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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建海
按照有利于企業自主發展和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原則，2004年6月公布的《汽車產業發展政策》提出，改革政府對汽車生產企業投資項目的審批管理制度，實行備案和核準，而2004年7月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與之保持了一致。
按照這一政策，政府將主要從維護經濟安全、合理開發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優化重大布局、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現壟斷等方面進行核準，對于外商投資項目，還要從市場準入、資本項目管理等方面進行核準。不僅如此，按照《汽車產業發展政策》的規定，專用汽車生產企業注冊資本不得低于2000萬元人民幣，跨產品類別生產其它類汽車整車產品的項目投資總額不得低于15億元人民幣等。這些條件實際上是一個成熟企業的標準，而不應是一個新設立企業的標準，企業成長以及建立在企業成長基礎上的經濟增長在這里似乎失去了意義。
私人資本在中國汽車工業中的重要性，怎么說都不過分。因為私人企業本來就應當是市場經濟的主體。目前在我國的汽車工業中，在融資體制不變或者不改革的條件下，私人企業由于在獲得資金特別是長期融資方面受到根本性限制，而被隔離在中國汽車工業門檻之外。
從資源配置角度看，自由的投資準入制度是實現市場經濟效率的關鍵。在市場需求瞬息萬變的條件下，對市場更敏感的私人企業投資更是代表了理性投資的方向。相對于政府控制的資源和國有企業投資，私人資本投資規模還不大，另外由于在融資方面受到較大限制，我國民營企業調度資金的能力還十分有限。
因此，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踐上看，投資體制改革必須與融資體制改革相結合，否則投資就成了無源之水。
目前我國融資體制的一個主要問題是資本的真正需求者和真正供給者不能直接見面，例如短期融資必須通過銀行體系的中介，而銀行業的進入是受到嚴格限制的。此前曾有5家民營銀行嘗試設立但沒有獲批的事實就說明，目前我國的信貸市場還處于法律規定的“官方中介”階段，而資金使用者和供給者之間的直接交易雖然有效率，卻要冒“擾亂金融秩序”的風險。
直接融資市場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國證監會。在證監會借統一管理之名關閉天津、武漢等地的證券交易報價系統這一接近國際上“店頭交易”模式的試點之后，以證券形式進行的直接融資，包括企業在海外融資，完全控制在中國證監會之下。而在證監會主導下的直接融資效果如何，弊端是顯而易見的。
證監會所謂的“核準”，其實是一種逆向選擇的審批。大量上市公司的財務包裝和對公眾股東的公然掠奪行為，說明我國直接融資市場在企業、公眾和監管者之間存在著有悖于市場經濟理念的“潛規則”，這是一種以“審批”、“尋租”和“創租”為導向的直接融資體制。
總體來看，目前我國的直接融資還是一種政府主導中介的融資模式。為國企解困始終是目前資本市場融資的一條主線，這從證監會小心翼翼地根據股市行情拋出已核準上市企業以及隨時上市的國有企業對市場的沖擊可以看出。在這種體制下，私人企業上市不過是國有企業上市的一種襯托，相對于企業對資金的實際需求，最多起到“毛毛雨”的作用。值得疑惑的是，這些企業如何成為“幸運的”上市公司成員，其過程值得商榷。
還有一個不可理解的情況是，我國的現行法律不允許自然人投資者擁有超過5%的上市公司股份，這是一種通過法律程序拉長委托代理鏈條的非效率政策。這也是為什么我國上市公司股東普遍對企業投資損失失去切膚的感覺，以及上市企業普遍存在大規模資產流失的原因。
此外，外商投資中非直接投資部分，由于人民幣資本項目上的不能自由兌換，許多投資基金和信貸在國內處于隱蔽和“半地下”狀態，這也使私企很難從中獲得融資支持。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投資與市場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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