理傭金”。盧永剛回憶當時的情景：“這樣的條件對于一家連年虧損的社區醫院，簡直就是天上掉餡餅”。
促銷：醫者斂財
名片上印上了“副院長”頭銜的盧永剛開始面對自己的承諾，他首先親自聯系醫藥生產企業，根據他的要求對一些傳統的常規藥物進行重新包裝、組合，形成看上去非常系統的一套治療“頸椎疾病”的“最佳方案”，并在廣播、報紙上開始大肆宣傳，打出的口號是“三天不滿意全額退款，三十年醫院全程擔保”。
廣告收到的效果超過盧永剛的想象，連同活動銷售，前三天幾乎每天都可以銷售5萬元以上的藥品，直到第四天，要求退貨的電話響成一片。
盧永剛早有準備，他提前安排了十個人專門接聽投訴電話，統一說辭是：以每個人病情不同，起效時間會有所差異，醫生建議您繼續觀察兩天，當然，如果您現在執意放棄，我們也可以辦理退款手續。不出盧永剛所料，患者相信“醫者父母心”，不希望放棄這個可能康復的機會，95%同意繼續使用兩天，不過他們沒想到：再過兩天就是第五天，已經超過了藥品退貨期限。
脫身：品牌套現
大半年下來，這家社區醫院終于被患者起訴，患者要求醫院對整個過程承擔“擔保責任”，盧永剛代表院方出庭，辯稱：醫院所擔保的是“三天無效，無條件退款”，而不是“藥物對所有人都有療效。”最后，醫院贏了官司，一年期滿，“非常有能力的盧永剛”從這家醫院全身而退。
醫院的管理者拿到了約定的報酬，卻不知道一個慘痛的后果正等待著他們，2001下半年，醫院的營業額進入10年來的最低谷，不再有患者相信這家醫院的“醫德”，人們不愿把自己的“健康”再次交給“一群利欲熏心的醫生”。
盧永剛用55萬，把這家醫院經營三十余年品牌洗劫一空。
紅十字背后的商業換血
醫院里的生產線
“按照折舊折算的成本，你們造成的損失是1540元，從本月工資里扣除。”這不是一個生產企業例會上的發言，是盧永剛在處罰幾個沒有完成“任務”的醫生。
2003年，此時的盧永剛已經成功控制了北京一家專科醫院，他常說：“我上了一套生產線”，實際上，他在2003年底引進了一套日本的治療設備，之所以稱為生產線，是因為在盧永剛眼中，病人的治療過程，是一個服務過程，“使用我的設備的服務過程”，病人是否需要取決于“客戶說服”，“投入帶來回報”是理所當然的。在盧永剛的眼中，設備不再是滿足治療需要的醫療器械，而是必須滿負荷使用的“生產設備”。
設備引進之前，盧永剛進行了認真細致的“可行性分析”：設備的價格為420萬，每次使用可以收入150元，而每天的最大負荷為100次，也就是說，最多每天貢獻1.5萬元，需要一年的時間收回投入，目前每天有使用需求的患者為40位左右，也就是說，只有每天“說服”60個原本沒有必要使用這套設備的患者，才能實現“當年回本”的目標；目前醫院有15個醫生可以向患者做使用設備治療的建議，所以，要求每個醫生必須保證每天平均有4個患者被“說服”。
銷售培訓
在盧永剛的醫院里，每周都會有一次很特別的業務培訓，這個會議上從來不談醫學知識，也不組織大家交流治療、護理心得，而是探討“患者心理”。多年的“醫療營銷”讓盧永剛擁有了一套獨特的醫患心得，這些心得不是用來減輕患者壓力，配合治療，而是如何利用患者心理，來完成使用醫療設備的“說服”推廣工作。例如：盧永剛認為，給患者康復的信心和向女性推銷化妝品是一樣的，都是在“販賣希望”，只有做到自身堅定，措辭懇切，才能堅定患者的信心，很多時候，患者詢問的過程只是獲得信心的過程，并不是真正判斷治療方案；再比如，即使一個患者擁有9次治療失敗的經歷，依然會進行第10次嘗試，盡管那個新的方案聽上去多么不成熟……經過這樣的持續培訓，醫生隊伍發生了很微妙的變化，一些醫術高超但是沒能領會領導意圖的醫生變的處境艱難，而另一部分無限風光的，恰恰是平時醫術平平，卻能說會道的醫生。盧永剛認為自己比楊志毅聰明：“我不排斥那些醫術高超但是業績不好的醫生，畢竟還要靠他們來解決一些棘手的問題，人盡其才嘛，但是依舊希望能夠培養出一批技術上領先，在業務上也能獨擋一面的人才”，盧永剛所說的業務是指“業務創新”，就是開發新的斂財計劃。
一位知情人對記者這樣描述盧永剛領導的醫院：如果把醫生護士的服裝換成西裝，那就是一家冷酷的企業，但是在患者的眼里，他們一直是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
瘋狂復制 醫療游樂場
2003年，非典席卷全國，深諳品牌之道的盧永剛感覺到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要利用這個機會實現自己醫院知名度的快速爬升。
2003年5月上旬，盧永剛不惜血本，四處開展防護宣傳，贈送防護用品，主動聯系媒體接受訪問，增加曝光的機會……非典結束了，在一次表彰會議上，有些醫務工作者動情哭泣，而冷靜的盧永剛卻站在最前排。此時，他的那家專科醫院知名度已經迅速竄升到同業的前十位。
“未來我會向其他醫院進行管理輸出，這是遲早的事情。” 盧永剛堅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大勢所趨”，“醫院的定位、包裝、品牌塑造、患者管理、盈利能力設計，必然成為未來5年業內學習的大方向，我正嘗試寫這樣一本書”。
按照盧永剛的理論，其實醫院和一個游樂場的經營是一樣的，比如：一個游樂場要上項目，必然要上器材，沒有游戲項目，“生意”一定不好，醫院上檢測治療設備，就相當于游樂場上游戲機，多一臺機器，就多一個利潤點；游樂場很多不收門票，或者收取非常少的門票，然后鼓勵游人參與游戲博彩，真正獲利點在博彩收益上，醫院則可以把手術的費用做得很低廉，獲得病人橫向比較時的競爭力，但是這類手術中一定有一個環節把所有的利潤加進去，比如心臟搭橋手術，其中一個植入人體的小器械，如果采用進口件，費用就在3萬元以上，國產也要數千元，病人在此時已經別無選擇，利潤由此產生；一個游樂場如果規模有限，不能提供游人需要的項目，他可以考慮進行租賃，在醫院經營中，如果本院的技術不能解決問題，那么就給病人推薦解決方案，由醫院出面邀請大醫院的教授出來“走穴”，不僅病人享受了高品質的服務，還享受了相對低廉的價格。
最后，盧永剛還有最后一張王牌：如果游樂場在一個地方時間久了，消費者就厭倦了，于是，可以把游樂場作成巡回的，運做超過利潤最佳時機后，轉移陣地，“常來常新”，盧永剛看來，部分醫療項目同樣是這樣。盧永剛常年有組人馬在全國承包醫院科室，推廣他的頸椎病治療方案，目標是二類城市，通過廣播廣告輻射三類城鎮和農村的患者，大約運做半年，等到收益下降，或者患者投訴增加的時候，卷錢走人。違反了合同，直接給醫院交違約金，畢竟相對于賺取的利潤，這不過是九牛一毛。
在盧永剛的游樂場哲學里，記者很難找到“治病救人”四個字的位置，盧永剛所給出的解釋更是耐人尋味：“高治愈率是我們的品牌基礎，就像商品房必須符合國家的安全要求一樣，但是在競爭中，有幾個地產商是因為房子堅固而持續旺銷的呢？這只是個基礎，醫院競爭的成敗在于外在包裝和內在服務印象管理……”
醫院改革與借鑒
采訪中很多學者認為公立、私立醫院的大面積剝離是我國醫院改革的唯一出路。
在香港，公立醫院醫生的收入和收益之間沒有關系，保證醫生從整個盈利鏈條中解脫出來，得以按照最有利于治療的方向制定治療計劃，采取治療、護理措施。這樣做不僅保證了醫療治療，同時也保護了醫療行業的道德和信譽。
另一方面，私立醫院直面社會監督和考核。通過醫療保險制度，保險公司作為第三人，將以機構的形式對醫院的治療收費進行審視，無論從監督力度還是執行能力，都遠遠超過了患者對私立醫院的監督能力。在患者眼中，私立醫院回歸到“機構、公司”等更確切的定位上，只有獲得良好品牌，才有發展和盈利的可能，從而刺激了私立醫院的良性發展。
醫療腐敗對社會和公眾所帶來的損害遠遠超過了經濟腐敗，直接關乎人命。在醫療商業化過渡的過程中，單純強調“公益”或許已經顯得太過理想化，正確引導或許比“逃避、漠視”都具有更多的建設性意義。
2005年4月，盧永剛成功控制了另外一家婦科醫院，這時，在他直接控制下的機構增加到兩家。面對記者，他坦然地解釋自己的做法是否有悖醫德，甚至觸犯法律：“我覺得所做的一切至少都在法律允許的范圍之內，我們擁有自己的‘企業文化’，而不是所謂的道德，我們沒有草菅人命，并且也參與了大量的社會公益行動，定價有物價局，稅務有稅務局，監督有工商局，目前我合法，相信有一天也會合理。”
截止發稿，有消息稱盧永剛正在接受有關部門的調查，看來法律和道德的雙重審視，他哪樣也無法逃避。
信息塊：
從監管角度，國外的很多經驗也為我國提供了借鑒，例如，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負責處理醫療投訴的主管委員會有復雜的構成規定，以保證所有的醫療監督投訴得到公證、高效的處理。
20 名由州總督委任的獲提名人：
1 名在衛生署任職的注冊醫生；
1 名由衛生部部長提名的大律師或律師；
2 名由澳洲醫學會提名的注冊醫生；
1 名由社區關系委員會提名的公眾人士；
1 名由各間大學提名的注冊醫生；
8 名由醫生組織提名的注冊醫生
6 名由衛生部部長提名的公眾人士，其中至少4人對病人作為醫療服務使用者的權益有所認識。
科研：以公信之名
當科技成為商業的道具，公眾眼中充滿科技感的商品，可能只是策劃人員的杜撰，而那些臺前倍受尊敬的科學家、科研機構，此時，也無非是商場上的“客串演員”。
調查顯示：1998年到2005年的7年里，科研機構在公眾中的“綜合滿意指數”從8.35下降到現在的6.71；有37%的被訪問者認為：這些機構沒有把足夠的精力用于科研，而是用于創收和斂財；另有76%的被訪問者表示，對科研機構的信任，導致了自己不同程度上遭受商業欺詐。
科研機構助力“黑箱制造”
記者見到的周遠達已經離開了醫藥銷售行業，提起一年來他所在企業所從事的藥品營銷，周遠達依然心有余悸。2004年6月，他出任這家大型藥品銷售企業的產品總監，負責產品的選擇和包裝策劃，他把這個策劃過程稱為“黑箱制造”，即使是再平常的藥物，通過“理論包裝”、“可售評價”和“病歷撰寫”一路包裝下來，也能成為明星藥物。
2005年1月下旬，周遠達接手了一個心腦血管藥物的“理論包裝”。他介紹說：“在藥品行業，理論包裝就是從銷售的角度，包裝藥物的成分和療效，來配合宣傳推廣。這在業內是心照不宣的慣例”。首先，學廣告出身的周遠達翻閱了很多心腦血管方面的圖書資料，隨后，打電話給公司設在北京的醫學研究院。兩年前，公司為了進行“理論包裝”專門贊助了一家國有研究機構，它日常工作就是接受全國銷售網絡的醫學咨詢，研究院的專家是公司用重金聘請的退休教授，有很多還是業內的權威。
很快，這種已經慘淡銷售了3年的常規藥物有了一個新的出身：“中俄專家合作研究，歷經10年時間，終于研制成功，獨有R因子，徹底攻克心腦血管疾病。” 周遠達解釋說，所謂的“中俄專家合作研究”，也只是因為這家研究院給俄羅斯一個小研究所發了一封學術探討的傳真；“R因子”在醫學上也根本不存在，研究院認為可以把藥物中的幾個主要成分統稱為“R因子”，從而在銷售過程中，增加科技感和獨占性。
2月初，這套說辭被傳真到各地分公司進行“可售評價”，各地的銷售總監根據銷售經驗，對藥物“理論包裝”提出修改意見。一個突出的反饋的是覺得療程制定得太短了：每個療程是一盒藥，患者很可能只買一個療程，每單的成交價格太低。于是，周遠達和醫學專家商量，是否可以改成每兩盒是一個療程？專家反饋的意見是：可以考慮一盒半是一個療程，如果買三盒，就是兩個療程，并且把價格定為15元，如果患者買三盒可以享受四十元的優惠價，而只購買一個療程，不但沒有優惠，找起零錢還很麻煩。至于藥量與療程的配合，則完全可以按照方便銷售的方式進行包裝。
完成了“理論包裝”、“可售評價”，周遠達開始準備“病歷撰寫”。不同于其他造假企業，周遠達的康復病歷雖然是偽造的，卻要等到“病理表現”到手以后，才能開始撰寫。“病理表現”則是從臨床科研機構購買的。周遠達首先聯系臨床科研機構，使用目前市面上普遍的幾種藥物給目標患者，根據患者癥狀進行分類，把不同的恢復過程記錄下來，并反饋給負責“病歷撰寫”的廣告文案。于是，一個個聲情并茂的康復故事出爐了，患者可以找到與自己癥狀非常相似的“病友康復感言”，即使在藥物服用過程中，出現了發熱、心慌等不良反應，也可以在這些病歷中找到類似情況的解釋。
一次，公司剛剛找到了一個老戰士作為“康復明星”，印刷資料都準備好了，那位老人卻去世了，為了挽回損失，公司通知所有人封鎖消息，于是，這邊是公關部在南京出席老人的葬禮，那邊銷售部在廣州向患者展示老人爬泰山的照片。
采訪中記者發現，經過“黑箱制造”的藥品大多擁有正規的批號和手續，并不是常規意義上的假冒偽劣藥品，科研機構協同策劃人員，通過“黑箱制造”，讓一批批作用平平的藥物，成了市場上被瘋狂追捧的明星產品，高價銷售，然后商人和科研機構瓜分利潤。
患病農民遭遇俄羅斯專家
2005年3月初，周遠達在一次藥品促銷會上，終于見到了經過包裝的這種藥品。周遠達表示：“(在這家醫藥企業)很多的工作人員都是在產品上市以后，才真正見到產品實物，或者說，大部分的宣傳資料是由一群對藥品一無所知的人，根據理想狀態編寫出來的。”
活動之前，按照周遠達的指示，所有的宣傳都把口徑統一成：“中俄心腦血管專家科普講座”，并用大量的篇幅來介紹我國科普的意義和作用，同時承諾，所有到現場的患者都有免費的檢查和贈藥。
說起贈藥，周遠達還著實費了一番工夫統一內部認識，當時很多的部門擔心大規模的贈藥是否會造成得不償失，大家領走了藥物，卻無法促成購買。周遠達咨詢了參加講座的專家，專家支持做這種嘗試，專家認為：目前這種藥物的主要作用機理是通過稀釋血液來緩解血栓帶來的病痛，在剛開始使用的兩到三天內，效果是最顯著的。同時，憑借周遠達多年的銷售經驗，他斷定：當人們使用贈藥進行治療的過程中，思想意識上刻意尋找藥物給身體帶來的變化，這種情況下，即使是服用藥物毫無作用，也能得到患者的肯定。
3月17日，促銷現場的大會議室里坐了足有600個患者，周遠達回憶說：“現場還來了一個拄雙拐的農民患者，也在傾聽‘俄羅斯專家的講解’，當時我特別希望他不要購買，沒想到他買的最早，因為還要趕最早的火車回鄉下。”現場的患者不明白，“專家”都是制藥企業花錢請來的，為了防止專家說錯話，按照行業里的規矩，由醫藥企業先形成講演稿，他本身對產品一無所知。
專家介紹完心腦血管常識，患者可以享受免費的檢查，但是，負責檢查的卻換成了藥品銷售企業的業務員。
周遠達說：“這種辦法簡單得不能再簡單，卻作用顯著。并且，參加的專家還能得到心理的安慰‘對方又不是假藥，國家批準生產，總會有點效果’。”
到底誰還可以信任？
周遠達感慨地說：“現在患者面對的‘醫務工作者’中，有八成是被收買的。他們都以醫務工作者的名義出現，卻都是藥品企業雇傭的說客。例如：收取提成的藥店服務員、社區義務咨詢、與醫藥企業勾結的醫生護士……”
陳先生想到北京的一家藥店買些感冒藥，剛接近柜臺，就有一個穿“白大褂”的服務員過來接待，了解了陳先生病情后，執意推薦一種廣告上常出現的新藥，遭到拒絕后，悻悻地走了，把陳先生冷在當場。
陳先生不知道，在中國盛行了千年的“坐堂醫生診斷”，已經被醫藥企業的促銷攻勢所化解。“在銷售終端，能對患者購買決策產生多大影響，直接決定銷量。尤其對于一些非處方藥品，如果能讓藥店的服務人員進行推薦，銷售業績可以至少提升一半。”周遠達介紹說：“以往，藥店里面的銷售人員擔負一般的診斷職責，他們根據患者的介紹，推薦藥品，現在，大家(醫藥企業)都在做這方面的工作，服務人員知道，賣甲藥品可以提成4元，而乙藥品則沒有提成。”
目前，我國商業企業收買科研機構的情況相對普遍，從洗發水、化妝品等生活用品，到藥品、醫療器械的醫療領域，飲料、服裝，甚至兒童奶粉。記者走訪了幾十家與企業有著曖昧關系的科研機構，總結起來，大體可以分為三類：其一，完全依附于某個企業，除了繼續使用政府直屬的名頭外，其他所有的經費由關聯企業承擔，如某預防醫學會；其二，出賣認證報告，應企業的要求，為產品或者服務提供權威認證，并默許企業對認證報告進行選擇性宣傳；其三，與企業進行科研合作，經費由國家支持，但具體的研究成果則服務于關聯企業。
周遠達對記者說：“無論是納米、磁療、藍牙還是彩棉，每一次應用層面的科技創新，都必然掀起一場科技欺詐浪潮，而這種以科技之名所帶來的損失，以及對公眾的傷害，與這項科技對社會的貢獻不相伯仲。那些為欺詐提供支持的科研單位，和我一樣，也是兇手。”科研的道德，已經不再是實驗室道德，他正通過商業領域，影響的不只是公眾的消費行為，甚至關乎公眾的生命安全。
障眼法：科技助力行銷
在講求個性化訴求的競爭中，科技正從背后走向前臺，向科技要訴求，向科技要對比，甚至可以向科技要銷售演示。
1.向科技要訴求
2005年初，一個面部美白器具開始在廣州登陸。這個產品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應用了最新的納米技術”。在銷售柜臺前，銷售人員更像是一個科學家，大談高科技納米的意義。這種產品是一個布質的面罩，在藥水浸泡后，熱敷在面部，每天保持佩帶半個小時，一個月以后將產生美白嫩膚的效果，而全部的療效都仰賴這種昂貴的“高科技納米藥水”。
采訪中一位美容專家向記者道出了真相：即使不使用任何的藥水，正常人保持每天半個小時的面部熱敷也會收到明顯的美白效果，產品設計人員在原本簡單的原理基礎上，附加了復雜高深的“科技含量”，從而讓原本十幾塊錢的東西賣到了上千元。
2.向科技要對比
“經過某某防治組驗證，我們的產品可以抑制86%的細菌再生”，利用“科學對比實驗”進行廣告表現是最近幾年常見的日化廣告形式，使用對比的方法，把處在同一狀況下的兩組實驗展示給消費者，不僅科技感十足，同時還能打壓對手，自然被許多企業廣為利用。而實驗類廣告宣傳的核心卻是假借了科學實驗的嚴肅性和嚴謹性。
專家介紹說：很多情況下，一個研究機構、一次完全杜撰的實驗，被賦予了科技的光環，對消費者實際上構成了誤導。例如：一則廣告中宣稱對藥品進行兩組人群的試用，最后的結論是其中一組以絕對優勢勝出。醫學專家表示，這類的實驗稱為“雙盲實驗”，在執行過程中，選擇患者、選擇執行醫護人員、選擇接受測試樣本，都應該在非常嚴密的規則下，本著雙盲的原則來完成，有一個環節出現問題，結果的可信程度都要大打折扣。
3.向科技要銷售演示
一個純凈水銷售人員在向顧客演示純凈水和自來水的區別，在盛有純凈水和自來水的兩個杯子里，分別插入兩個電極碳棒，并通電，這個專門用來進行演示的工具開始工作，10分鐘以后，純凈水杯子里的水沒有任何變化，而自來水的杯子里卻出現了大量紅色、綠色、黑色的懸浮物，看上去讓人很有“觸目驚心”的感覺，最后產生“自來水不能喝”的印象。
一位知情人向記者透露，銷售人員依靠這個初中生都能識破的實驗，來說服那些缺乏化學知識的老年人，實現銷售目的。其實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電解實驗，純凈水多經過了電解，金屬離子經過電解以后被過濾，自來水沒有經歷這個過程，所以才會出現很多上面提到的“讓人惡心”的現象。
教育陰謀
教育是否應該贏利的爭論由來已久，但是無論如何，教育都應該是在“授業育人”，而不應該僅僅是一場商業陰謀。
“利用教育賺錢并不可怕，可怕的利用教育害人，也毀了教育的前程！”
教育專家張珂萌評論教育領域商業化的問題：“討論教育是否應該盈利沒有實際意義。如果盈利可以讓教育產業良性發展，讓國民教育突飛猛進，沒有人會反對教育的盈利，之所以這樣做，無非是怕利益傷害了百年樹人這個教育的社會根本。”
其實我們是個俱樂部
“派對MBA”不僅僅是造成了巨大的國企資金流失，更重要的是讓商業研究、商業教育，在表面的繁榮下日益荒蕪。
許振華是北京一所知名大學的教授，他領導的經濟系從2003年開始在北京開展工商管理碩士教育，提起當初的創辦目的，他對記者表示：“出于財務方面的考慮才做成教育培訓班，其實我們是一個俱樂部。” 許振華介紹說，最初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國營企業的老總俱樂部，但是發現很難走賬，俱樂部成員的收費找不到報銷的科目，為了好入賬，才想到了教育機構。“最后發現，目前的這類教育機構有七成都是‘俱樂部’，不過他們是把教育辦成了俱樂部，我是把俱樂部辦成了教育。”
教育專家張珂萌表示了他的憂慮：“很難指望這樣的機構完成真正的商業教育和學術研究，即使我們想要推進我國工商管理的水平，學員也不會同意，因為大家是來‘開派對’的，俱樂部多了，學術研究少了，表面的商業教育繁榮背后，掩蓋的是高端商業教育的黑洞。”
教育機構的組織者對商業教育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單純的培訓和學習遠遠不是中國商業教育的主流，社交才是這個市場的靈魂。2004年6月初，許振華籌備了一個專門針對國營企業帶頭人的培訓課程，并且在宣傳資料上寫明：全部講師都是各名牌大學的知名教授。結果直到9月底，招生任務完成了不到兩成，課程無人問津，最后在一位“資深人士”的點撥下，許振華把招生簡章修改成：全部授課講師為國家參與國企改革的立法人士。此后短短一個月的時間里，65人的培訓班不僅名額爆滿，還有十幾個人在拖關系爭取，招生工作順利完成。“他們不是來學習的，是來拜神的。” 許振華乘勝追擊，推出了另一個課程，重點定位在“零售學研討”，向大學申請了研究經費和專項課題，課程介紹上寫到：面向各大消費品企業的總裁，參與課題組的還有國內規模較大的15個零售連鎖企業CEO。果然，收效同樣顯著，不到半個月的時間，課題組名額爆滿，每天咨詢電話不斷，咨詢的重點集中在：參加課題研討的零售企業CEO都有誰？
許振華告訴記者：太多的商業教育是這種公關俱樂部。有了“立法人士”，國營企業的老總必然聚攏來探聽消息，“進京、立法”，有了這四個字，三十幾萬的學費就成了“毛毛雨”；有了“零售企業的老總”，試圖打開渠道之門的生產企業自然趨之若騖，有這么好的機會可以把所有的下游企業一網打盡，實在要對教育組織者“心懷感激”。至于研討的課題，做做官樣文章，應付了事。
許振華的話有些偏激，卻很是耐人尋味：“其實，即使讓我們做些研究，教授講師都忙著賺錢，‘師’者無心施教，‘學’者無心鉆研。表面的繁榮，只不過是掩蓋黑洞的稻草罷了。”
其實我們是間裝潢公司
“想拿學歷的年輕人，我們當成裝修毛坯房；想混職稱的在職教育，我們當成老房子翻新。”
從2002年開始，程依群在上海的民辦中專開始面向全國招收應屆初中畢業生，經過三年的學習，學生可以獲得13張證書。用程依群的話說：“這是增加學生的就業機率，現在證書少了根本招不上學生。這是市場和干預共同作用的結果。”
在程依群的中專里，學習計算機的學生不僅能拿到本校的畢業證書，還可以完成自學考試大專文憑，能通過全國計算機等級考試，多交1000元，還可以拿到珠算等級、普通話等級、甚至電算化會計等級證書。進入2003年，學校間的競爭日益激烈，你能拿10個證，對方就能拿12個，就業壓力，迫使學生對學校的要求不斷提高。為了應對競爭，程依群在2003年底，一口氣引進了社會上的3個認證考試，全部是公司推薦的軟件認證和人才素質認證。
“這些認證多數都是企業行為，即使是上面指定的，也是企業高層公關的結果。” 程依群提起這件事充滿了無奈。此前，程依群曾經拒絕了一家外資企業的軟件認證培訓，但是沒過幾天，學校就收到了上級某位領導的“條子”，“要培養跨世紀的商業人才，一定要與國際接軌啊”，沒辦法，這所中專就擁有了現在的13張證書。
當記者問及目前學生的就業情況時，程依群變的很警覺，表示目前就業率能達到70%。而具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這些學校出來的學生，往往就業困難，求學期間忙于應付認證和考試，根本沒有時間進行深入的技能學習，等到真正接觸實質的工作，大部分證書形同廢紙。”
外來教育的營銷杰作
2005年4月初，600多位學生家長把北京一所高校的一個禮堂變的異常擁擠，一位臺灣的教育專家在臺上慷慨激昂地介紹著自己的教學理念：“來自美國，廣泛應用于亞洲，在臺灣擁有上千個成功教育案例，如今這種叫做‘少年成功訓練營’的教育課程終于來到大陸。”
這位講師向記者展示了他們在亞洲各地的培訓圖片，以及各種語言和膚色的家長對課程的評價，“利用7天的時間，將徹底還你一個具有國際素質的孩子！我們從美國引進這個課程花費了近400萬美元，又用了150萬元完成對課程的中國化改進，現在終于可以讓中國的孩子有機會接受世界上最先進的教育。”
記者從課程的介紹上了解到，組織者通過夏令營的方式，讓孩子在特定的環境下游戲和生活，并學習“趣味數學”、“思維拓展”、“協作訓練”等七項內容，費用是12,000元。組織者為了增加在場家長的信心，特意邀請了曾經參加過培訓的5位小朋友來進行現場采訪，引導孩子回答諸如：“你最大的感觸是什么？最大的收獲是什么？”等問題。3個小時的推介結束以后，現場有近100名家長領取了申請表格，如果有三分之一家長最后真的接受這項計劃，那么，這個課程至少一次收入近40萬。
最后，一些教育專家向記者介紹：在國外，這樣的內容只是一個普通學校都可以組織的夏令營活動，費用只是孩子的食宿成本，甚至不需要花一毛錢。一些類似的培訓課程目的就是利用中國家長對國外教育的迷信，賺取錢財。可以說，課程的設置不是為了孩子可以獲得素質和生存技能上的成長，而是為了如何更好地獲得“家長滿意度”。
其實家長都是瘋子
最近，一個新的教育盈利模式進入了各大媒體的視線，一個叫攸武的人發明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教育方法：讓學齡前的孩子學習大學的課程。有人說：這個人瘋子，也有專家說：是因為中國的很多家長瘋掉了，扭曲的教育觀，催生了讓人啼笑皆非的教育嘗試。
“宇宙級”一年收費14萬元，其次的“銀河級”、“太陽級”、“地球級”，一年費用從18,900元到500元不等。這是今年創才智力潛能開發有限公司在京推出的“日出計劃”收費公告，他們甚至承諾，只要家長交錢，不用經過篩選，任何一個孩子都可以按照要求變成一個“神童”，“生物神童”、“物理神童”、“音樂神童”、“文學天才”，家長想要什么樣的神童就有什么樣的神童。當然，除了入學交費以外，家長還要繳納6000元的配套材料費。只不過孩子需要從9個月或者1歲就開始學習生物、物理等，這可是貨真價實的抓住了家長望子成龍的迫切心理。
這家公司一面在本地各大高校招募一些需要打工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這很容易，只要承諾給錢，窮困的學生們會心甘情愿的幫他，畢竟他們認為教孩子沒有什么不對的。另一方面，他將這些學生打包放到家長面前，宣稱自己可以讓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給孩子們教授課程。家長自然沒有什么太大的顧忌，因為畢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當然更重要的是，他還用自己的一套“理論”說服那些家長：“需要從小就給他們教授他們不懂的東西，這樣可以激發孩子的大腦潛力”。這樣一來，前面收著家長的高額報名費和教材費，后面只要付給那些學生較低的工薪就可以了，之間的利潤空間難以想象。
目前，還沒有一個國家機構來證明這種教育方法是否擁有科學依據，但是它所折射出對教育觀的思考確是如此讓人不寒而栗，人們試圖了解：還有多少機構、多少公司，以教育為名推出的“培訓、認證、課程”，是唯利是圖的教育陰謀？
協會之爭
當“協會”被利益集團操縱，被收買的公信，被利用的道德，破壞力波及的不再是一個企業，而是一個行業。
一次亞洲杯分組賽在南海火熱開場，球迷在看臺上的吶喊聲淹沒了兩個從北京打來的電話，其中一個來自中國足協，敦促足球贊助商與下屬福特寶公司的合作進程，另一個電話來自乳制品工業協會，要求馬上撤消對“乳制品抗生素”的廣告宣傳，接到第二個電話的企業是光明牛奶。
比賽還在繼續，球迷依然瘋狂吶喊。足球贊助商對記者訴說著自己遭受的“壓榨”，而在場地的另一側，牛奶企業全面撤換“抗生素”廣告，做出同樣反應的還有北京的三元。
同樣是行業協會，何以得到兩種不同的境遇，一種是消極對抗，而另一種則是主動服從。強大的足協，弱小的乳制品協會，在上面的事件中似乎分出了成敗，但是在盈利上卻完全是另一種景象。面對誘惑，是應該“勇于嘗試，放手一搏”還是依然“做好服務，甘于寂寞”？一片懵懂中，一場協會之爭已悄悄開始。
誰在操縱協會？
“協會反映的不再是大家的意志，是少部分人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協會是‘大商家’的協會，不是‘大家’的協會。”湖南商人鄭炯在一次中小企業論壇上表示：“一些行業協會在龍頭企業面前卑躬屈膝，在我們面前拿腔拿調。”
記者采訪過程中，類似鄭先生這樣的言論并不少見，雖然有些偏激，卻道出了很多小會員對行業協會被利益集團操縱的不滿。
鄭先生在2004年的遭遇讓他損失慘重，而下手的竟然是他每年按時交會費的行業協會。在鄭先生所從事的行業，有三家大型企業，生產功能類似的產品，規模比鄭炯的大，但是依靠多年的誠信口碑，鄭炯的產品依然可以占據兩成以上的市場。
2004年7月，三家企業派代表找到鄭炯要求兼并他的小廠，并表示，無論兼并成功與否，這三家已經決定把產品價格提高15%。鄭炯陷入了兩難的境地，自己目前的價格是和客戶商定的，突然提價存在惡意競爭的嫌疑，并且，真的丟了客戶，那三家企業不會有危機，自己的小廠就危險了，最后，深思熟慮之后的鄭炯決定堅持自己原來的價格。
2004年9月，所有當地的關聯企業收到了行業協會發來的一紙通告，大意是說鄭炯企業所生產的產品使用了非環保原料，協會譴責這種行為，并將對具體的事實進行深入挖掘，建議大家謹慎對待與鄭炯的合作。此后的兩個月里，鄭炯生意被徹底打垮了，并于2004年12月，被迫接受兼并。
“我被‘選擇性投訴’了，在我們這個行業，基本上所有的這種產品都存在少量原料不環保的問題，協會被利益集團控制了，已經成了一個工具。” 鄭炯提起這件事情依然非常憤慨。
目前一些協會過分透支了“公益”、“道德管理”這些先天的“資源”，斂財、破壞性經營甚至不惜傷害整個行業的根本利益。
2005年初，一位中字頭協會的秘書長，面對媒體的鏡頭，坐在一排企業老總中間，說：“我同意以上兩位老總的觀點，我沒見到什么‘泡沫’。”此后，不到兩個月，政府公開承認市場過熱，并明確開始調控。如今那些揚言要證明沒有泡沫的老總不再說什么，而協會的這種做法卻沒有辦法如商人般輕易收回。
名利雙收 暗渡陳倉
行業協會的收益大體來自7個方面，按照市場化程度排列，可以把協會分成6個層面，不同的層面，經濟收益相差巨大。采訪中，一位曾經在某省CI研究會工作過的孫先生，道出了一些行業協會的另類盈利玄機。
2004年6月，孫相東進入這家CI研究會，負責對會員單位進行CI系統的咨詢和輔助。按照協會的內部規定，首先要和會員單位建立良好的個人關系，并盡量推薦會員使用專業公司來進行CI系統的組建和維護。作為協會服務項目，這家CI研究會可以給會員推薦5家省內“口碑”較好的CI設計公司，供會員參考。所有研究會的員工都知道：這五家推薦企業中有四家的營業執照，就鎖在這位秘書長的抽屜里，除一家是真正的外部公司，其他所有的都是研究會的控股企業。
去年年底，這家研究會組織了大型的VI設計評選比賽，國內眾多的公司參與，僅參評的費用就收回了近200萬元，贊助的收益也接近100萬。2005年1月17日，頒獎典禮隆重舉行，讓人涕笑皆非的是，在獲獎的前5名里，有三家是這家研究會秘密控制的設計公司，因為實際上只有一套人馬，現場只好請會場的工作人員換了服裝來客串領獎。
評選結束了，結果遭到了部分參會者的質疑，為了化解出現的信用危機，這家研究會一口氣吸收了75位理事，副秘書長人數也擴展到原來的兩倍，所有存在質疑的企業都進入了“協會的管理層”，“所有人都成了我們的關系戶”，并且公開協會的帳目請大家檢查。孫相東介紹說：“協會的帳目自然沒有問題，所有的盈利都從其他的公司走帳，對協會的帳面審計注定一無所獲。真正的審計應該在關聯交易”。
我們是否能“無欲則剛”?
《中國財富》記者利用2個月的時間，拜訪了國內40個行業協會，其中感觸最深是我國行業協會發展的不均衡：兩成協會異常活躍，收益斐然，一成協會形同虛設，名存實亡，剩下的七成則在摸索、試探、徘徊。正如一位協會會長所說：“大家就像一個剛下海的文人，行賄的時候還臉紅，發獎金的時候還謙讓，半夜為了想錢睡不著”。
在十年里，只有一兩間辦公室的乳制品工業協會，有兩件事是值得在驕傲的，其中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全國阻止“抗生素牛奶”炒做。當時，有些企業宣傳奶牛注射了抗生素，將影響牛奶的品質。這種宣傳在消費者中產生了惡劣的影響，消費者的疑惑和顧慮影響了所有牛奶產品的銷售。乳制品工業協會曾出面通知所有企業停止一切關于抗生素的宣傳，并對抗生素對奶品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了解，確定并公布這只是“炒作”。
阻止了一次業內的自相殘殺，協會也樹立了自己在業內的地位。畢竟，各大企業明白：這是場兩敗俱傷的輿論戰，規模越大、戰線越長，受到的傷害越大。“我們得到會員的信任，是因為我們真心為會員做好事。”理事長宋先生認為，只有真正為會員著想，才能獲得尊重和信賴。
采訪乳制品工業協會的時候，正趕上足協被迫公布自己的財務報表，而宋理事長那句話顯得更是意味深長：“服務做好了，錢自然就來了”。
如果說，行業協會把自己服務當成獲得利益的方法，或許正是行業協會成熟的一種象征，只是，當非盈利機構開始考慮利益，也就必然面臨導向性的爭奪。畢竟進入了市場，就必須要有可以出售的商品。
我國的行業協會從計劃經濟時代的“準主管部門”角色正在完成“行業協會”的回歸，在這個過程中，或許沒有成功的經驗可供借鑒，或許我國的市場有自己的特點和要求，但是“以公信之名”，協會穿行于公信、公正的道德光環與企業、盈利的物欲之間，所面對的考驗超過任何一個非贏利組織。
協會收益的來源分析
1.收取會費。雖然是協會對外公布的主要財務來源，但目前會費收入多無法平衡協會的收支。會費從幾百到幾千元不等。
2.會刊廣告收益。會刊多采用贈送的方式，費用從會費中體現，廣告收入為近年出現的新獲利點，目前的盈利能力多相當于印刷費用。
3.行業資料銷售。協會通過一些行業規則的制定，更新并銷售行業資料；通過翻譯、國際交流等方式，獲得國際上相關領域的新技術資料，在會員單位中進行銷售。
4.業務培訓。組織專家、業內精英，為一些會員單位組織業務培訓，收取組織管理費用。
5.展示、會務。會務和展示是目前協會收益的重要構成部份，協會作為行業企業的組織者，出面協調，為企業搭建溝通、展示平臺。
6.評選、評比。用推薦、評選的方式，使用一些指標對業內企業進行排序，收取參評費，甚至操作排名買賣。
7.道德維護。按照一些利益集團的要求，以協會公益名義，出面進行行業道德維護，收取不正當競爭的出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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