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yè)家：紡織品貿易爭端 為何沒有未雨綢繆

　　直到2005年春夏之交有發(fā)生貿易戰(zhàn)的危險，政府才通過“急剎車”來解決問題

　　文/本刊記者 郭大鵬

　　6月8日那天，正是中歐、中美紡織品貿易爭端處在間歇期，形勢最不明朗的時候，商務部新聞辦的官員告訴《中國企業(yè)家》，當時的情況只能說是保持進一步磋商。

　　蘇州市絲綢進出口公司的副總經理余志勇，此時也正焦慮地等待形勢明朗。他對記者說：“政府談判的過程中，企業(yè)最迷惘了。哪怕是不好的消息呢，干脆盡快明確了也好啊。”他所在的這家公司規(guī)模不算很大，但也是全國絲綢出口百強企業(yè)之一，年進出口超過4000萬美元。他說，在他同行圈子里，這種迷惘的情緒四處彌漫。

　　幾十個小時后，將近6月11日零時，中國商務部部長薄熙來和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總算松了一口氣，他們剛剛結束持續(xù)了大約10個小時的關于紡織品問題的磋商，對如何控制今后兩年多中國十種紡織品在歐盟市場的增長達成協(xié)議，隨后簽署了一份備忘錄。備忘錄里雙方達成什么樣的妥協(xié)還不清楚，但畢竟讓懸而未決的事情落到了實處，余志勇這樣的管理者，很快就可以有作出商業(yè)決策的可靠的依據(jù)了。

　　政治家們真能吊人胃口，15天前，歐盟要求就限制中國T恤和麻紗兩類紡織品出口問題和中方進行正式磋商，一下子激怒了向來謙和的中國政府，中歐紡織品貿易的局勢，頓時風起云涌，前景莫測。這種情況下，他們把原則規(guī)定的15天的磋商期限用得足足的，一直堅持到了最后幾分鐘，在中歐紡織品貿易爭端可能向貿易戰(zhàn)演化的前夕，雙方齊齊踩下了“急剎車”。這時，中國的紡織企業(yè)，已經經歷了太多的彷徨和郁悶：有訂單不敢簽，怕成為受限產品；開工不足也不敢輕易解雇工人，如今招工已經不像以往那么容易了。

　　其實，幾年以來，中國政府和行業(yè)組織一直在嘗試著“點剎”，避免中歐、中美在紡織品貿易領域形成激烈沖突，但是許多次嘗試，都讓人有剎車“失靈”的感覺，直到2005年春夏之交有發(fā)生貿易戰(zhàn)的危險，才通過“急剎車”來解決問題。

　　為什么會這樣呢？無視警告的投資熱

　　“如果沒有入世時簽署的過渡性條款，當然就沒有現(xiàn)在的‘設限’問題了。”對這樣的條款，對外經貿大學教授桑百川已經不愿再過多提及。

　　他說的條款正是美國、歐盟對中國紡織品實施特別保障措施的法律依據(jù)，即世貿組織《中國加入工作組報告書》第242條款(紡織品特別限制條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第十六條“特定產品過渡性保障機制”。

　　這兩個條款加上關于反傾銷非市場經濟地位認定的規(guī)定，被業(yè)界許多人視作入世的陷阱。按照世貿組織的規(guī)定，全球范圍內紡織品配額將分階段到2005年全部取消，而這些條款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剝奪了中國享受自由貿易的權利。

　　時過境遷，探討當時簽署這些條款的得失，確實也沒有多大的價值。對中國政府和業(yè)界來說，重要的是研究如何防止美歐利用這一條款，限制中國紡織品的出口。但是中國眾多的紡織企業(yè)沉浸在配額取消的興奮中，顯然忽視了這個問題，這也給希望避免貿易爭端的中國政府出了難題。

　　這方面的警告在中國入世不久就被提出了。

　　美國人唐納德·約翰遜是較早對中國企業(yè)提出了明確警告的人士之一。唐納德在1998年至2000年擔任美國貿易部首席紡織品談判代表和大使，同時，他是克林頓政府所有貿易協(xié)定中涉及紡織品和服裝貿易方面的首席顧問。

　　他在當年唇槍舌劍的談判過程中，和中國外經貿部的許多人士建立了友誼。2002年8月底到9月初，卸任后已經是美國福萊國際傳播咨詢公司公共政策與政府關系子公司副總裁的唐納德·約翰遜，到北京拜訪外經貿部的朋友，同時也就中國未來在紡織品出口當中可能出現(xiàn)的問題和他們交換意見。

　　之后他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說出一些讓業(yè)界震驚的話。他說：在配額取消之后，隨著中國紡織品在美國市場份額的進一步增加，根據(jù)“貿易補救”條款，反傾銷、特殊的貿易保護措施都可能出現(xiàn)，甚至可能在紡織品貿易領域重拾配額制度。中國政府、中介機構和企業(yè)亟待確立對全球的整體出口策略，以避免遭遇不必要的貿易糾紛。

　　正是在這段時間，美國紡織品生產商協(xié)會向美國商務部提出申請，以產品進口增長速度過快、擾亂國內市場為由，要求對從中國進口的包括針織布、胸衣、袍服的五種紡織品(這幾類產品已經不受配額限制)重新設置進口配額，這是美國對中國紡織品實施特保限制的先聲。

　　這時，中國的政府部門好像還沒有什么明確的應對措施。不過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簡稱進出口商會)已經在思考應對之策了。

　　2003年2月，進出口商會在浙江紹興舉行紡織品入世法律培訓研討會議，一些感到威脅的企業(yè)應者云集。唐納德·約翰遜也被請來演講，他仍然是強調上一年來中國時的觀點。

　　商會秘書長王宇開始對企業(yè)敲警鐘，他說：取消配額對紡織業(yè)來說更多是象征性意義。商會一直提醒企業(yè)不要盲目樂觀，原來還有固定渠道固定數(shù)量出口，隨著入世后外貿管理體制日漸寬松，參與企業(yè)魚龍混雜，有很多潛在危機，一旦對方抓住把柄實施市場限制，可能還不如配額時代。

　　王宇在不久前接受《中國企業(yè)家》采訪時說，進出口商會近幾年一直在向企業(yè)界提出警告，但實際效果并不明顯。業(yè)界主流的聲音還是認為配額取消是一大利好，尤其是以前沒有配額的企業(yè)，憋足了勁增加生產能力，期望在2005年后好好賺一把。

　　到2004年上半年，紡織服裝行業(yè)投資達到了高潮：1月-7月基本建設投資增速為132.7%，是2003年同期增速的1.5倍。進出口商會的一份報告就此提出：投資熱導致出口競爭更為激烈，出口價格持續(xù)下滑，出口企業(yè)的利潤空間一再受到擠壓，并為外部貿易環(huán)境的進一步惡化留下隱患。

　　商務部也已經開始在一些場合強調紡織企業(yè)要重視提升產品結構，創(chuàng)建自己的品牌(目前多數(shù)中國紡織服裝企業(yè)還是依照客戶設計好的樣子做簡單的加工)，避免惡性競爭，但是也難見成效。

　　對于難以遏制的投資熱，桑百川的判斷是，地方政府追求短期利益，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因為調整結構是投資大，風險也大，而依靠成本優(yōu)勢搞簡單加工則見效最快。

　　政府、商會缺少作為？

　　企業(yè)界聽不進各種警告，在一定程度上給了歐美設限的口實，不過，在近兩年的紡織品貿易風云中，商務部和行業(yè)組織也顯得多少有些力不從心。

　　美國紡織品制造商協(xié)會等行業(yè)組織，在2002年要求恢復針織布、胸衣和袍服配額的要求落空后，又在2003年7月提出對這三類紡織品實施保障措施的申請。11月18日，美國紡織品協(xié)議執(zhí)行委員會不顧中方的反對，還是投票作出啟動臨時保障措施的決定，對中國上述三大類產品的臨時出口限制隨即啟動。

　　中國外交部、商務部隨后先后表示強烈的抗議，但是抗議沒能阻止美方從12月24日起對中國三類紡織品實行為期一年的“特保”數(shù)量限制。

　　后來有報道說，2003年11月，美國商務部長埃文斯訪華時，中美雙方同意建立專門針對紡織品貿易的工作小組。2004年1月12、13日兩天，工作小組在北京進行了有關三種紡織品的談判。但談判的結果外界不得而知。

　　再往后，1月23日起，商務部實行了一個類似自律的措施：對針織布、胸衣和袍服三類紡織品采用出口登記管理辦法，對企業(yè)向全球出口的數(shù)量和出口單價實行“雙掛鉤”管理，無論一般貿易還是加工貿易，企業(yè)均需在出口報關前領取出口登記證，以規(guī)定的數(shù)量和不低于最低限價的價格出口。

　　這是中國紡織界第一次受到特保條款的打擊，但結果似乎是平淡地接受。一年之后，當設限一年期滿之際，美國又一次試圖延長限制時間時，有媒體開始批評政府的無所作為，一篇報道說：自美方對我三類紡織品首次提起“特保”數(shù)量限制以來，我出口企業(yè)幾乎沒有任何自我約束，政府主管部門也始終未有相關的管理措施出臺。嚴重的是，只要美方給定的增量提前用完，哪怕提前一個月，都會讓美方業(yè)界抓到把柄，以“市場擾亂威脅”為名提起繼續(xù)設限的請求。

　　其實商務部和行業(yè)組織在2004年也沒少做事。前面提到的蘇州市絲綢進出口公司的余志勇對記者說，2004年一年里，他參加的商務部、進出口商會等部門組織的會議就有好幾次。這樣的會上經常有兩種聲音，一種是要求對國內紡織品行業(yè)加強調控，另一種則表示反對，認為不該過多干涉行業(yè)發(fā)展。于是商量來商量去，一年下來，也沒拿出什么實際的措施。

　　這一年6月，歐盟發(fā)起了有史以來對中國紡織品提出的最大規(guī)模的一次反傾銷調查，涉案金額4.8億美元。針對的是從中國進口的“第35類紡織品”(即化纖布)40多個稅號下的5個稅號。

　　另外，王宇向《中國企業(yè)家》介紹：從去年4、5月份溫家寶總理訪歐、吳儀副總理訪美，中國分別和美歐建立了紡織品貿易磋商機制。

　　根據(jù)這一機制，中國商務部和進出口商會分兩線作戰(zhàn)，分別和歐美的政府部門、行業(yè)組織展開若干次磋商。從可以接觸的資料看，這樣的磋商往往都透露出危險的信號，但中方卻缺少相應的有效對策。

　　拿與歐盟的磋商來說，去年9月8日，第一次中歐紡織品業(yè)界對話會議在布魯塞爾歐洲紡織協(xié)會(Euratex)總部召開。受商務部指派，進出口商會為中國紡織業(yè)界組團單位。《中國企業(yè)家》查到的一份進出口商會與歐盟磋商之后的報告，顯示了雙方在貿易領域的強烈分歧：歐方認為中方對歐出口增長過快，在數(shù)量增長的同時，價格急劇下降。歐方認為中方企業(yè)利用不公平手段，包括政府補貼、銀行低息貸款、出口企業(yè)虧本低價出口以搶占市場。如果2005年配額取消后仍是這種現(xiàn)象，歐盟企業(yè)將不得不申請政府使用特保手段，希望中方能自主控制出口增長速度在5%-8%(實施特保限制要求的增幅是7.5%)幅度內。中方則解釋了中國出口增長的原因：產業(yè)鏈完整，技術升級，管理水平提高，勞動力成本優(yōu)勢等。

　　可以看出，歐美有了入世條款對中國的限制，顯得胸有成竹。本應按照世貿組織的要求，分階段取消的配額，但他們一定要等到2005年1于1日再集中取消，這樣自然就引起進口中國紡織品數(shù)量的激增，這恰好又成了限制中國紡織品的好借口。王宇就認為：他們推遲取消配額，百分之百是有意為之。

　　談判發(fā)展到今年5月份，雖然中國政府到5月20日還做出在6月1日開始增稅以減緩出口的決定(國內許多企業(yè)由此抱怨政府過于倉促)，但業(yè)界幾年前就擔心的尖銳沖突還是集中爆發(fā)了：

　　5月13日：美國紡織品協(xié)議執(zhí)行委員會作出了對來自中國的棉制針織襯衫、棉制褲子、棉及化纖制內衣采取紡織品特別限制措施的決定。

　　5月18日：美國紡織品協(xié)議執(zhí)行委員會以“市場擾亂威脅”為由，作出了對來自中國的化纖制針織襯衫、化纖制褲子、棉及化纖制梭織男襯衫和精梳棉紗采取紡織品特別限制措施的決定。

　　5月23日：歐盟紡織品委員會通過了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17日的提議，同意對由中國進口的T恤和麻紗啟動“緊急特保”程序，要求與中國方面就這兩類紡織品的進口問題進行正式磋商。

　　5月23日：美國商務部下屬的紡織品協(xié)議執(zhí)行委員會宣布，再次對4類中國紡織品實行進口配額限制。

　　5月30日，中國決定自2005年6月1日起對紡織品出口關稅作進一步調整，共對81項紡織品取消征收出口關稅。當天下午，國務院新聞辦舉行新聞發(fā)布會，薄熙來部長在會上批評歐美的政策，向世界表明了中國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原則立場。

　　這以后，又是新一輪的談判。

　　專家解讀

　　紡織品罩不住沖突的范圍

　　美國的貿易政策無疑是失敗的。它所努力維系的霸權地位，反而成為日后繼續(xù)前進的絆腳石

　　文/宿景祥

　　中美兩國貿易關系的弓弦，繃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緊。近年來，美國越發(fā)關注國際貿易問題，并且感覺到自己在國際經濟中，確實失去了一些重要的東西。這種關注，原本是合乎情理的。但在美國，貿易問題常被用作一種愛國的借口，為特殊利益集團服務。美國已經將貿易保護主義的重炮瞄準了中國，當美國國內經濟形勢越嚴峻、國內政治斗爭越激烈之時，同中國打貿易戰(zhàn)的危險也就越大。

　　6月2日，美國商務部長古鐵雷斯來華緊急磋商紡織品貿易爭端的解決方案，但重點卻談知識產權問題。美國方面既然無意拿出具體意見，當然也不可能取得實際結果。不過，這也清晰地表明，中美之間的貿易糾紛，遠不只是紡織品問題。6月4日，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出席在新加坡舉行的亞太國家國防部長會議時發(fā)言，把中國定性為一個經濟和軍事發(fā)展態(tài)勢都與其政治體制不同步的國家，聲稱：“如果中國打算完全滿足中國人民所渴望得到的福利和好處的話，中國最終必須接受某種形式的開放和具有代表性的政府。”

　　下個目標是人民幣

　　從美國國內的情況看，事實上，自今年年初以來，美國國會反對中國的情緒一直保持著高漲的狀態(tài)，提出了多項專門針對中國的議案。2月9日，來自弗蒙特州的眾議員桑德斯提出了一項議案，提案名是《取消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的正常貿易關系待遇》。整個提案內容只有一款，準確地說就一句話：取消同中國的正常貿易關系。貿易關系是中美兩國關系的基石，如果取消中國的正常貿易關系地位，其后果之嚴重將不可想像。但就是這樣的一項提案，卻也得到61名眾議員聯(lián)名提交，包括45位民主黨人和16位共和黨人。

　　5月10日，參議員斯諾維提出了一項名為《2005年公平貨幣措施法》的議案。這項議案是作為《1988年匯率和國際經濟政策調整法案》的修正案提出來的。議案的主要內容有兩點：其一，修正匯率操縱的定義。按照原來的定義，如果一個國家在外匯市場上按照一個方向大規(guī)模干預本國貨幣與美元之間的匯率，可被認為是貨幣操縱。按照新的定義，美國“財政部長可以根據(jù)任何其他因素或綜合因素，來確定一個國家是否操縱匯率。”其二，如果該議案成為法律，在實施90日之內，財政部長應進行一項調查，并向國會提交一份關于中國貿易盈余的報告。“財政部長應審查中國與美國的貿易盈余，和其他國家與美國的貿易盈余是否有所不同。”

　　美國是個法治國家，盡管這項議案如此直白，毫不掩飾，但卻并不是全然沒有機會獲得通過。一旦成為法律，它就相當于責令美國財政部，根據(jù)“任何其他因素和綜合因素”，判定中國進行匯率操縱。更直接的是來自紐約州的民主黨參議員查爾斯·舒默新近提出一項議案，內容是如果中國不調整人民幣的匯率，那么就將對從中國進口的產品課以27.5%的關稅。對這一提案初步的投票表決結果同樣令人吃驚，有67名參議員投了贊成票。

　　美國去年從中國進口了1970億美元的產品。以目前30%的增長速度估算，今年從中國的進口額將達到2540億美元。如果對這些產品征收27.5%的關稅，關稅總額將高達700億美元。美國幾年來一直抱怨中國人民幣匯率偏低，要求中國實行“更靈活的”匯率制度。但試圖通過制定這樣的專門法律來迫使中國改變匯率制度，真的是匪夷所思。

　　美國經濟的“精要”之一是借債

　　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160多年前就相信，一個國家一旦取得了霸權地位，它在經濟能力上就幾乎無可避免地會走下坡路。威尼斯、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和英國都曾在世界經濟中占據(jù)過優(yōu)勢地位，都曾經歷過從生產、流通到金融逐步衰落的順序。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惟一的超級大國，或許是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霸權國家。但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美國已經經歷了從生產性社會向消費性社會的轉變過程。今天美國的這種霸權，主要表現(xiàn)在軍事、政治和文化上，尤其是在軍事領域，美國有能力實行單邊主義。在經濟領域，特別是在生產領域，美國已經不再具有過去的優(yōu)勢。貿易赤字持續(xù)而急速地擴大，是美國經濟衰敗最直接的反映。

　　去年的美國貿易赤字再創(chuàng)歷史最新紀錄，達到了6659億美元，相當于GDP的6.5%。今年3月份，美國的進口比出口多出54%。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最終壓迫日本達成“廣場協(xié)議”讓日元升值時，美國的貿易赤字占GDP比重約為3.4%。按照目前的趨勢，今年美國的貿易赤字可能會超過8000億美元，相當于GDP的7.5%。換句話說，目前美國的貿易赤字問題，其嚴重程度比80年代時要嚴重得多。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yè)化國家，美國理應向世界源源不斷地供應最先進的工業(yè)產品。但事實上，美國去年出口的商品中，只有兩類增長：其一是垃圾。美國出口了更多的廢報紙、瓶子、易拉罐和廢鋼鐵。這些垃圾被亞洲和拉美各新興工業(yè)化國家吸收，經過加工增值，再重新出口給美國。

　　美國的第二類大宗出口商品，或者說世界上最大一類出口品，就是美元。這是美國的特權，它依靠自己在金融領域的優(yōu)勢地位，特別是美元的特殊地位，從世界經濟中牟取剩余。這正是美國經濟眼下的“精要”之一。它不分畛域地利用世界各國的資金，無限期、無約束地負債運轉。在美國，負債經營日益成為一種全面性的現(xiàn)象：政府增發(fā)國庫券，公司增發(fā)股票債券，居民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購買住房，學生借款上大學。整個國家將負債經營視為當然，在法律上竟然也行得通。

　　美國的貿易政策無疑是失敗的。它所努力維系的霸權地位，反而成為日后繼續(xù)前進的絆腳石。為了維系自己的存在，美國不得繼續(xù)出口美元，經常賬戶赤字每分鐘增加130萬美元，每天從海外借20億美元。美國不乏有識之士，早就認識到這是一種發(fā)瘋的行為，是不可持久的。但許多政治家、政府高層官員和經濟幕僚，卻總是傾向于把這一局面的形成，歸咎于貿易赤字本身，歸咎于其他國家的不公平貿易措施。這樣的說法對一般公眾具有很強的誤導性，因為它們看起來似乎頗有道理。政治家們發(fā)現(xiàn)，作為政治工具，把極度復雜的經濟問題歸結為國際貿易的說法也極為有用。而政府高層官員們逐漸都統(tǒng)一了思想，也很容易按照這一信條處理問題。

　　中美貿易戰(zhàn)的性質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著名的《國富論》中有這樣一段話：“美洲及東印度通道被發(fā)現(xiàn)時，歐洲人的優(yōu)越勢力，使他們能為所欲為，在此等遼遠地方，做出各種不合正義的事體。今后，此等地方的人民，也許會日漸強盛，歐洲人也許會日趨衰弱，使世界上各地的居民，有同等的勇氣與實力。只有這樣，才可以引起相互的恐懼，從而威壓一切獨立國的專橫，使它們能相互尊重彼此的權利。……這種結果，自然會或不如說必然會，伴隨著世界各國廣泛的商業(yè)而來臨。”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最初發(fā)表于1776年。距離美洲和東印度通道的發(fā)現(xiàn)，已經過了270多年。但斯密認為，這二三百年不過是“短時期”，其影響勢必不可能全部呈現(xiàn)出來。《國富論》的發(fā)表迄今又過了近230年。今天，我們可以感覺到，斯密所說的“世界上各地的居民，有同等的勇氣與實力，”彼此“相互恐懼”、“相互尊重”，正在“伴隨著世界各國廣泛的商業(yè)而來臨”。

　　中國目前所承受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在世界各國中最大。據(jù)世界貿易組織統(tǒng)計，在1995-2004年間，全世界15.5%的反傾銷案是針對中國的。僅去年下半年，美國針對中國產品提出的反傾銷訴訟案就有25起。但這些重重阻礙，并沒有能夠真正遏止住中國的出口。在過去的10年里，中國的出口增長了4倍，占世界貿易的份額從2.5%上升到6.7%。

　　從根本上說，中國經濟的力量來自于內部。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逐漸建立起了較完整的經濟體系，積累了雄厚的工業(yè)基礎。整個社會的文化程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勞動生產率保持著上升的趨勢。交通運輸?shù)然�礎設施有了巨大的改善，國內擁有龐大的市場。因而，幾乎任何一種產品都可以相當大的規(guī)模進行生產。

　　美國試圖對中國開展貿易戰(zhàn)，所反映出是另一個更根本性問題。亞當·斯密的朋友、英國哲學家大衛(wèi)·休謨早在1758年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問的是：當工業(yè)革命先驅者的成功在欠發(fā)達國家引起“騷動”，后者起而模仿，同時具有低工資的優(yōu)勢時，那些率先開創(chuàng)大規(guī)模貿易技能、利用專業(yè)化改進了“機械工藝”的先驅者會怎樣面對？用今天的話說，發(fā)達國家究竟會如何面對經濟上新崛起的國家？

　　休謨說，傳統(tǒng)上的先驅國家，本能的反應是將后來者扼殺在搖籃之中，以避免競爭的加劇。但休謨認為，這樣做的結果是，那些先驅者勢必會無法保持它們的“勤奮和文明”。如果它們能夠奮發(fā)前進，鼓勵和擴大雙邊貿易，維持一個公平開明的貿易制度的話，它們本能從中獲益，并繼續(xù)保持站在前列地位的機會。但是，從美國所發(fā)出的大多數(shù)信號都在表明，美國沒有面對現(xiàn)實。

　　(作者為中國現(xiàn)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