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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動機
當下能源消耗就像一匹脫韁的奔馬，讓人們感到前所未有的緊張。據測算，我國每創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4.3倍，是日本的1.1倍，我國的年能源消耗量是日本的10倍，是美國的5倍。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20多年的時間里取得了發達國家過去需要將近200年才能實現的成就，導致資源與環境問題在很短時間里集中凸顯出來，對維持正常的中國人居
環境和生態系統造成了嚴重的威脅。
嚴峻的環境與資源形勢不容中國再沿襲粗放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道路。我國正逐漸清醒認識到不平衡發展帶來的隱憂。在去年和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發展循環經濟被一再提及。
發展循環經濟的迫切性在哪里？如何破解能源危機與廣東重工業化沖突？該如何發展循環經濟？在此推進過程中，政府、企業應該怎么做？本報記者就這些問題采訪了北京及廣東的權威專家。
中國新型工業化道路應該怎么走
長期以來依靠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式經濟增長，使資源環境付出巨大代價，資源緊缺已成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瓶頸”。
我國正逐漸清醒認識到不平衡發展帶來的隱憂。在去年和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發展循環經濟被一再提及。發展循環經濟的迫切性在哪里？該如何發展循環經濟？在此推進過程中，政府、企業應該怎么做？近日，本報記者就這些問題專訪了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博士、高級研究員陳耀。
新一輪重化工業加速與資源不能承受之重
記者: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您就對“我國新型工業化道路該怎么走”這個問題提出過不少建設性意見。我們注意到，去年和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則明確倡導要走循環經濟的發展之路，您認為這種經濟發展戰略的取向意味著什么？
陳耀:中央目前提出的“發展循環經濟”比我當時主張的“建立和發展現代生態工業體系”在政策外延上更寬廣、更深刻。實際上，我國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應該怎么走是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我們不得不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
目前人們關注較多的是信息化帶動、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以及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而我覺得，從當今世界發達國家工業發展的趨勢看，還應當看到另一條并行的途徑，這就是按照生態經濟規律，建立和發展現代生態工業體系。中央提出發展“循環經濟”，意味著我們傳統的、線型的工業發展模式已經不適合新一輪重化工階段的趨勢了。
記者:您剛才提到我們已經進入“新一輪重化工階段”，您認為它有哪些基本特點？
陳耀:我國的工業化之路經歷了幾個階段。“一五”搞過重工業，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初調整為輕工業化；之后重新調整為重化工，但到了90年代由于能源失衡又有所放松。
我認為，相比于之前的幾次重化工業階段而言，本輪的特點明顯不同。首先是，本輪重化工業趨勢完全由市場需求拉動起來，而不是從前的那種計劃因素造成的，因而具有強大的社會經濟基礎。其次是民營資本的介入，不僅使得我們的工業鏈條加長，而且增強了它的競爭性、靈敏性和抗風險性。
記者:那么，您認為上述基本特征與發展循環經濟有怎樣的聯系？
陳耀:我認為，當前居民對于住房、汽車等大宗消費的需求及其升級，無疑都會把“重化工”推到越來越重要的位置。按照目前這個趨勢，我判斷，新一輪“重化工”階段至少要持續10年時間。
消費的升級不僅帶動了下游市場的繁榮，更拉動了企業對上游原材料的強勁需求。我們不難看到，自去年以來，工業化加速與資源、能源之間的關系出現了越來越多不和諧的聲音。在尋求化解這種矛盾的途徑的同時，更需要重新來審視我們自己的能源狀況，還有從前的工業發展之路是否有迫切需要改進的地方。
資源緊缺與環境約束拷問未來發展之道
記者:2004年，全面緊缺的煤、電、油、運一直困擾著我們的各個行業、各個部門，它對國家經濟造成了不小的損失，也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種種煩惱。在有過了這些經歷之后，我們更清醒地意識到，資源緊缺這個看似遙遠的憂慮原來已經來到了我們身邊。
陳耀:近兩年來，我對煤炭、石油等工業資源作了一些深入地研究，對于你上面所描述的情形自然是感觸更深。
主要的發達國家在重化工業時代都是以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為特征的。然而，我國現階段已經喪失了用這種模式發展的條件:鋼鐵、鋁、銅、石油等主要生產資料已經不能自給，又遭遇能源瓶頸制約，環境也呈現“局部好轉、整體惡化”態勢。這就提出一個嚴峻的問題:一旦沒有了這些資源、能源，我們該怎么辦？
無論是從我國自己的實際耗能情況，還是結合一些國際權威機構發布的報告來看，我國確實已經成為一個超級能源消耗大國。自去年以來，這種態勢在我國更加凸顯。這種狀況一方面反映出我國工業發展迅猛、人們消費強勁，但它同時也反映出我們與資源、能源之間的關系正在與日俱增。
記者:我國發展循環經濟的主要目標是怎樣的？
陳耀:就我了解，是要力爭到2010年建立起較完善的循環經濟法律法規體系、評價指標體系、技術創新體系，力爭屆時使我國消耗單位資源的GDP產出率比2003年提高30%；每萬元國內生產總值的能耗下降17%；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提高到70%；主要再生資源回收利用量提高60%；規模化畜禽養殖場廢物利用率達到70%；城市生活垃圾增長率控制在5%左右。
記者:從這個漸進的規劃看，要實現從企業小循環到區域大循環還有一個較長的過程。您覺得在此過程中，企業、政府需要怎么做？
陳耀:發展循環經濟是生態城市建設的核心內容，有了循環經濟理念和循環經濟體系，城市將以最節約和最高效的方式運行。但是，在發展循環經濟的同時，如何將其與區域可持續發展結合起來？我認為，一定少不了中央和地方的聯動、還包括各個部委之間、地方政府各個部門之間的通力合作。
從產業的角度來看，我認為在當前發展循環經濟的進程中，政府在制定產業政策時要大力促使生態工業體系、生態農業體系和綠色服務業體系共存、和諧發展。譬如，在建設生態工業體系時，要合理選擇或者摒棄冶金、煤炭、石油、化工、建材、造紙、食品等高能耗、高污染的行業；適合搞就地深加工的就不要分散產業群組，集中布局、集約空間，提高資源綜合利用率，降低交易成本。
這種發展模式還處于探索階段，走起來難免會遇到各種困難，因此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積極推動作用顯得十分重要。
本報駐京記者 鄭子軒
推動循環經濟發展需三劍齊發
面對經濟發展中如影隨形的高消耗、高污染和資源環境的約束問題，中國正在尋求經濟增長模式的全面轉變，走節約型發展道路。
但是，我國發展循環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么？我們應該從何處著手，發展中國的循環經濟？本報記者就這些問題采訪了中國最早開始研究循環經濟的學者、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協副主席左鐵鏞。
資源短缺制約經濟發展
記者:據了解，您是在中國最早提出循環經濟的學者之一，您能不能談談當時提出“循環經濟”初衷？
左鐵鏞:我以前是研究材料學的，但是在研究中我越來越發現，中國必須發展循環經濟，這是解決能源瓶頸與經濟高速發展的唯一途徑。
中國不僅是材料生產大國，又是消費大國。2003年我國就已經成為世界第一煤炭消費大國和第二石油、電力消費大國，同時消耗占世界當年消耗總量近50%的水泥、35%的鐵礦石、20%的氧化鋁和銅，但是我國只創造了占世界4%的GDP。
由于我國的資金、技術、管理等原因造成資源的不合理開發和利用，使能源和資源的利用效率低下。
事實擺在眼前，如果不重構節約型和高效率的循環經濟體系，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所需的資源就只能過分依賴國際市場，風險很大，國家經濟安全無法得到保障。
必須進行一場深刻的思想變革
記者:您在剛才的談話中提到，經濟體系需要重構，在您看來，這個重構需要從那幾個方面著手？
左鐵鏞:目前情況下，解決的途徑主要有三個:首先是加強公民的道德觀念；其次是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法規制度；最后，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核心作用。
目前全球性的資源和環境危機，其實質不是單純的經濟和技術問題，也是文化觀念和價值取向問題。要解決面臨的危機，人類必須進行一場深刻的思想變革，創建以保護地球和人類可持續發展為標志的環境倫理和生態文明。
只有積極開展循環經濟宣傳、教育和培訓，把與發展循環經濟密切相關的生態環保和資源節約活動逐步變成全體公民的責任意識和自覺行為，循環經濟才能開展好。
實施循環經濟不能光靠政府的倡導和企業的自律，更需要提高廣大社會公眾的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改變公眾不合理的消費觀念，提高對再生產品的認可度，提倡綠色消費。
建立促進循環經濟發展法規制度
記者:加強公民的道德建設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人們意識尚未完全普及的情況下，什么方式是最能有效地推動循環經濟的發展？
左鐵鏞:在我看來，法律法規作為一種強制手段，它能有效地推動循環經濟發展。發展循環經濟，首先是建立一套比較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通過立法，讓政府各項政令和措施有法可依，生產者和消費者明確各自的責任和義務。
充分發揮科學技術核心作用
記者:您剛才提到的第三個建議是從技術層面上考慮。如果從技術層面上看，我國面臨的主要困難是什么？
左鐵鏞:從技術層面上看，我國發展循環經濟的問題主要產生于三個方面:一是資源消耗增長過快；二是資源利用效率過低；三是資源再生化率不高。
無論是單位GNP資源、能源消耗率，還是礦產資源的回收利用率，都與世界平均水平有很大差距。發展循環經濟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即資源消耗的源頭減量化)，而工業物質的循環效率是整個循環經濟的核心。因此，必須依靠科技創新，建立符合國情的循環經濟技術支撐體系。
記者:循環經濟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目前情況下，怎么解決您剛才說的這三個方面的問題？
左鐵鏞:要解決這三個方面的問題，必須在源頭和生產過程中大幅度降低資源、能源消耗及污染物的產生和排放。
日本、美國和歐洲各國，政府和有關大學以及研究機構都長期堅持這方面的研究，形成系統的基礎數據資料和先進理論方法。比如，各類廢棄物的產生、排放、綜合利用統計，資源保證和生態環境變化的統計與評估，全社會物質流的統計與核算，各種材料運輸方式及服務的物質集約度和環境綜合影響系數的測算與評價等，不僅是微觀方面開展生態設計，開發資源和環境友好型產品，也是國家從宏觀方面制定循環經濟政策法規和計劃的重要基礎。
本報駐京記者 呂天玲
名詞解釋
循環經濟
循環經濟是以提高資源效率為核心、以保護環境和生態平衡為目的、強調可持續發展的一種科學理念和經濟增長模式。有人把它稱為我國經濟發展要遵循的一項重要長期政策。甚至有人認為，循環經濟是對傳統線型經濟發展模式的革命。
如何破解廣東重工業化能源困局
當下廣東正在雄心勃勃、快馬加鞭地進入重工業化階段。但令人不安的是，今年廣東工業增速出現了明顯放緩的情況，今年一季度，廣東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外貿出口、外貿進口、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等7項經濟指標增速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這是前所未有的。據各地反映，煤、電、油、運能源制約及生產要素價格上漲等因素影響很大。能源危機和環境承載危機正在壓迫著廣東。
能源危機和環境承載危機與廣東重工業化沖突究竟會有多嚴重，有沒有破解矛盾，尋求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與資源能耗達成平衡、和諧的途徑？就此，本報記者與中山大學環境與生態研究院院長楊中藝教授進行了一番頗為沉重的對話。
對有效節能企業給予稅收優惠
記者:您如何看待今年廣東工業增速和經濟運行指標出現的波動變化？這對廣東有何特別的警示？
楊中藝:能源緊缺是一季度廣東工業運行增幅下跌的原因之一，但不一定是最深層次的原因。能源對廣東經濟發展的影響已是毋庸置疑的問題，廣東省是一個能源貧乏的省份，能源消費90%以上依靠外省調入或進口。廣東能源消費量的增長速度驚人，2002年和2003年廣東GDP比上年分別增長10.8%和14.3%，電力消費量卻分別增長了15.73%和20.3%，均遠高于GDP的增長速度，這顯然與廣東經濟規模增長主要依靠能耗較大的工業增長這一特點有關系。據測算，廣東能源利用效率僅為36%，上海為39%，浙江為40%，發達國家一般為50%，日本更高達57%。因此，在工業領域推行循環經濟，十分重要的任務就是節能。一是調整工業產業結構，二是推行清潔生產。據測算，如果廣東省10%的工業企業實現平均節能10%，將可節省標準煤884.7萬噸，按每個標準車皮60噸計，相當于約15萬個標準車皮的運輸量。因此，應該采取措施支援企業大力開展以節能為核心的技術改造。在政府層面上，可以考慮以優化資源環境管理作為公共投資的理由，對有效實施節能的企業給予稅收方面的優惠，同時通過加強自主研究開發和技術引進消化等措施強化節能技術的公共支撐能力。
不應發展資源利用效率低下產業
記者:過去20年，中國曾經創造了能源消耗翻一番，GDP翻兩番的成績。但是現在珠三角等沿海發達地區進入了重工業加快發展的階段以后，還能保持這樣一個水平和成績嗎？重工業化能耗需求與全球能源緊缺的矛盾將會導致怎樣的影響？
楊中藝:據統計，1997年以后，在工業內部，我國重工業增長明顯加快，重工業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由1998年的60.2%提高到2003年的64.3%。重工業具有資源消耗量大的特征，我國又恰恰是戰略資源對外依存度較高的國家，廣東省在這一方面面臨的問題更加嚴重。作為珠三角乃至廣東全省，必須心中明晰能源以及其他戰略資源是區域劣勢因素，在決策發展需要耗費大量資源的產業時，就應該特別慎重考慮能否確保包括能源在內的資源供應，尤其不應該發展資源利用效率低下的產業。
廣東經濟高增長靠誰來給養
記者:歐美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階段是否也經歷過這樣一種“三高型”經濟發展階段？他們是以怎樣的方式渡過這樣的危機？廣東要繼續保持經濟高速增長，靠誰來給養？
楊中藝:技術進步是發達國家解決問題的重要手段。當然，將其存在難以解決的技術問題或解決問題的成本很高的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是全球工業發展過程中已經經歷過的事件。中國作為承接這種產業轉移的一個最重要的區域，在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不得不付出代價。我們應該將壓力轉化為動力，充分認識科技進步的重要性，投入更多的科技資源，在幫助加快產業結構調整以及節能降耗方面，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和裝備。根據國外的經驗，應該大力扶持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發展，落實自1998年以來出臺的相關政策和法規，使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有足夠的資金，并與公共科研機構合作建立起技術創新平臺。
尤其應該調整對科技成果的評價體系，注重科學內涵和在解決經濟社會問題中的貢獻，強制性地杜絕單純以論文作為評價指標的行為。
記者:面對中國經濟的后發優勢和能源危機這一矛盾，我們的未來是悲觀的嗎？現階段廣東應該實行怎樣的能源觀和能源戰略？
楊中藝:事實上我們并沒有真正將“后發”轉變為優勢，這對于未來可能成為后發區域的政府是要引以為鑒的。國內外許多有識之士已經明確指出了我國資源環境和生態系統已經出現的嚴重問題。據悉，廣東省要實現2020年GDP翻兩番的經濟發展目標，同時維持環境質量和生態系統保持在較好的水平，即比現在要有明顯改善，人均電力消費量必須降低到現有水平的近一半，單位GDP電力生產率必須提高到目前的8倍—10倍，能源的利用效率必須提高到現在的3倍，這顯然是異常艱巨的任務，客觀地講甚至可能是難以實現的。
建議在以下方面采取積極的措施:一是調整產業結構，在進行產業發展規劃和布局時將區域可承受的能源消耗總量作為決策的依據之一，同時考慮產業的能源利用效率；二是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及清潔生產技術，提高現有產業的能源利用效率，利用生態工業思想實現能源的充分、合理的利用，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工業發展的規劃和布局；三是投入科技資源，大力發展面向未來的節能降耗技術以及新能源技術；四是準確預測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適度發展各種類型的能源生產和供應體系，尤其應該注重發展和扶持非化石來源(煤和石油)的新型能源生產和供應體系。
本報記者 郭逸晴 實習生 明潔
策劃:張翼飛 郭逸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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